松井石根战争责任的再检讨——东京审判有关南京暴行罪被告方证词检证之一

东京审判判处南京暴行第一责任人松井石根绞刑,但所判只是普通战争罪的不作为,否定了公诉方提出的对和平之罪的相关罪名。由此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是最高量刑和消极责任的问题,二是甲级战犯名实是否相符的问题。后者尤有重大意义。本文通过比对、检讨被告、辩护人的证词和他们事发时自己的记录,证明影响免责判决的松井石根的消极虚像为被告方刻意编造,东京审判对松井石根的免责判决为在缺乏证据情况下做出的不当判决。松井石根列名甲级战犯确有所当,并无冤枉可言。     

松井石根战争责任的再检讨——东京审判有关南京暴行罪被告方证词检证之一

东京审判判处南京暴行第一责任人松井石根绞刑,但所判只是普通战争罪的“不作为”,否定了公诉方提出的“对和平之罪”的相关罪名。由此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是最高量刑和消极责任的问题,二是甲级战犯名实是否相符的问题。后者尤有重大意义。本文通过比对、检讨被告、辩护人的证词和他们事发时自己的记录,证明影响免责判决的松井石根的消极虚像为被告方刻意编造,东京审判对松井石根的免责判决为在缺乏证据情况下做出的不当判决。松井石根列名甲级战犯确有所当,并无“冤枉”可言。     

法则构建与史事论析--2018纪念东京审判宣判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1948年11月12日,东京审判宣判完毕,标志着日本“大东亚战争”的侵略性质和A级战犯的战争罪行成为历史定论。2018年11月12日,为纪念这一活动,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在上海举办了“2018纪念东京审判宣判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英国剑桥大学、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日本立教大学、日本明治学院大学、日本《朝日...     

公正与缺憾: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纪实

有些历史阴霾虽能淡出人们的视线,却跳不出人类的记忆。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宣布开庭,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大审判。审判日本战犯,是人类基于正义和平的原则以及国际公法的惯例而进行的文明对野蛮的公正判决。东京审判前后持续了近3年,庭审过程可谓波澜起伏,悬念迭生,审判的结局最终是正义战胜了邪恶。与此同时,东京审判也留下了种种缺憾。战争已远去,记忆尚犹新,让历史的画面定格在     

林彪、江青集团主犯受审记(下)

林江罪行令人发指理当受到严惩公正判决合理合法中外人心大快主犯（下）·文史纪实·按照我国颁布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对案犯的审判分为法庭调查、法庭辩论与被告陈述和终审判决等几个阶段,法庭调查需将起诉书所列的被告罪行,一一核查证实,然后据此定罪和依法判处,在调查过程中如果某条罪行证据不足或可以辩解,就得予以撤销不作判决根据,第一庭审王洪文“长沙告状”那一条就是这样,第二庭也有此例,如李作鹏向黄永胜报告毛主席南巡讲话内容,黄永胜立即密报了叶群,造成严重后果,但不能据此定李作鹏有罪,一是因为他…     

从国际法看南京大屠杀

从国际法看南京大屠杀〔日〕新美隆引言有关国际法对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实所做的评价,在从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４日至１２日进行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东京审判）的判决书中有详细记述,裁决谷寿夫等人的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战犯审判军事法庭的判决也有案可稽。《旧金山...     

国民政府对日战犯审判的属性问题再检讨

以往学界将盟国在亚太地区所组织的对日战犯审判划分为两类——A级审判与BC级审判,认为A级审判即以A类罪名为审理对象的审判,BC级审判即以BC类罪名为审理对象的审判,国民政府所组织的10场审判应也当属于BC级审判。然而,回到历史现场,“BC级审判”之称实际不符合国民政府审判的实质。从管辖权的规定看,国民政府审判起初自成一派,不以类别区分所辖罪行,后来模仿东京审判,将ABC三类罪名全部纳入管辖权。这与BC级审判管辖BC类罪名的特质不符。从各地审判的实践看,国民政府军事法庭主要审理B类罪行,其次是A类罪行,而不曾审理C类罪行。揆诸实情后,可知国民政府审判不能被认为是BC级审判。“BC级审判”之称反映了后人对各国审判的复杂面相认知不清。相关含义和属性应再加检讨、申明。     

东京审判与中国

东京审判是日本战败投降后反法西斯盟国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的国际军事审判。中国作为盟国的重要成员和日本侵略战争的最大受害国派员参加了东京审判。中国参加审判的法官、检察官及其助理人员怀着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积极参与了审判,为审判的成功进行做出了贡献．特别是在揭露日本主要侵华战犯的罪行并加以严惩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审判是在美国的主导下进行的,国民党政府又对审判重视不够。对审判的复杂性估计不足,使中国未能在审判中发挥应有的更大的作用,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参加东京审判的一大憾事。     

二战后对日本战犯的审判

一、东京审判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清算日本侵略者的罪行,1945年9月11日,远东盟军最高司令部下令逮捕以东条英机为首的39名战犯。     

东京审判对于重光葵的审理

重光葵作为日本职业外交官,活跃于大正与昭和时代,先后出任日本驻华公使、驻苏大使、驻英大使、外务大臣和大东亚大臣。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中,重光葵以甲级战犯嫌疑人身份受审。在重光葵的个人辩护环节,其美籍辩护律师弗内斯以欧美外交人员和新闻业者的证词为重光葵说项,聚焦九一八事变前后中日交涉、"一·二八"淞沪停战谈判、1940—1941年日英密谈等多个事件中重光葵所起的作用,强调重光葵是"和平"外交原则的实践者,进行无罪辩护。在东京审判中,众多战胜国人员为甲级战犯嫌疑人提供辩护证词的案例并不多见,这是重光葵成为甲级战犯中获刑最轻者的重要原因之一。对重光葵的审判体现了东京审判的程序合法性,同时也反映了东京审判的局限性。     

居廉水墨杂花册鉴考

"居古泉先生是承前启后一位大师,岭南三家初得新技法,合居氏画风影响创出新国画。此册是居氏神来之笔。虽未署款,审定为晚年精品无疑。吾曾见居氏花鸟册不下十余件,但未有及此者,近兄以重金购藏,可宝也。壬申五月、善深。"这是岭南画派第二代传人杨善深先生在居廉《水墨杂花册》中的     

夏文明崛起的生境优化与中国城市文明的肇始

夏民族从颖河流域和汾河下游发展到伊洛平原的历史进程中,伴随着生境的不断优化而步入了文明时代,建立了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二里头王都,从而开启了中国城市文明的先河。二里头城市文明的聚集效应和辐射效应,有力地促进了夏文明的跃进。     

新乡市博物馆《馆藏青铜器精品展》的陈列设计

新乡市博物馆搬迁至原平原省委旧址后,利用旧址主楼推出馆藏文物精品展览.其中<馆藏青铜器精品展>在展室面积、展线长度及展室结构等条件有限的情况下,精选青铜器103件,内容分青铜礼器、青铜兵器、铜镜三大部分,展示了青铜器在国之礼仪、国之战争及日常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反映出新乡市博物馆的文物特色,较好地体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     

The Work of the Institute of Geography of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SSR in 1958

The author defines satellites primarily on the basis of their commuting links with the central city or cities. He discusses characteristics of satellite cities and towns and their functions, trend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location of satellite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Soviet city planning. In the following translation, the Russian term gorod has been translated as city, and poselok gorodskogo tipa (urban-type settlement) as town.     

清初文人画家宋骏业生年之发现

清初文人画家宋骏业向来不为绘画研究者所重视,只因其曾于康熙三十年（1691年）奉命而举荐王翚（1632-1717年）主绘《康熙南巡图》、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与孙岳颁（1639-1708年）主编《佩文斋书画谱》、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与王原祁（1642-1915年）先后主持《万寿盛典图》而进入绘画史的视野,故其生平资料现存甚少。《清史稿》将宋骏业小传附于乃父《宋德宜传》之后,曰：子骏业,自副贡授翰林院待诏,直御书处,历兵科给事中。康熙四十一年,     

民国时期的商会票概论

民国时期纸币发行混乱,呈多元化货币发行的格局,但在各种主体发行的货币竞存中,乡村底层市场上流通的纸币,即县乡纸币,是最独特的一种。笔者有幸参与由戴建兵先生主编的《中国钱币大辞典·县乡纸币卷》的编写,有机会对石长有先生等人收藏整理的民国时期县乡纸币有较全面而又直观的了解,其中经商会注册或由商会直接发行的纸币尤为引人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