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击战还是运动战：太原会战期间八路军的作战原则及实施

全面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内部围绕八路军的作战原则问题曾有一定讨论。平津沦陷至1937年9月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人主张以游击战为主,但朱德等前线将领倾向于以运动战为主,并在平型关战役中组织实施了一场典型的运动战,取得平型关大捷。此后,随着毛泽东对运动战转趋积极,朱德等将领遂指挥八路军主力在忻口和娘子关战场广泛开展了带有游击性的运动战。与此同时,对于前后方一致认同的游击战,八路军始终都在以部分兵力开展。八路军之所以在太原会战期间执行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作战原则,主要是根源于对日作战的客观现实,而对这一现实的不同观察,则是中共领导人产生不同看法的直接原因。     

平型关大捷成因及军事意义述略

平型关战役是在国共两党达成军事互信、战役上协同御侮、默契配合的情况下展开实施的。在平型关战役策划和发动之初,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中共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就大力赞助闫锡山制定平型关作战方略,主动提出八路军用运动战、游击战来配合围歼日军的作战计划。平型关大捷迫使侵华日军不得不改变战略战术,中国政府则利用这段宝贵时间收...     

武汉会战前后蒋介石的战略决策——兼论国共两党持久战战略之发展

武汉会战期间,蒋介石的战略决策受到日苏关系、中日和谈与国共关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高层虽然在具体战役指挥过程中认识到运动战、游击战的作用,但是未能上升到战略层面系统认识和把握持久战的作战原则和基本方针,一度准备与日军在武汉"决战"。1938年7月底,日苏在张鼓峰冲突爆发后,日军对武汉的攻势有所放缓,蒋介石对武汉会战指导方针由"决战"转为"固守",希望借助国际形势的变化,牵制日军对武汉的进攻。鉴于英法不惜牺牲捷克利益对德妥协的前车之鉴,蒋介石在坚持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前提下,同意直接与日本进行和平交涉。日本南进攻粤后,英美在华南的利益受到威胁,蒋介石的外交重心转向运动英美,积极推动英美在远东联合制日。武汉会战前后,毛泽东《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文章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持久战战略理论已经走向成熟。相比而言,蒋介石及国民党人的持久战战略思想则缺乏系统性、灵活性与成长性。武汉会战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最为艰难的阶段。国共两党在各自不同持久战理论的指导下,呈现截然不同的抵抗态势。     

武汉抗战时期蒋介石的战略战术思想

武汉抗战时期,蒋介石总结南京失守前中国军队对日作战屡遭失利的教训,在国共两党军事要人、外籍军事顾问的影响与推动下,战略战术思想有所变化发展。在战略方面,他主张勿单纯防御而尽力开展进攻,勿死守一地而实行节节抵抗,勿囿于内线而讲究外线牵制。在战术和作战方式方面,他主张以侧击击破日军的锥形突击战术,以纵深配备的阵地战和机动作战对付日军的迂回包抄战术。还主张以运动战、游击战等多种作战方式灵活地与敌作战。因而,其战略方针和战术原则的积极防御的特点较为明显,这是武汉抗战时期我军正面战场取得较大成功的重要因素     

“桂系三雄”与国民党抗日游击战

"桂系三雄"在抗战时期提出的游击战,与中共的游击战,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但两者毕竟不能等同,特别是在依靠民众这一基本点上。在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游击战提升到战略高度,领导和组织了抗日敌后游击战。同时,国民党蒋介石也基于战争的需要,谋划和实施了对日游击战。其中,新桂系三雄———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对于国民党抗日游击战方针的确     

抗战时期长江流域国民政府海军敌后游击战

武汉会战后,长江中下游地区为日军占领,而此时国民政府海军舰艇仅存十余艘内河炮舰。面对此种局面,国民政府海军总司令陈绍宽提出除在长江上游坚持防御作战外,抽调海军主力到长江中下游敌占区开展水雷游击战。1940年1月,海军成立长江布雷游击队,随即赴敌后开展游击战,揭开了海军游击战的序幕。全面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海军布雷游击队屡建战功,牵制、消耗了日本海军力量,破坏了日军长江水道交通,配合了陆军作战,拱卫了陪都重庆的安全,增强了民族抗战的自信心,推动了战争胜利的进程。     

皖南事变善后过程中的日军因素

皖南事变爆发后,国共合作濒临破裂.国民党持续推进"剿共"部署,日本的中国派遣军亦有计划于1941年春季集中兵力肃清河北、江苏、山东三省.中共中央为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采取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的应对方针.就皖南事变一事,日军认为国共最终会相互妥协,不会对战局造成大的影响,参谋本部亦因"南进"方针,否决了中国派遣军的计划,要求其在"南进"之前对国民政府军事施压,以便于从中国战场脱身.中国派遣军趁汤恩伯集团为"剿共"而调动之际发起袭击,即豫南会战.中共继续在军事上保持克制.豫南会战影响了国民党军队的"剿共"部署,但未能改变其方针,国民党甚至讨论赶在日军进攻陕西之前,先出兵攻下延安.就在此际,日军开始为消灭卫立煌集团而集结兵力,并有意散播将进攻陕西的虚假情报,隐藏其作战计划.国民党在日军压力下,软化立场向中共请求支援,许诺中共"配合作战"便可谈好"根本问题".在皖南事变善后的过程中,日军虽非有意去影响国共关系,但其军事行动打乱了国民党的部署,为国共关系的缓和提供了"转机".抗战期间日、国、共三方互相影响的复杂关系,在皖南事变的善后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延安水浒传：日本人眼中的中共领袖

1941年,日本记者、“中国通”波多野乾一写了本书,把当时中国共产党高层文官武将编成了108将来评价,这本书叫做《延安水浒传——中共高级领袖解明》。在侵华期问,是日军高级将领进入中国战场前的必读读物。作为了解共产党抵抗力量的重要参考资料,还在日军内部广泛使用。     

抗战初期中共军事发展方针变动的史实考析——兼谈所谓“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方针的真实性问题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前,蒋介石及其南京中央政府拥有近200万军队,国民党已基本上统一中国。中共这时只剩下2万党员、3万左右红军和陕甘交界处十几个县的活动范围。在此背景下,双方已就中共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改制改编问题达成初步妥协,唯具体办法尚未落实,十年内战造成的隔阂与敌对的情绪也并未消失。"七七事变"爆发,战火迅速蔓延,日军很快打进山西,直接威胁到中共中央所在的陕北。红军加速改编并出兵山西,与国民党军配合作战,已不可避免。但是,中共及毛泽东均首次碰到如此复杂且多变的政治军事情势,既要在开战前先解决好军队、政权、防地和党的合法性问题,又要千方百计阻止日军占领山西;既要在军事上表现出相当气势,给华北各军鼓气,又要避免两三万红军在完全不熟悉的条件和不擅长的方式下对日作战,包括出动后被调散,造成毁灭性的损失。因此,围绕着出兵速度、作战及指挥方式等问题,中共中央内部一度出现了意见分歧。不过,即使当年9月下旬红军主力全部出动后,毛泽东等主要关注的军事作战及其发展区域,仍限于山西。所谓向敌后发展,以及去平原地区创建根据地等,都是在日军占领了大半个山西以后,才逐渐开始提上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议事日程的。     

抗战期间国共两党的敌后游击战

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都曾在对日作战当中采取过游击战争的战法。但是,最终的结果却是大相径庭。国民党人的游击战1939年前后才开始,却在两三年之后即告失败,国民党派往敌后的部队,到抗战结束的1945年,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真正有实力的武装。与此相反,中共的军队自抗战全面开始的1937年起就将主力开往敌后,一直坚持到抗战结束。其从最初的约4万人,经过不足8年时间,就发展到近百万之众,所占地区亦从最初的陕北一隅之地,扩展到山西、察哈尔、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广东等近十个省份。两相对照,抗战期间中共游击战之成功,国民党游击战之失败,显而易见。这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作战积极与否的问题。①除了中共战略战术运用的成功之外,中共在敌后能够与农民打成一片,取得其拥护和支持,至为关键。     

Changes in the Foot Binding Culture: The Female Body and Politics in Regions Govern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Since 1949, Chinese mainland historians and creators in film and television, novels, and reportage have continued to shape the heroic image of female groups in the base area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y participated in production, women’s mobiliz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rural political order “like men.” They pursued the equality between men and women, marked by freedom of marriage, and also participated in regional guerrilla warfare to combat the Japanese puppet army “as men.” However, in the remote villages of north China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t was not common for women to unbind their feet. In wartime, most women over twenty years of age were forever left with the “three-inch golden lotus” (sancun jinlian) feet. The damage of the war accelerated their acceptance of the CPC’s emancipation concepts and policies and presented them with an opportunity to actively implement them. The experience of survival drastically changed traditional aesthetics, ideas, and customs related to women.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changes occurred as a result of the war; women began to go out of their hom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work of the Women’s Salvation Association and the Youth Salvation Association, and a group of women achieved marriage equality between men and women in the form of “divorce her husband” (qi xiu fu). Due to pressure, women carried more physical and mental responsibilities, faced insufficient advocacy for their rights, and the aesthetics and mentality of womanhood underwent change.     

反击驱赶政策、皖南事变与新四军战略重心的北移--论1939年底至1941年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新四军危局的应对

1939年底至1941年初,在应对因国民党的驱赶政策而产生的新四军危局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并实施了将新四军战略重心向长江以北地区转移的方针。在实施过程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始终立足全局,灵活辩证地指导江南新四军北移行动的或急或缓,华北八路军南援计划的或备或启,皖南事变中军事政治应对的或攻或守,最终促使蒋介石政府不得不承认新四军坚持在长江以北地区自主抗战与发展的事实。新四军的危局在反击皖南事变的斗争中被破解,构成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后国共关系向有利于中共方面转变的关键。     

新中国成立初期“团结中西医”方针的确立

新中国成立初期,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制定了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方针。但是在执行中,却出现了歧视限制中医的错误倾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及时发现和纠正了这一错误倾向,使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方针得到了全面落实。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相关论述及措施对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红军与东北军为推动全国抗日的新证——近现代史文物的一次重大发现

今年3月,纽约邦瀚斯拍卖公司拍出一批与西安事变相关的原始文献及其他资料共8种数1 0件,其中最为珍贵而引人关注的是彭德怀、毛泽东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政治委员的名义写给张学良的信函,毛泽东、洛甫（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秦邦宪）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写给张学良的信函、红军与东北军的《抗日救国协定》以及张学良关于处理后事的手记等几个文件.兹根据拍卖公司在网上公布的照片和介绍,对前三个文件作如下初步考证和评估.     

“一号命令”辨析

一号命令是1969年10月中旬林彪通过军委办事组发布全军的一个战备命令。这个命令是在珍宝岛事件后苏联出现一系列针对中国的军事异动,中共中央判断苏联极有可能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的关节点发出的。林彪在发出命令之前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但命令在传输过程中出现冠名等问题,致使这个命令在中央核心层引起一系列复杂反应。九一三事件后,这个命令又被称为林彪篡党夺权的预演,被长期追查,使之更加复杂化,至今存在许多误解。围绕一号命令出现的问题反映出军队存在的一些综合性问题。它与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形势,以及军队领导体制的不正常、军队正规化建设制度被否定有直接的关系,折射出文化大革命以来军队建设中潜伏的危机。     

论鄂豫皖根据地对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贡献

鄂豫皖根据地创立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由该根据地诞生的红军部队,历经浴火斗争,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分别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主力部队,成为中共领导的重要抗日武装力量。根据地重视干部培养和人才集聚,为抗日斗争和日后中共建政,培养了大批干部人才。鄂豫皖根据地虽然长期孤悬敌后,但是在中共组织的坚强领导下,抗日武装队伍不断壮大,游击战争始终得以坚持,有力打击和牵制了敌伪顽力量,根据地成为中共抗日武装东进南下的桥头堡,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以及中共"绾毂中原"在全国取得胜利,发挥了重要的战略作用。     

略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即"党指挥枪",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建军学说与中国军事斗争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创造,是毛泽东建军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逐步发展和完善了一整套领导人民军队的基本制度,实现了党的组织与军队建制的有机融合,实现了党的思想政治领导与军事行政领导的内在统一,并从新的高度深刻论述和发展了毛泽东"党指挥枪"的建军思想,为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新的理论基础。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关系的再认识

党的十七大报告未将毛泽东思想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没有降低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价值,而且有利于人们从整体上去完整系统地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有利于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发展关系上更清晰地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脉络,有利于更好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应该坚持联系的、历史的和辩证的方法,以免孤立地、静止地和片面地看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过程的历史回顾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进行了艰辛探索,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第一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开辟和拓展,从十二大起,十五年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11次概括和论述,十五大正式将这个理论命名为邓小平理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并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中共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构建和谐社会的任务,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十七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了深刻论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中共临时中央对抗日同盟军工作的指导思想

20世纪30年代初,中共临时中央为了实现创造北方新苏区的革命目标,指示张家口前委在同盟军中开展工作,意图铲除冯玉祥,把同盟军改编为红军,建立苏维埃根据地。这是临时中央在指导地方党的工作中盲目执行“左”倾冒险主义进攻路线的一个具体计划,结果给党的事业造成极大危害。今天总结这一历史教训,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中国革命史中“左”的认识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