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王族姓氏新考

渤海王族出自古代东北的靺鞨粟末部,汉姓为大氏。关于大氏的来历,学界有多种说法,作者赞同"大舍利说",即以官为氏。关于大氏原来的琳鞨姓氏,据1991年出土的契丹字和汉文墓志资料考证,认为渤海王族原来姓氏为"迷里吉"。     

新见唐代突厥王族史善应墓志

史善应墓志近年出土于西安,墓志描述了一位在历史上几乎湮没的东突厥王族人物的真实人生,同时为深入了解隋唐之际中原王朝和突厥的关系提供了最真实的资料。史善应作为突厥沙钵略可汗的孙子,其墓志对突厥世系的记载补正了文献中的许多讹误。史善应生长在中原,前后参加了隋炀帝出征高丽、流亡江都、随唐太宗征讨王世充等事件,成为初唐政治史上重要的胡族人物。其墓志中对中国历史上族际流动乃至族群凝聚和国家认同的描写值得注意,志文体现出对英雄祖先和华夏认同既统一又相背离的印记,这种民族血统和文化授受上的矛盾性,构成了墓志在历史记忆和情节诠释上的特色。只有把握个人在家国转折中的命运,才能理解在墓志文字背后隐藏的真实历史片段,从而真正进入墓志书写的世界。     

明传奇《李丹记》作者刘还初新考北大核心CSSCI

明传奇《李丹记》,一名《再来人》,演隋道士梁芳去终南山李树下埋灵丹度化裴谌、王恭伯等成仙事,是晚明一部有代表性的宗教题材戏曲。关于其作者刘还初,学界所论甚少。     

唐张茂宣墓志考释北大核心CSSCI

张茂宣为唐朝第一代义武军节度使张孝忠的第八子。张茂宣墓志对于唐代奚与契丹的早期史事及墓主家族的族属等问题都有重要的印证和补正作用,对于搞清契丹乙失活部的历史与源流具有重要价值。     

“渤海郡”与“渤海国”关系新考

渤海国是唐朝管辖下的地方政权,与汉代所置的渤海郡并无关系。渤海国的称谓是有变化的,如建国初称“振国”或“震国”,唐朝册封后称“渤海”、“忽汗州”、“渤海都督府”、“渤海国”等,辽灭渤海后称之为“东丹”、“东丹国”等等。在这些称谓中,并没有“渤海郡”一称,在此通过查找史料中对渤海国事例的相关记载,来阐述这一观点。     

辽代避讳问题研究北大核心CSSCI

避讳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现象,然而,关于辽朝初期是否存在避讳制度,学界仍存在较大分歧。本文根据历史文献,结合近年来新发现的石刻资料,对辽代避讳制度建立的时间、避讳的原则与方法及研究的价值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不但揭示出辽太祖、世宗、穆宗、景宗及义宗、章肃皇帝的汉名均是辽圣宗在澶渊之盟后追加,而且发现由于国书、使节、牒檄往来,皇太后、皇后也一度起过汉名。出使宋朝方面的契丹官员,也多临时起过汉名,导致《辽史》在记录出使经过时经常与《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所载契丹官员名字产生冲突。通过对辽代避讳制度的研究可以复史之旧,订史之误,补史之阙,有助于解决辽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寻找《秋山图》北大核心CSSCI

黄公望的《秋山图》是一件清初“四王”都曾仿拟过的作品。由于董其昌和王时敏的高度评价,这幅画作被清代正统派画家视为黄公望的典范之作,然而其庐山真面却少有人见,其下落亦扑朔迷离。本文通过梳理文献记载和传世作品,试图探究《秋山图》的面貌与下落,并讨论该作品对于清初“四王”乃至整个清代正统派画家群体的意义。     

“擔床”考北大核心CSSCI

对《辽史·礼志》中所见"擔床"一名,《辽史·国语解》及明人陈士元皆作出了令人感到蹊跷的错误解释。据作者考察,擔床是一种带有长竿的抬舁工具,在各种礼仪场合中用来抬舁物品。其名始见于五代,在宋、辽、金时期得到广泛应用。通过传世文献及图像资料,可以较为具体直观地了解其基本形制。元明以后,擔床逐渐消亡,被功能相似的"案"与"亭"取代。     

制造“夷狄”:古代东亚世界渤海“首领”的历史话语及其实践北大核心CSSCI

唐朝与日本传世文献中的渤海"首领"是学术界讨论的焦点之一,但已有研究在方法论方面存在误区。"首领"在封贡秩序的语境中,主要是用于指称四夷社会的习用语汇,带有鲜明的立场性和指向性。唐朝、日本、渤海三方文献记述的渤海"首领"记述立场不一,其指涉对象并非同一范畴,并不能如实地记述渤海地方社会之状况。渤海"首领"的话语是古代东亚世界各方在华夷分野语境之下,能动地塑造自我中心立场的表现。     

第三波之后的民主“困惑”北大核心CSSCI

在亨廷顿所说的第三波民主浪潮之后,世界产生了与西方乐观预测相反的乱象。南北差距,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建设,乃至宗教极端主义的泛起,都给世界带来了新的变数。世界范围内日益扩大的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和贫困问题的蔓延、后发国家国体和政体的差别,导致后发的民主政体充满差异。民主化需要政治稳定和一种理性化的社会土壤,没有了政治稳定,所谓的民主只能是空谈。而这种理性化社会土壤形成的标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其政治一体化的程度。政治一体化意味着政治不以种族、宗教、阶级、文化或领土界限截然分开。没有这样一个前提,民主化只能导致社会的分裂和动乱。     

基督宗教在中国边疆地区传播研究回顾北大核心CSSCI

近代以来,基督宗教在中国边疆地区传播活跃,并产生了不同的传教结果。文章以地区分类,对学者相关研究进行了回顾分析,描述了基督教在我国边疆地区的传教特点和结果,并且指出这些学术研究,可为今天更好地维护边疆地区的繁荣与稳定提供更多借鉴。     

夫余北疆的“弱水”考北大核心CSSCI

夫余和挹娄的北疆有"弱水"。乌裕尔河是西流的内陆河,符合"弱水"的特征,可以确定乌裕尔河即是东北古代的"弱水"。     

“四王”研究的范式转移北大核心CSSCI

艺术史现代学术化的一段进程,可以清初“四王”研究为焦点。二十世纪初期在“疑古主义”史学转型影响下,清代画史被第一代学者归为“沉滞”时期,论述有所局限。然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四王”作品的公开传布中,出现了与画史论述之低迷状态完全相反的蓬勃情势,利用珂罗版印刷技术的图版流传以及公、私收藏的公开展览,可谓“四王”现代研究的两方基石,影响力扩及日本,在内藤湖南、滋精一等人的推动下,逐渐形塑出与日本过往仰赖“古渡”文物颇为不同的中国画史理解。而在欧美的中国艺术史研究中,风格分析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与成果,方闻的“趋古”除了展现风格分析的典范转移外,尚针对“复古”这个古典命题赋予现代新解的意义。近三十年,脉络研究成为“四王”研究之新径,配合新出文献资料,提供了有意义的深入论述。本文侧重于研究范式的更迭,兼及作品和相关画史文献资料的公布状况,此一方面是“四王”的研究史回顾,也是中国绘画史学史的“现代”历程。     

清宫旧藏“水月观音”论考北大核心CSSCI

藏传佛教中的卡萨帕纳观音,在清宫档案中被称为"水月观音",其姿态或立或坐,左手持莲花,右手垂下施与愿印,图像特征异于汉传水月观音。本文通过文献解读和图像梳理,考察了卡萨帕纳观音的来源与图像特征,发现其图像出现在《大日经》形成之后,观音之名源于卡萨帕纳这一地名。关于清宫对卡萨帕纳观音的命名,本文结合故宫博物院藏品进行分析,认为是出自统合汉、藏佛教系统的意图,由此厘清了后人对卡萨帕纳观音的误解。     

试论“四王”笔下的“借色”现象北大核心CSSCI

黄公望、倪瓒等南宗大家在通常的认知中以淡见长。但在“四王”仿南宗名家的大量作品中,有不少设色之作,甚至青绿重设色。这种结合看似是“南北宗论”中审美矛盾两极的结合体。作者对这一现象尝试用王原祁的“借色”理论来切入,分析“四王”乃至清初画家群体更大范围的“借色”现象,并进而对其进行阐释。     

王鉴《陡壑密林图》鉴考北大核心CSSCI

故宫博物院藏有王鉴康熙壬寅年(1662)仿黄公望《陡壑密林图》轴。王鉴在王时敏处得以目见黄氏原件,其对临或师仿黄氏此轴至少有六次,现存世四件,为立轴三件、册页一开,各各不一。检视康熙元年王鉴《陡壑密林图》轴,与同年所作《仿宋元山水》册相比,笔墨不及后者板实圆厚,非典型的王鉴笔墨特征,同时,《陡壑密林图》轴中题跋的墨色、行笔亦不如《仿宋元山水》册。作者基于这一结论,再结合王季迁原藏黄氏之《陡壑密林图》等存世作品,尝试进一步厘辨清初“四王”存世作品的真伪。     

越南冯克宽《使华诗集》三考北大核心CSSCI

收录在《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中的冯克宽《使华诗集》二种,是研究中越古典文学交流的重要文献。其间有几个重要人事问题值得认真考索:一、冯克宽本非越南科考状元,然诗集阮朝抄本署名却冠"状元"二字,乃是越南汉文笔记小说中状元崇拜和抗衡北方中国王朝的民族心态日益增强的结果。二、为冯克宽诗集作序的是杜汪,字钝夫,而非汪钝夫,他是越南莫、黎纷争时期与明朝打交道的重要人物。三、附抄的明朝李先生《百咏诗》,是陈献章弟子李孔修所作,现仍存于《广东文献三集》,清阮榕龄的三条怀疑实为无据。该组诗大约在清康熙至嘉庆年间传入越南,乃非经典中国文学文本传播域外的重要现象。     

清代《郑志》辑本六种考论北大核心CSSCI

通过辑录清儒辑补《郑志》六种,详录清儒批注内容,梳理各辑本传抄先后及其源流,可以发现,清儒辑佚《郑志》互相传录,故各辑本互为依傍。梳理辑本源流,也略见清初辑佚的经过。     

李公麟《孝经图》第七幅内容考北大核心CSSCI

现藏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绢本水墨长卷《孝经图》,被公认为北宋画家李公麟的作品。其中,与《孝经·纪孝行章》文字相对应的第七幅画面,所绘内容被学界认定为"老莱子娱亲"。本文结合考古发现材料,对此提出不同的见解:所谓"老莱子"形象实际应是身着袍服、头戴胡帽的舞蹈孩童,整个画面表现的是子孙两辈孝亲、娱亲的场景。     

山川焕彩：再议王原祁的应制山水与清宫院画北大核心CSSCI

“四王”画风与清宫院画之关联,在21世纪再度成为学术研究的焦点。这一研究的活络气象与清宫画史研究视野的拓展有关,特别是近年来以帝王为主导角色的思考,乃至对宫廷制造之功能意义的探索等。是以,原被贬抑为宫廷画家应制之作的清宫院画,于今日学界不断获得新的关注。本文延续此思考方向,希望重新思索与评价“四王”风格于清宫所扮演的角色。本文将集中探讨王原祁与清宫的互动成果,检视王原祁的宫廷经历如何影响其绘画创作,并说明这样的调整与变化于清宫艺术中的关键意义。本文研究的王原祁臣字款作品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画为主,共计十八组件。文中梳理了此批作品的形制与尺幅,并指出其中超过150厘米以上的大幅作品之独特构图设计。整体而言,王原祁此类应制山水,一有传达山水中的现世感的特色,二有构造画面的推远效果,三则透过设色强化山水中的块体结构感和光线效果。可见,王原祁的应制山水有其独特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