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开通以前新疆的交通路线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把丝路的开通定在元鼎二年至元鼎四年.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汉武帝"拜(张)骞为中郎将,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出使乌孙."多持节副使,道可便,遣之他旁国"."是岁,骞还,到,拜为大行.后岁余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比颇与其人俱来,於是西域始通於汉矣".     

亚历山大东征与丝绸之路开通

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及希腊化世界的形成推进了从中亚、印度到东地中海、欧洲之间古代诸文明地区的文化交流和经济来往。张骞之前,沟通亚非欧、连接东西方的三条商路已经出现;希腊文化在希腊—马其顿人统治及影响地区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传播,并在一定程度上与东方文化相汇合;以阿姆河为中心,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南下印度,东向赛里斯、弗里尼,有可能越过帕米尔进入塔里木盆地。这些都为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延伸以及东西方物质和文化的进一步交流和融合奠定了坚实而广阔的基础。就丝绸之路全线贯通而言,亚历山大东征和张骞通西域都发挥了同样的历史作用。     

安息帝国的佛教

佛教在安息帝国(帕提亚)曾广泛传播,第一批来华传播佛教的就是安息国僧人。帝国前期、中期主要是小乘佛教,晚期则大乘佛教也占有一定地位,大乘佛教以华严类、般若类、净土类经典的传播为主。     

帕提亚人的斯基泰渊源——文献与考古学证据

帕提亚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指不同。阿黑美尼德时期的帕提亚人是希腊人对波斯帝国境内帕提亚地区早期居民的称呼,而通常意义上的帕提亚人是古典作家对阿尔萨息王朝缔造者的统称,即文章所论述的帕提亚人。文献材料告诉我们,帕提亚人是斯基泰人的一支。考古材料不仅证实了文献关于帕提亚人源出于斯基泰的记载,而且细致地反映了帕提亚人所具有的斯基泰草原文化的内涵。从帕提亚历史的发展进程来说,正是帕提亚人生活和习俗具有的斯基泰游牧文化特征奠定了帕提亚帝国成就的基础。     

丝路中段巴克特利亚王国的希腊化艺术

希腊—巴克特利亚是丝绸之路中段最为重要的地区之一。中亚地区曾经被纳入古代波斯帝国和亚历山大帝国的版图,亚历山大帝国之后,分别为塞琉古王国、希腊—巴克特利亚(大夏)等希腊化国家所统治,因此亚历山大东征所带往东方的希腊化文化深刻地影响了中亚文明。本文对巴克特利亚的希腊化艺术进行了概要讨论。     

丝绸之路上的财富——斯坦因丝路探险揭秘之六

斯坦因带着探险队又到喀拉墩遗址、热瓦克遗址等地进行了一次挖掘,只得到少量的物。1908年3月下旬,他为返回英国做准备．     

丝绸之路陇右南道陇山段的交通路线

丝绸之路由关中通往陇右的交通线主要有两条,即沿泾水西行越陇山的陇右北道和沿淠水西行过陇山的陇右南道。陇右南道翻越陇山的线路有三条,自北而南分别为陇山北道、陇关道和咸宜关道;此外,还有起自陈仓大致滨渭河西行的陈仓狭道。陇关道线路又分为北线和南线,北线为陇关旧道,南线即陇关新道。四条道路中,以陇山北道和陇关道最为重要．秦汉时已是重要的交通干道;咸宜关道开通较晚,实际是陇关道的补充;陈仓狭道基本沿渭河峡谷西行,路途险阻,时通时断,作用远不及陇山北道和陇关道。     

法国汉学界的丝路研究

丝绸之路是沟通中西经济、政治、人员、文化和思想交流的一条大动脉。陆路丝绸之路东起中国长安,穿越西域、古印度、阿拉伯-波斯社会,一直通向希腊-罗马世界。丝路输送的并不仅仅是丝绸,从时空和交易额方面综观全局,丝路上的丝绸交易量所占比例始终甚小。从狭义上讲,丝路上的文化交流实际与物产交流平分秋色,甚至还可能有过之;从广义上讲,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提倡的那样,“丝绸之路是对话之路”。由陆路丝绸之路又衍生出了诸如海上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瓷器之路、草原之路、皮货之路、茶叶之路、沙漠之路和骆驼队之路等不胜枚举的名称。虽然这些耳熟能详的名称的科学性和历史真相,尚有商榷余地,但它们在中外关系史上的作用却不容小觑。     

人类的敦煌人类要了解

敦煌石窟是中华民族开掘营造的一座佛教艺术宝库和人类文明的结晶。本文论述了它随着佛教传入中国而开掘营建和发展演变的历史 ,以及它的博大精深的内涵和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价值。认为它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是要把研究和普及结合起来 ,为人民群众所了解。     

从希腊化文化的传播看全球化之起源

大多数学者认为全球化进程始于 1 5世纪或 1 6世纪的某段时间。事实上 ,二千多年前就出现过这种全球化进程的类似物———希腊化。本文根据现有资料 ,论述希腊化文化体系的构成要素 ,在此基础上简单地将昔日的希腊化概念和今天的全球化概念作一比较 ,说明它们之间的异同及内在联系。     

中国古代和亲与丝绸之路的拓展

本文以新的视角,全面考察了中国古代和亲与丝绸之路的关系。认为,中原王朝与乌孙、鄯善、高昌、西突厥、宁远、于阗等政权的和亲以及辽与大食的联姻,拓展和巩固了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中原王朝与匈奴、柔然、突厥、回纥等政权的和亲,辽与西夏、阻卜、回鹘的和亲,蒙元与高昌、高丽的联姻,以及满蒙之间的联姻,极大地延伸和拓展了草原丝绸之路;中原王朝与吐谷浑、吐蕃等政权的和亲以及以拉萨为中心的吐蕃矛口亲圈,开辟或拓展了青藏高原丝绸之路。和亲对丝绸之路的拓展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为丝绸之路创造了相对安定的边疆环境;二是和亲双方积极通商;三是和亲传播了养蚕缫丝技术,带动了西域植桑养蚕业的发展;四是和亲公主努力协调双方关系,不断清除丝绸之路上的障碍;五是和亲公主对丝绸之路的监督;六是少数民族首领对丝绸之路的保护;七是部分和亲公主从事商业活动;八是与和亲相关的使团络绎不绝,活跃了丝绸之路;九是中原王朝的大量赐物丰富了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与麦积山石窟

麦积山石窟是中国六大石窟中修建较早的具中国化特色的一座石窟。本文将这一石窟放在中国佛教文化传播的大背景上 ,探讨了它的建窟时间、艺术特色及历史作用     

丝绸之路的象征符号——骆驼

被誉为”沙漠之舟”的骆驼,在北朝至唐代塑像、壁画中频频出现,通常由胡人牵引,满载货物、用具,它们的形态、组合、驮载的物品等,暗示着当时社会的变迁和人们观念的更新,其图像成为“丝绸之路”的象征符号。“胡人”与“骆驼载货”的组合反映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商品的交流、信仰观念的传播、不同的文明的碰撞融合,蕴育出了以“胡汉”相融为特色的唐文化。     

古代洛阳与南海丝绸之路

南海丝绸之路的开辟,始于西汉时期。宋元明时期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陆上丝绸之路衰落,南海丝绸之路则得到长足发展。古代洛阳连接南海丝绸之路的陆上通道有三条,即从会稽、东冶至洛阳,从广州至洛阳,从缅甸经云南、四川至洛阳。沿着这三条路线,古代从海路来华并到达洛阳的国外使、商人、僧侣,主要来自柬埔寨、缅甸、印度尼西亚、印度、埃及等地。     

四川东汉大型石兽与南方丝绸之路

四川地区曾发现较多东汉时期的大型石兽,多为陵前石兽,也有城门石兽,造型特点是均有多重双翼,应属于有翼神兽。这类石兽与东汉时期的对外文化交流有着密切联系,同时对于说明南朝石刻的源流及其流传路线也有重要意义。从出土和分布地点上分析,这批石兽为探讨南方丝绸之路提供了新资料。     

岭南汉墓出土玻璃珠饰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中外交流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通过海路沟通了我国岭南与东南亚、南亚,以及地中海沿岸等地区。岭南地区作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所在地,对于研究汉代中西交流具有重要意义。玻璃珠饰是岭南汉墓出土器物中最为典型的一类。本工作对岭南汉墓出土玻璃珠饰的玻璃成分体系和制作工艺进行了总结,并基于化学成分和器型风格,对玻璃珠饰的产地来源进行了探讨,进一步阐明了汉代岭南地区与东南亚、南亚以及地中海沿岸等地区之间的交流。岭南汉墓出土玻璃珠饰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中西交流提供了确凿可信的实物证据,对研究汉代中外交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研究意义。     

Silk Road glass in Xinjiang,China: chemical compositional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using a high-resolution portable XRF spectrometer

In this paper we explore the major, minor and some trace elements of sixty-five glass beads from eighteen oasis sites both north and south of the Taklamakan Desert, the ancient centre of the Silk Routes linking East and West; the samples date from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475–2211 BCE) to the Tang Dynasty (618–907 CE). Using a high-resolution portable XRF spectrometer, with special attention to issues of surface weathering and sample preparation, we obtained quantitative chemical compositional data that, when combined with archaeological context and the technology of bead manufacture, provide the basis for an understanding of both changes in glass type over time, and possible source areas for the Xinjiang glasses. While glass beads at the early sites (1st c. BCE to 4th c. CE) were coming primarily from Kushan-controlled territories in northern India, Pakistan and Afghanistan, with a small contribution from central China, most of the later glass (4th–10th c. CE) is similar to that produced in the Sasanian Empire at such sites as Veh Ardashir in central Iraq. These changes most likely reflect changing cultur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in the Silk Road towns.     

萨珊波斯帝国在拜占廷金币传入过程中的影响

地处东西两大文明交汇点的萨珊波斯帝国,不仅本身创造出灿烂辉煌的文明,也为东西商贸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本文以中国出现之拜占廷金币及其仿制品为线索,考察萨珊波斯帝国在罗马帝国（及拜占廷帝国）与东方之间的联系作用,证明它在拜占廷金币向东传播、流向中国的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是古代东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之一。     

“北胡”“西域”盐色与丝路交通地理

汉代以来盐史记忆中已经可以看到中原人对远方奇异盐产的印象。多处盐产地盐的异样色彩,与内地以往经济生产与饮食生活中的观察体会及消费经验有所不同。关于宿沙氏“煮海”传说盐色“五样”的情节,学者以为“异闻”。许多文献资料可见所谓“紫盐”“青盐”“黄盐”“赤盐”“黑盐”等记录。这些对于远方盐色的体会,是以长途交通实践为发现条件的。而早期丝绸之路史的记录,与相关盐史迹象存在某种关联。这一情形,值得交通地理与文化交流史研究者关注。     

论楚汉帛画的功能与主题

帛画是楚汉时期楚文化流行地区及受楚文化影响较大地区丧葬礼仪过程中使用的一种画幡,文献中未见有对其名称的明确记载,马王堆汉墓遣策中所称的非衣只是帛画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称谓。楚地帛画与中原地区的铭旌从图像形式上来说是源于各自文化系统所固有的信仰意识,由于两地在不同时期死亡观念的不同,因此帛画在丧葬礼仪中所起的功能也不相同,帛画的主题在不同阶段也有不同的内容表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