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礼与国礼之间:《朱子家礼》的时代意义探析

作为宋代家礼发展的标志性成果,《朱子家礼》不仅与宋代官僚士大夫积极推动的礼仪教化实践、北宋时期家礼的发展趋势紧密关联,更与宋代国家礼制教化的推进直接联系在一起。北宋时期官僚士大夫群体对推行礼仪教化民俗逐渐形成了清晰认知,家礼修撰日趋接近庶民层面,并由此促成国家层面的礼制下移意识的明确及官方礼制的庶民化。北宋家礼与国礼的交接极大推进了南宋时期官僚士大夫的家礼修撰意识。《朱子家礼》直接简化、删改古礼之框架体系,旗帜鲜明地宣示为广大士庶民众修礼的意图和有助于国家推行礼教崇化导民的主张,成为充分考量普通庶民生活实际、规范冠婚丧祭诸事和日常居家生活的士庶通礼。《朱子家礼》的仪制规范走出了"行于自家"的范畴,广泛扩展于士庶社会层面,家礼由此上升到了国礼,官僚士大夫群体的礼教意图、官方礼制的下移趋势由此得到了进一步的推进和演绎。     

《太常因革礼》与北宋中期的礼书编纂

《太常因革礼》是北宋中期最重要的礼仪典籍,它的编纂成书是当时礼司编纂礼文故事以备检讨这一特点趋势的直接反映,同时其书的编纂又推动了宋代朝廷礼书编纂的进一步发展。《太常因革礼》开创了"因革礼"的礼书编纂体例,不仅影响到了北宋中期的礼书修纂,更被北宋后期乃至南宋时期所沿袭。     

试析隋唐学礼中的乡饮酒礼

乡饮酒礼,原本是周代盛行一时的饮宴礼仪;隋唐时期,随着科举制度的兴起与繁荣,乡饮酒礼逐步与学校联系起来,在各级学校举行,并且得到隋唐统治阶级的重视,并将它定位成一种学礼。隋代承袭了汉晋以来的乡饮酒礼在中央、地方并行的现实,并使之固定化,朝着礼制化的道路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唐朝时期",宾贤能"的功能超过了社会等级秩序的强调,乡饮酒礼与正齿位礼分离,现实生活中只在地方施行,并且被纳入国家祭祀体系,载入《大唐开元礼》,从而完成了礼制化过程。随着隋唐时期乡饮酒礼的推行,其所代表的"宾贤"、"敬老"、"谦让"的礼仪伦礼观念更进一步地深入到社会民众的意识之中并产生了影响,对于稳定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     

辽朝“入閤礼”考论

入閤礼在契丹传统礼仪生活和宗教信仰中找不到任何痕迹,其作为朝谒礼仪的一种起源于唐朝,与当时的内朝制度关系密切。唐末因乱礼阙,皇帝渐废正衙视朝,而入閤日重。五代之后皇帝于每月朔望日御正衙入閤成为定制,入閤礼遂成五代盛礼。辽太宗时期两次行入閤礼的实践,既体现了在辽初礼制建设中对中原五代礼制的继承,也是契丹国家性质转变的外在表现。辽朝中后期,在国家礼制建设日趋完善的同时,由于受北宋及契丹国家二元政治体制的影响,入閤礼废置不行。但是中央官系统中的东西上閤门司却得以保留,成为职掌辽朝礼仪的主要部门之一,在辽朝中后期国家礼仪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     

朱子《家礼》在祁门黄龙口的实践——祭礼篇

朱子《家礼》中的最后一部分为祭礼,内容包括四时祭、祭初祖、祭先祖、祭祢、忌日祭、墓祭等:"凡祭,主于尽爱敬之诚而已。贫则称家之有无,疾则量筋力而行之。财力可及者,自当如仪。"据汪银辉在《朱子<家礼>在徽州的普及与影响》一文中称,"徽州是‘礼仪之邦’,自古重视祭祀,加上徽商财力的支撑。因此,徽州对祭礼特别讲究,其规模之大,礼仪之盛,花费之多,在全国也是少     

二十五种江户时代稀见《家礼》写本解题

日本江户时代知识人受容中国儒家生命礼的一个重要方式,即在大量刊行《家礼》与《文公家礼仪节》的和刻本之外,通过考订、辑校、补注乃至批判朱熹礼学经典,自创一大批符合日本社会风俗的私家丧祭礼写本,如德川光圀《丧祭仪略》、荻生徂徕《葬礼考》、浅见?斋《通祭丧葬小记》等。这类写本散见于内阁文库、服部文库、木村兼葭堂等馆藏机构,是研究日本朱子学与东亚礼教文明的重要文献载体。作者多为日本朱子学各派系(如京都、海西、海南、大坂等学派)或反对派(如阳明、古义等学派)之著名学者,其中阐释的"理礼一体"丧祭思想具有《家礼》的普遍性要素与差异化表达。对这类写本整理、归类并解题,可以揭示《家礼》与朱子礼学在江户时代"去脉络化"与"再脉络化"的基本面貌。     

“复礼”抑或“从俗”:论宋代家礼中的婚礼

"礼"与"俗"是宋代家礼的基本范畴。早期道学家多由"以礼论俗"出发,进而要求"因礼废俗",通过礼学考证与道学思辨,批判与抵制各种鄙俚婚俗。同时,宋儒也"以俗合礼",将自以为合乎经义、不害义理的婚俗纳入礼文,进行"合礼化"。在这方面,程颐、司马光导夫先路,吕祖谦集其大成。然而,这种做法却遭到朱熹的反对,其著《家礼》以经义为本,"以礼化俗",赋予古礼以新生。由"复古"到"从俗"而归于"复古",宋儒的家礼立制完成了一个类似"正反合"的圆圈,为考察宋代家礼提供了一种新范式。     

朱熹《家礼》与明清徽州宗族以礼治族的实践

明清时期,在徽州社会中形成了对朱熹及其《家礼》极端崇拜的社会风气。徽州宗族多依据《家礼》进行本族内部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建设,同时还十分重视对礼仪的执行与监督,旨在以此实现以礼治族、维持宗族社会秩序的目的。     

朱子《家礼》在祁门黄龙口的实践——通礼篇

序言朱子《家礼》是自南宋以来影响最大的"庶人礼书",它是中国传统儒家伦理思想的集中体现,是在儒家文化圈内被奉为"金科玉律"的社会及家庭仪礼的范本。当下的中国虽然已处在现代化的进程     

识字习礼：明清杂字中的礼仪知识与礼下庶人

从明清地方性的杂字读物出发,可以勾勒出有别于通过王朝礼制或经学注疏考察“礼下庶人”的知识图景。乡里小儒在编纂杂字时,把庙堂礼典、儒家礼仪与神鬼、佛道、风水杂糅,礼俗互动交融。为使礼仪文字浅白直露以易于民众接受,杂字编纂大都分门别类,并将日用类书中的礼仪格套简化,原先礼仪的段落篇章转换为日用字书中的字词短语。从长时段的知识史历程看,宋元以来的礼仪典制是礼仪下乡的制度保障,士大夫编纂的各类礼仪文本推进了礼仪通俗化,而明清社会变迁促成礼仪下沉到日常的识字读写。礼仪杂字既是明清识字领域发展的新产物,也是涵育明清乡里礼秩的新文类,文字下乡和礼仪下渗相互因应,合力刻画明清时期的中国社会与礼仪。     

清代献俘受俘礼初探

献俘礼制乃古代军礼的重要组成部分,指的是军队凯旋后将所获敌酋或首级进献庙、社及皇帝的礼仪活动。清朝前中期武功赫赫,圣祖、世宗、高宗三帝继承历代之制,将其不断得到发展完善,载入《会典》,并数度举行。道光八年,平定张格尔之乱,宣宗举行了有清—代最后一次献俘受俘礼,在档案中亦多有记载。献俘受俘礼,具有宣扬国威、震慑外藩的作用,既体现了清廷继承中华传统礼制,彰显王朝正统的政治意图,又见证了诸帝践行大一统事业的辉煌与艰辛。     

郑国青铜礼乐器祭祀坑相关问题讨论

新郑祭祀遗址出土青铜礼乐器作为祭祀重器,是春秋中期郑国特殊祭祀文化的具体表现.不同遗址出土器物组合的差异,从器物层面体现了当时郑国高等级贵族间的微妙关系,轮流执政的卿大夫已经掌控了包括土地所有权在内的多项国家权力,拥有和国君同等级的礼器、乐器使用权,仅在用鼎数量方面存在着差异.作为祭器的祭祀坑出土青铜礼乐器和同时期墓葬出土器物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表明当时祭祀礼仪仍然严格遵循着传统礼制,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不能将遗址出土青铜乐器与"郑卫之声"简单地等同分析.     

论家国一体问题

在中国和西方古代君主制社会中,都有"君主是民之父母的思想"发生、流传。但西欧的这种思想没有中国的强烈,因为西欧国家还有教会,教皇、神甫、牧师等独占了民之父母的称谓和地位,使得国王被称为民之父母的机会减少。中国君主力量强大,特别是宋代之后,明清王朝时期,逐渐形成了专制君主制,皇帝、官僚被称为民之父母的情况大为增加。但是从制度上说,中国古代是天命王权,是受天的委托而进行统治的,如果统治不好,就要被天抛弃。官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更对皇帝的权力起到制衡作用,政治上公、私是有区别的。所以,中国古代家国并非一体。君为民之父母一说,可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