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权下的旧行业:鄱阳县的基层商业网络(1949—1952)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掌握并从基层商业网络中获取所需的税收,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政务。国家一方面通过改造旧有商人来控制,另一方通过设置新税务系统来管理他们。同时,又有国营公司、合作社来逐步取代私商,控制基层商业网络。但是,旧有商人中的行商却不易控制,因此国家开始通过全面的市场控制来取缔这部分游离于系统之外的商人。这也意味着《共同纲领》中关于经济政策的规定在现实实践中转向。     

论清代商业网络传播与国家的社会控制力——以乾隆时期的伪孙嘉淦奏稿案为中心

清代乾隆时期的伪孙嘉淦奏稿案一直被视为一起重要的文字狱,本文则探讨伪稿在清代走向鼎盛时期是如何在社会上传播的。笔者认为:各个层级的商人是伪稿案的主要传播者,他们通过商业中心的商行、会馆获得信息,再通过商业网络将伪稿传向不同区域,成为当时基层民众表达和发泄对清朝统治不满的政治文化心理的一种方式。这种商业社会消解着清朝的国家力量,让看似高效、强大的督抚力量在查办伪稿案时一筹莫展,让皇帝无可奈何。     

明清民间商业信用票据化的初步发展——以汇票、汇兑为中心

明清民间商业信用,主要还是一种直接的实物商品及原料的赊贷。依赖的是贩运商个人所熟悉的以牙行主人为主包括其他商人、运输业者等构成的人际网络关系,虽有商业信用的习惯行为为生产者及零售商人节省了货币和资本,但束缚于人的关系、在习俗之中运行。其积极作用的范围和程度终究有限,而且这种信用方式等于是以时间换资本,即延长贩运商人贩运周期,为零售商人节省了进货的资本。这对零售商人有利,对长途贩运的发展却是很不利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当时的长途贩运商人们利用汇票等信用工具,通过商业信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加快了资金流通、节省…     

网络结构:探讨中国经济史的新视野——第三届中国商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

由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联合主办的第三届中国商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 ,于2 0 0 0年 7月 6日至 8日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 ,来自中国内地、台湾、香港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的 6 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主题是“中国商人、商会及商业网络” ,与会学者围绕着这一主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提出了不少颇具启迪意义的新观点和新思路。这篇短文难以对本次会议的情况做全面介绍 ,只是分为几个方面就笔者印象较深的“网络结构”这一探讨中国经济史的新视野 ,略做简要述评。一　关于中国商业网络问…     

明清商业与帝制体系关系论纲

明清时期商业总体趋于发达,构成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内容和社会体制的重要基础,其合法性、正当性、必要性皆为社会体制与文化所承认。帝制体系在明清商业发展中逐渐调适,由一定程度的限制,转为放任,甚至鼓励,直到实现与商业繁荣之间相互需求、支撑的结构,国家参与商业的程度也趋于加深。帝制体系与商业繁荣间的基本契合,提供了明清商业一定程度发展的条件,扩展了国家财政收入来源,也强化了帝制体制的经济基础。明清商人也在这种环境中与帝制体系交融,呈现为绅、商、地主三位一体的精英人群,构成社会支配阶层演变的一个侧面。此种契合关系的另一面,是商业较大幅度地被纳入帝制体系控制范围,市场经济难以充分自由地演变,商人也在此环境中异化为帝制体系的社会基础。明清商业与帝制体制契合发展的复杂局面,与一般所说的早期资本主义在经济上虽有若干相似处,但总体上并未进入同一社会演变轨道。     

麦纳麦商人发展

麦纳麦,现今巴林王国的首都,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城,在其发展过程中商人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在石油发现之前,麦纳麦商人主要是通过与部落领袖之间的密切联系来获取珍珠贸易、海岸贸易特权,双方之间互相支持;因为珍珠业的崩溃,石油发现后主要是商人重建。商人在麦纳麦的城市发展历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商业的收入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保证、推进了麦纳麦市政改革、积极倡导慈善公益活动。     

从赵钧瑞及其商业网络看乾隆时期活跃于新疆的内地商人

18世纪中叶新疆进入清朝版图,不仅带来国家格局的重大变化,也给此后中国的人口流动与商业活动提供了新的广大空间。在不断加大的西向人口流动中,回族商人是一个重要的群体。他们既具有经商传统和在内地的人脉网络,又与南疆回城民众在宗教文化上彼此相通,在新疆与内地的商业往来中表现活跃。因卷入乾隆朝"高朴私鬻玉石案"而知名的陕西渭南县回族商人赵钧瑞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文章利用高朴案审办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以供词为主的档案记录,具体揭示赵钧瑞的活动经历、商业队伍的构成与经商方式,还原他们在当时社会中的行为表现与特点,以求深化对于乾隆时期活跃于新疆的内地回族商人的认识。     

“唐船商人”:活动在东亚海域贸易前沿的群体

"唐船商人"是近世时期活动在东亚海域贸易最前线的人群,亦是处在清朝对日贸易体系最基层的群体,然而关于这一群体,特别是他们在海域贸易活动中的位置和处境迄今鲜有深入的综合性研究。本文通过日本史料所存清朝官方颁发的出海许可证书、日本长崎有关唐船的进出港档案,以及唐通事教科书等文献,考察在清朝出海管理体制下赴日商人的地位,同时揭示他们在中日双方国家权力的挤压间挣扎求生的处境,进而尝试对这一群体的历史形象重新进行修正和评价。     

论明清商人商业观的二重性

在中国封建社会 ,商人备受摧抑 ,逐渐产生了人格的自卑。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商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 ,健康人格逐步形成。他们把从事商业视为人生价值实现的方式 ,认为士商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但历史的阴影尚未从明清商人的心理完全褪去 ,旧的观念仍在左右着他们。明清商人的商业观呈现出二元的特点。这是由明清时代的矛盾性所决定     

商代贸易与商业探讨

商代贸易与商业,学术界的评估不一。有人说商代的商业还不发达,也有人说“商人重商”,“商代已经产生了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出现了一个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商业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展,货币在商品交换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这两种评估,后者似乎过高,与商代贸易与商业的实际发展状况并不相符。就我的认识而言,商代贸易,基本上还处于以物易物的阶段,即生产者之间,通过集市贸易,相互进行产品的交换,以互通有无余缺,调剂生活。脱离农业、手工业生产,专门从事商业活动,以商谋生的商人,似乎     

稻盛哲学中的中日商业文化差异

日本是现在世界上商业水平较为发达的国家,其商业文化与近邻中国存在明显的不同之处。正是日本独特的商业文化孕育出了稻盛和夫这样的世界一流企业家。在日本历史上,像稻盛这样,既能出色地管理企业,又具备系统的哲学理念者,不乏其人。本文从商人阶层悬殊的社会地位、商业文化不同的开端和发展以及商业伦理的不同内涵等方面入手,比较了中日两国商业文化的状况。本文最后分析了日本出现“商人思想家”群体的原因,力求对我国的商业发展和企业改革提供一定的借鉴。     

秦代谪戍岭南商人对中原商业经济意识的传播

秦始皇在南征岭南的过程中,化大量的战国高人和战国商人子孙作为“七科谪“的对象,谪戍至商品经济极度落后的岭南地区;这些商人的到来,不仅使得岭南出现了商人这一新的社会阶层,出现了商业经济的突飞猛进局面;而且也通过他们的商业活动,把中原地区自春秋、战国以来积淀下来的先进的商业经济意识借助岭南“陆事寡而水事众”和“以舟辑为食”的优势,得以在海内外发扬光大,并直接促进了汉初“海上丝绸之路”的萌芽和发展。     

晋商成功之道（连载五）

第三章营销高招山西商人在其鼎盛时期,商业网络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他们还是国际贸易的先驱。早在明代,已有山西商人兴贩于海外;清代,山西商人在称雄国内商界的同时,积极向国外拓展市场,始终垄断着恰克图贸易。清朝嘉庆年间,恰克图有山西商人开办的商号60余家。曾经目睹恰     

从《一千零一夜》中商人形象看阿拉伯文化重商情结

阿拉伯人自古重视商业经营,按古代历史学家的说法,阿拉伯人不是掮客便是商人。阿拉伯文学奇葩《一千零一夜》中商人形象比例也在各类人物中占绝对优势,这源自古代阿拉伯的社会文化背景,即古代阿拉伯商人的社会地位和生活优势使得《一千零一夜》成了一个展现商人生活的大舞台,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阿拉伯文化的重商情结。     

“全球史视野下中国与亚太商业和贸易”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全球史视野下的中国与亚太商业和贸易"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7年12月9日—10日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此次会议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亚洲研究院和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联合举办。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日本、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以及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五十余名专家参会。与会专家围绕全球史视野下的中国与亚太商业和贸易的中心议题,汇聚一堂,深入交流,就全球史视野下的中国经济史、商贸网络、商人活动、商人社团、产业史、企业     

身份认同、社会资本与商业拓展——马来西亚的中国回族商人个案研究

论文基于社会资本的理论视角,考察了马来西亚中国回族移民的概况,以中国回族移民在马来西亚从事纺织品业、旅游业和教育中介业的商人及企业为个案,考察中国回族商人如何在马来西亚的多元族群社会及政治经济环境中协商、重构并利用其"中国人"与"穆斯林"的身份,积极建立并维护社会关系网络,获取并积累社会资本。研究显示,马来西亚的社会背景因素,连同中国回族移民基于宗教认同与族群认同而建立的在当地的社会网络以及与中国的跨国网络,从中获得商业合伙人的信任、政府的支持以及社会资源,成为了促进中国回族移民在马来西亚商业发展的社会资本。     

近代玉林之外广西其他地区玉林籍商人群体研究--近代广西玉林籍商人群体研究之三

近代玉林籍商人在广西各地一共建立了6座商业会馆,是广西本土商人中建立商业会馆最多的一个,这显示出了他们强大的经济实力。近代玉林籍商人所从事的行业不仅包括杂货业、经纪业、鱼盐业、蓝靛业等传统产业,同时还经营矿业、汽车运输业、化工业等新兴产业,其中从事餐饮、鱼盐及交通运输业的商人与玉林当地的产业联系十分密切,而从事矿业等新兴产业的商人则多与政治联系紧密,他们经营的产业类型日益多样,甚至开创了广西部分产业的先河。玉林籍商人群体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对经商所在地和家乡的经济社会发展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十六七世纪德国威尔瑟－福格尔商社在东方的贸易活动

在近代早期的东西方贸易中,德意志商人一直追随伊比利亚半岛国家葡萄牙和西班牙从事海外拓殖活动,在东、西印度以及包括澳门在内的西太平洋经济区留下了商业足迹。本文选取威尔瑟商社和福格尔商社进行个案研究,特别关注威尔瑟一福格尔商社驻亚洲代表费迪南德·柯隆在果阿、马六甲和澳门的商业和政治活动。试图揭示德意志商人在近代早期欧洲大国错综复杂的争霸斗争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在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市场形成过程中所处的地位。     

明清时期黟县商人研究概述

本文回顾了近三十多年以来黟县商人研究的状况,通过梳理黟县商人研究的资料,总结黟县商人研究的若干问题,认为应该在加大力度发掘新资料的同时,多视角研究黟县商人,积极为现代商业发展服务。     

宋朝为何禁止外国人买房

宋朝的海外贸易很发达,跟一百多个国家有贸易往来,现在的日本、朝鲜、韩国、泰国、越南、伊朗、文莱、老挝、菲律宾……都跟宋朝有过频繁的商业交流。 商业交流必然伴随着居民迁徙。有些中国商人去海外做生意,喜欢那里的环境,就不走了,在国外扎了根;也有些外国商人来中国感觉不错,于是也携家带口搬过来定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