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乱与生存：抗战时期鲁西冀南乡村平民生活管窥

抗战爆发后,鲁西冀南乡村平民宁静的乡土生活被打乱。他们在战乱中过着恐慌与被掠夺的日子,日伪不间歇的"扫荡"中,"跑反"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由于日伪残酷掠夺和榨取,加之灾荒连绵不断,使得鲁西冀南乡村平民百姓生活极度困苦,吃、住、行都与战前呈现出不同的样态。鲁西冀南乡村平民百姓的战时生活状态,某种意义上是中共抗日根据地某个时段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一个缩影。     

抗战期间中共对乡保政权的改造——以华中抗日根据地为中心的考察

华中抗日根据地是抗战期间中共开辟的重要战略基地之一。在根据地创建的过程中,通过改造乡保政权巩固根据地是中共采取的重要举措。中共对乡保政权的改造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开创初期,为了站稳脚跟、打开局面,中共在沿用旧有乡保制度的同时,主要改造乡保长群体;随着根据地的日益巩固,中共推出新乡制,试图通过乡选完成对抗日根据地乡保政权的彻底改造。在全民抗战的大背景下,实现抗战与民主的共赢是中共制订乡保政权改造政策的出发点;策略性与战略性相结合、灵活性与原则性相统一是中共成功改造乡保政权的主要经验。     

论鄂豫皖根据地对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贡献

鄂豫皖根据地创立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由该根据地诞生的红军部队,历经浴火斗争,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分别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主力部队,成为中共领导的重要抗日武装力量。根据地重视干部培养和人才集聚,为抗日斗争和日后中共建政,培养了大批干部人才。鄂豫皖根据地虽然长期孤悬敌后,但是在中共组织的坚强领导下,抗日武装队伍不断壮大,游击战争始终得以坚持,有力打击和牵制了敌伪顽力量,根据地成为中共抗日武装东进南下的桥头堡,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以及中共"绾毂中原"在全国取得胜利,发挥了重要的战略作用。     

山西抗日根据地农村基层文教工作述略

山西抗日根据地是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八路军实行对日抗战的立足点、发展抗战的出发点,是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据以领导与指挥华北抗日战争的中枢神经。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抗战期间,根据地政府把抗日与生产相结合,发展了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同时,为了提高人民思想认识水平、阶级意识,发动群众积极抗日,“把落后的农村改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胜利”犤1犦…     

纪念东固革命根据地创建80周年学术研讨会征文启事

东固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创建的最早的革命根据地之一,因其特色和贡献而被毛泽东称为李文林式根据地。2007年9月,是东固革命根据地创建80周年。值此之际,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与中共吉安市青原区委、中共吉安市委党史办公室将联合举办纪念东固革命根据地创建80周年学术研讨会。研讨会召开时间初步定于2007年7月,地点在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届时另行通知。现面向全国征集论文。     

安徽抗日根据地的妇女运动

安徽抗日根据地的妇女运动与根据地的农运、工运、青运及其他群众运动一样,是随着根据地的建立而兴起,随着根据地的巩固发展而发展的,是在中共的领导下开展的。     

鄂豫皖根据地的农业经济建设初探——早期土地革命的红色历史

土地革命开展前,鄂豫皖根据地以农业生产为主。封建土地占有关系严重阻碍了乡村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落后,自然灾害频,地主、豪绅通过高额地租、高利贷剥削农民,鄂豫皖根据地农业经济非常落后。1927—1932年,中共在鄂豫皖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进行农业经济建设,打破了封建土地分配制度,推动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农民生活得到改善,提高了参加革命的积极性。鄂豫皖根据地的农业经济建设,对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共华北地方组织在创建抗日根据地中的地位与作用初探

本文围绕着应客观反映中共华北地方组织在创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用翔实的史实说明,七七事变前后,中共华北地方组织已基本恢复。并成为华北最大政党,进而指出在八路军未投入开辟抗日根据地之前和八路军开始创建抗日根据地但暂时未到达的地区．中共华北地方组织即先机着手创建抗日根据地,首次提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分为三种类型,即以八路军分兵发动群众为主、八路军与地方党组织协同配合、地方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为主。     

论苏联出兵东北对东北根据地建立的历史影响

本文探讨了苏联出兵东北对中共建立东北根据地的历史影响,认为苏军进驻东北为中共在东北创建根据地提供了诸多有利因素,中共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些有利因素,采取科学灵活的策略方针,建立并巩固了东北根据地,从而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后方基地。     

肖像政治:1937-1949年中共节庆中的领导人像

随着近代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发展,具有内在政治属性的领导人肖像成为政治力量控制的政治公器。1937—1949年,基于政治生存环境的变化,中共在根据地、解放区的节庆活动中借助领导人肖像建构革命政权的权力象征。基于塑造政权合法性的思虑,中共适时地引进了本属国家话语系统中的孙中山等领导人肖像,并且在根据地节庆活动中频繁地使用;同时,出于宣扬政权独立性的考量,中共在节庆中有意识地突显自我领导人肖像,最终将毛泽东像视为革命政权最高象征使用在各种政治和社会生活中。     

我国党政关系规范化的必然性及其实现途径

党政关系是现代国家政治生活中最基本的政治关系。在我国,党政关系先后历经了＂寓党于政＂、＂以党代政＂、＂党政分开＂以及＂党政关系规范化＂四个阶段。历史发展的进程告诉我们,党政关系规范化是正确处理党政关系的必然选择。因此,加强党的领导,积极发挥人大的作用,实现党政关系的法治化,建立党政信息公开机制,都将有助于实现党政关系的规范化。     

《群众》周刊与马克思主义在国统区的传播

《群众》周刊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和香港地区公开出版的机关理论刊物,通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生平的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诠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大历史事件的回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展示,担负起在国统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中国共产党政治主张的重任。《群众》周刊为有效传播马克思主义,采取了灵活多样、贴近实际的传播方法,如借助纪念活动刊发纪念文章、理论推介与理论交锋并举、通过刊载广告推介进步书刊、通过开辟读者信箱解疑释惑。《群众》周刊不仅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范围、推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且有效传播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塑造了中共领袖群体的形象。     

美国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城市接管史研究述评

新中国城市接管是城市管理与城市建设的一个特殊阶段,其时间虽然较短,但影响深远。中国共产党对新解放城市的接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厦的奠基石,也是中国共产党建政成功与否的关键。因此,研究中共城市接管是洞察中国共产党政权建构与施政理念的重要切入点。美国学界持续关注中共城市接管史,研究内容涉及城市接管的过程、接管干部(含南下干部)以及城市接管之后的社会改造和城市变迁等。随着研究视角的转换,美国学界的关注点亦有所不同。近些年来美国学界相关的研究议题越来越细化,关注点从宏大的政治叙事转向社会结构和城市生活变迁,而研究方法也呈现多样化的趋势。     

浅论苏区文化建设

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文化建设。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就在苏区根据地建立了专门的文化教育组织机构,颁布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尤其是在知识分子政策上纠正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广泛吸收利用知识分子。由此,苏区的文化教育事业蒸蒸日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     

众生相：民国日常生活史研究

日常生活是人类尤其是普通民众惯常的经历和感受。日常生活史在研究内容上与社会生活史有类似之处,但它主要强调站在日常生活经历与体验的立场上观察历史、叙述历史。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日常生活既是民国历史的影子,也影响了民国历史的走向。与民国日常生活史相关的研究,多发表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尤其是近五六年之间。这些研究大致涵盖了日常生活史的各个主要方面,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民国史研究中日常生活史的失语状态。但就总体来看,自觉地以日常生活的视野进行研究者较少,尤其是缺乏个人经历、心灵体验以及对生活表象背后的意义的挖掘。     

中共三大以后莫斯科召回马林原因探讨

作为国共合作的首倡者马林,为什么在中共三大以后国共合作从现实层面即将全面启动之时却失宠于莫斯科而被召回?其原因是,马林在对张作霖的评价和中东铁路权益的归属问题上．与苏俄领导人产生了意见分歧;中共三大以后,马林在推动孙中山下决心改组国民党、全面实施国共合作战略方面,力不从心,收效甚微;而中共党内一直存在着反对马林的力量,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关于三青团成立的原始动机之三论——答杨焕鹏先生

蒋介石成立三青团的原始动机是为了"溶共".它与孙中山的"容共"在本质上不同,但与"反共"是一致的,只是手段不同.成立三青团,其倡导者不可能是陈立夫;其目的不可能是为了排斥汪派.汪派与汪精卫叛国集团是两个概念,周佛海不属汪派.复兴社、青白团成立于1932年,而不是1935年.     

民初晋北乡村生活方式及其特点——以崞县为例

民初晋北乡村作为历史大变革时期重要的社会单元,其生活方式不仅仅局限于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领域,还包括劳动生活方式和婚姻生活方式等。且由于晋北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汇区,故在生活方式上呈现出一些突出的特点。     

冻独秀与中共五大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于大革命危急时刻的 192 7年 4月 2 7日至 5月 9日。几十年来对五大的评价及陈独秀在五大的连任问题一直是史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本文主要根据新公布的共产国际档案 ,通过梳理陈独秀与中共五大的关系 ,得出与传统看法不尽相同的结论 :五大的实际主导者不是党的总书记陈独秀而是共产国际及其代表 ;五大有明显的缺陷 ,但不能全盘否定 ;陈独秀在五大的连任是历史的必然 ,并不是大革命最终失败的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