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鼐先生与中国科技考古——读《夏鼐文集》有感

<正>夏鼐先生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是中国杰出的考古学家,是现代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今年是夏鼐先生诞辰100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专     

夏鼐先生对丝路货币研究的贡献

夏鼐先生是我国杰出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新中国考古工作主要指导和组织者,中国现代考古学奠基人之一。     

夏鼐与埃及考古学

<正>夏鼐,字作铭,浙江温州人,生于1910年2月7日,1985年6月19日在北京逝世。1934年7月,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经济史专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同年10月初考取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的考古学部门,后改到英国伦敦大学攻读考古学。按照校方的规定,凡是到伦敦大学学习考古学的留学生,必须有田野考古工作的经历。因此,夏鼐于1935年春前往安阳殷墟,参加梁思永主持的殷代王陵区的发掘。1935年夏,夏鼐远渡重洋抵达伦     

“以考古经世”:唯物史观与历史语言研究所时期夏鼐的考古学研究

唯物史观是夏鼐考古学研究和工作的指导思想。历史语言研究所时期,夏鼐的思想经历了从"洞察当前的社会"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到"以考古经世"的考古学研究的思想转变。留学英国期间,夏鼐积极吸收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在古代埃及学和中国史前考古学中,夏鼐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提出了文化系统说,呈现了人类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多样化文化格局,形成了自己的考古学思想。史语所时期,夏鼐的考古学研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然而为他成长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奠定了基础。     

夏鼐先生的学术思想

夏鼐先生的治学方法和学术思想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的宝贵财富 ,文章追溯了夏鼐的学术生涯 ,并对他在中国考古学史上的历史地位作了一定评价。     

夏鼐对甘肃考古事业的重大贡献

中国现代考古学家夏鼐在中国较早地开始了考古工作,主编了《新中国的考古收获》和《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主持和领导了《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的编纂工作,还写有许多对后来者有参考价值的论文。夏鼐对甘肃乃至全国的考古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承续永嘉精神：夏鼐早年治学的心路历程及其学术风格

1930年至1934年间,夏鼐治学方向经历了三次转向,从社会学转到中国近代史,进而转向考古学。夏鼐早年治学领域的三次转向,对其学术思想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夏鼐治学转向既有时代背景,亦有家族文化、永嘉区域文化的因素,同时这些因素形塑了夏鼐早年治学的学术风格。夏鼐早年治学思想,为其考古学研究奠定了学术基础,是其整体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夏鼐与惠勒博士——追溯一段学术史

莫蒂默·惠勒(1890—1976年)是出生于英国的世界考古史上的知名人物,其研究范围广泛,包括罗马艺术与建筑、英国史前遗址、罗马帝国与英国的关系以及印度-巴基斯坦考古。他在皮特·里弗斯将军提出的考古发掘方法和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出一整套科学的田野考古方法,他主持的梅登堡发掘达到了他所在时代的前所未见的高度,为田野考古树立了新标杆。与此同时,惠勒热衷于发展考古教育事业和公共考古事业,新中国考古学的奠基者夏鼐在留学英国期间,尤其是1935至1936年间,曾跟随惠勒学习田野考古方法,并参与了1936年夏天的梅登堡发掘。新中国成立后,夏鼐阅读了惠勒的多部新作,追踪了惠勒的考古发掘技术和思想。本文将依据《夏鼐日记》所记夏鼐与惠勒的交往和对惠勒著作的阅读,勾勒出一段学术史。     

殊途同归:夏鼐和苏秉琦中国文化起源多元说形成之比较

目 次 一 夏鼐对"中原中心论"的判断 二苏秉琦中国文化起源"多元说"初步形成 三 五批碳十四数据对"中原中心论"的冲击 四 夏鼐和苏秉琦的中国文化起源"多元说"最终形成 五 从世界史前考古背景看夏鼐和苏秉琦的贡献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考古学界对于中国文化起源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从"中原中心论"转变为"多元说"[1].对于这一转变,学术界多强调苏秉琦的贡献,其中公认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是其1981年发表的《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2],而夏鼐对这一研究的贡献目前强调得还不够[3].实际上,早在1977年夏鼐已认识到中国新石器文化起源的多元性[4].而夏鼐最早跳出"中原中心论"的框架,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认定为不同的文化类型的认识,更可追溯到1962年[5].     

夏鼐先生与古埃及串珠研究

正埃及考古学中,一部研究著作在时隔65年后才发表是很罕见的,除非此中有历史的或档案的缘故。当然,因为是夏鼐先生的博士论文,我们可以理解其中的原因,他数十年来一直是中国考古学界各项重要发现和研究工作的领军人物。但对于研究夏鼐生平和研究方法的人来说,也许他们还不清楚,这部著作是考古学上一个关键性的、期待已久的进展,不仅对埃及,对整个非洲乃至其他地区的历史研究均如此。正如论文第一章中     

《江陵雨台山楚墓》获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奖二等奖

一九八六年九月,在沈阳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六次年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奖评奖委员会向首次获得该项奖励的五本考古专著的作者颁发了奖金和奖状。我省荆州地区博物馆编著的《江陵雨台山楚墓》一书荣获二等奖,该书的主要执笔者、定稿人,荆州地区博物馆副馆长陈跃钧同志应邀专程前往沈阳出席了第六次年会并领了奖。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奖,是以我国著名     

考古门内的人生站点——读《夏鼐日记》之二

本文以《夏鼐日记》为文本依据,围绕夏鼐先生在从事考古学研究半个世纪中走过的不同地点,交往的不同人物,梳理了夏先生在考古学门内的人生轨迹,旨在理解生于忧患的有良知的一代知识分子"学术建国"的理想。     

民国时期夏鼐对考古学的认识

夏鼐早先觉得考古学是"第二三流"学问,后来认为"治上古史,考古学是占中心的地位"。夏鼐对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在认知层面上的反映,主要与他个人的经历以及当时学术的整体发展有关。在"史前"和"历史"时期,考古学与历史学关系的表现稍有不同,但是历史学的因素贯穿考古学研究的整个过程,并且研究考古学与历史学的最终目的大体相似,即认知、还原古代社会。对夏鼐学术思想的分析、对民国时期考古学与历史学关系的探讨,不仅有助于理解民国学术发展史,也有利于从一个侧面理解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历史学界的基本状况。     

仰韶文化前期的陶器

今年,是著名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教授从事考古工作55周年,恰好也是他诞辰80周年。他从1934年主持发掘陕西宝鸡斗鸡台基地以来,一直始终不渝地探索与追求,坚持考古科学的自身特点,在考古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考古学文化谱系和中国史前考古学文化分布规律与格局、考古田野工作基地建设、考古报告编写、考古工作队伍建设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近年来,他又特别强调考古学是个独立的学科,要摆脱传统史学的影响与束缚,为考古学的研究开拓出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他的这些贡献,促使中国考古学在国际范围的考古学研究中,更加成熟,更具特色。他从1952年至1982年,任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现考古学系)教授,兼考古教研室主任。他用广博精深的学识、严谨朴实的作风、慈爱宽厚的胸怀,培养了校内外几代考古工作者。他的这些学生,在全国考古文物工作各个层次的岗位上,正在充分发挥出核心与骨干作用。为庆贺苏秉琦教授从事学术活动55周年和诞辰80周年,我们组织了一组论文在本期发表,以此作为鲜花,献给考古学导师苏秉靖教授和考古文物界的朋友们!     

呼唤世界考古学中的中国考古学

中国近代考古学科及其基本理论、方法的形成,都是上个世纪上半叶从国外引进的结果。中国最早的一批考古学家,如李济、梁思永、夏鼐等人,都是学习了国外的考古学或人类学之后,回到中国,并在实践中为建立中国的考古学科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中国考古学科在其实践中,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来,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上个世纪50至70年     

考古学与历史学的整合——从同质互补到异质互动

正一学界以往关于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关系的讨论,~((1))主要从学科整体出发加以比较,着眼时代侧重于先秦,也更倾向主张考古学对历史学的积极意义。这些讨论虽然注意到考古与文献材料在生成方式、涵盖范围等方面的差异,但更多的还是强调两者在历史研究中的互补作用,强调文献所见历史背景对于考古材料解释的参照作用。一言以蔽之,更倾向于将考古与文献材料加以结合而非对立。如此理念正与夏鼐、王仲殊对考古学的经典界定相呼应:"考古学和历史学,     

鼎之绝大者,指日定干霄:夏鼐

<正>初识夏鼐名字的人,一定对"鼐"字用意好奇。其实,夏鼐最初的名字并不这么独特,而只是一个十分普通的名字:夏国栋。初中的时候,为了仿其兄夏鼎之名,才改名为夏鼐,字作铭。鼐,鼎之绝大者,是古代阶级权利的象征;作铭,为古物制作铭文。如此看来,出生于传统浙商家庭的夏鼐与考古学似乎早在改名之时便已结缘,而他勤勉好学、事必躬耕、严谨负责的学习研究态度,也注定他的人生定能犹如至高大鼎,指日定干霄。     

夏鼐的学术与他的时代——写在夏鼐先生逝世30周年之际

<正>1985年《考古》第8期报道了夏鼐先生逝世的消息,并全文刊发悼文和夏先生传略1,此时距夏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有两个月的时间。在夏先生遗体告别仪式上,党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等送来花圈,全国及全世界许多国家的学术机构与学人——包括世界知名学者和国内的普通考古工作者——都     

详解：中国的考古学管理体系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也是一个历史记载极为丰富的国家。但田野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却是20世纪初叶的事情,而且可以说是受西方近代科学思想影响的结果,中国早期从事考古活动的人员中,也主要是受西方人类学或考古学训练的学者,这里有早年留学美国的李济、梁思永、冯汉骥等以及留学英国的夏鼐、吴金鼎、曾昭爝等。当然,中国传统的以“正经补史”为目的的金石学也对中国现代考古学、特别是历史考古学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国考古学中考古学文化定名问题产生的缘由和探索

20世纪20～40年代,中国考古学中相继形成了"首次发现小地名法"和"特征命名法"两种主要的文化命名法。至1950年代,因为特征命名法的滥用,尹达、夏鼐等学者不断进行纠正。夏鼐在《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定名问题》一文,提出定名的三项原则,此后又写了《再论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一文。经过尹达、夏鼐等人的不断努力,从1960年代起至今,尽管在考古学文化命名上仍有分歧,但夏鼐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定名原则,得到了考古学界的普遍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