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天下”传统政治格局的形成及演变趋势——以政权建构与族群聚合为中心

通过对东亚“天下”的范围、政权建构与族群凝聚的主要形态及其发展趋势的探讨,作者认为由于没有来自域外势力的影响,近代以前东亚“天下”传统政治格局形成和演变基本是在传统王朝尤其是以中国中原地区为中心的王朝主导下进行,在政权建构和族群凝聚上呈现区域内自然凝聚的状态.近代以后,兴起于西方的近现代民族国家理论传入东亚地区,在将东亚地区的政权建构和族群凝聚引向主权国家的同时,也推动了东亚“天下”格局的演变,东亚地区完成了由传统王朝政治格局向近现代国际关系的转变.     

前近代东亚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体系的建构——以《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为中心

在前近代东亚地区的历史场景下,以北方游牧族群和政权与南方农业族群和政权之间为主的互动与凝聚,不仅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明圈,而且也构建了被后世称之为"东亚秩序"的政治格局,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整套有关该地区特别是多民族国家政治、经济、民族与文化生态的独特思想、观念与叙事话语体系。近代以来欧美列强的入侵及其主导的近现代国际秩序,则打破和取代了传统的"东亚秩序"政治格局与思想体系,并试图在西方政治传统和强势学术话语体系之下解构与重构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从根本上实现其所构建的"去中国中心主义"。在此情况下,立足前近代东亚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从多民族国家疆域自身的演变历史、思想基础、制度体系与政策实践等四个层面总结、提炼与构建自成体系的本土疆域理论与学术话语体系,不仅为我们与西方学术界展开客观而平等的学术对话提供了基础与可能,而且对建设中国特色的边疆学学科体系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夏人、汉人到中华民族——对中华大地上主体族群凝聚融合轨迹的考察

中华大地上主体族群的凝聚融合是推动多民族国家中国建构的主要动力,而对这些族群凝聚融合的记述是按照古代中国传统的族群话语体系书写的,"民族国家"理论是否能够对其准确解读是有疑问的。文章从古代中国传统的族群观入手,梳理了从夏朝到清末古代中国人对中华大地上主体族群凝聚融合的轨迹,认为尽管存在着以政权名称称呼族群整合结果的现象,但"汉人""华人"乃至"中华人"逐渐成为了对中华大地上族群凝聚主体的称呼,而清朝"臣民"的塑造及"国民"称呼的出现则使其实现了身份转变,梁启超则将其称之为"中华民族"(国族)。清朝统治者弥合族群之间差异塑造"臣民"(国民)的努力虽然催生了以"汉人"为主体包括其他族群在内的"中华民族"概念的出现,但也只是完成了中华大地上众多族群的凝聚,而其内部的融合依然在延续着。     

"中国"与"天下"的重合: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的历史轨迹——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理论研究之六

本文主要从不同时期的疆域分布状况和观念变化等方面对古代中国疆域的形成过程进行了梳理。认为"中国"一词并非单纯的地域或文化观念,也有丰富的政治含义,其中围绕"中国"形成的"中国"为"天下"中心且据之可以成为正统王朝的观念对古代中国疆域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正是众多民族尤其是汉和北疆民族建立的王朝或政权不断争夺"中国",在导致现实中疆域分布格局不断出现分裂和统一反复交替的同时,直至清代理想中的以"中国"为核心大一统的"天下"和现实中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终于实现了重合,古代中国的疆域也由此完成了凝聚的过程。     

朝贡制度与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以16-19世纪的明清王朝为中心

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应称"封贡体系"较为周全。封贡关系的要义在于"事大"与"字小"。从中国明清王朝与朝鲜、琉球、越南等属国关系看,朝贡制度也是双边贸易、文化交流、边疆管控以及司法合作的基本机制,而在属国遭遇国家安全危机时,作为"上国"的明清王朝也积极进行政治外交和军事上的援救行动。不过,朝贡制度旨在建立"上国"与"属国"之间的主从关系,各个"属国"之间并没有围绕"上国"而形成合作联盟。因此,它在近代难以抗衡运用条约体系的西方列强以及日本在东亚地区的扩张。     

朝贡制度与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以16-19世纪的明清王朝为中心北大核心CSSCI

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应称"封贡体系"较为周全。封贡关系的要义在于"事大"与"字小"。从中国明清王朝与朝鲜、琉球、越南等属国关系看,朝贡制度也是双边贸易、文化交流、边疆管控以及司法合作的基本机制,而在属国遭遇国家安全危机时,作为"上国"的明清王朝也积极进行政治外交和军事上的援救行动。不过,朝贡制度旨在建立"上国"与"属国"之间的主从关系,各个"属国"之间并没有围绕"上国"而形成合作联盟。因此,它在近代难以抗衡运用条约体系的西方列强以及日本在东亚地区的扩张。     

唐朝藩属政权的“华夏时间”——以南诏、渤海年号改元为线索

<正>中国历史上,藩属体系将历代中原王朝行政统治区域外围的藩部、藩属政权,与王朝连为一个有机统一整体,能够衔接“化内”与“化外”,是凝聚“历史中国”的核心政治体制之一。¹7—9世纪唐王朝主导的东亚政治秩序,是中国古代藩属体系典型。不过,对藩属体系的研究不能只立足于中原王朝,也应尝试站在边疆藩属政权视角,审视这一体系运作。     

“观念与秩序:中国古代天下秩序建构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9年3月30日,由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中国秦汉史研究会、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主办,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承办的"观念与秩序:中国古代天下秩序建构研究"学术研讨会在河南省新乡市召开。来自国内近20家高校、科研院所的4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中国古代天下观念的形成与演变、天下观念与华夷秩序、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念与王朝政治、中国古代天下观     

论古代中国的国家观与天下观——边境与边界形成的历史坐标

本文认为,中国古代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观,各王朝所持有的是天下观。即在法理上,中原王朝并不认为天下有与自己平起平坐的国家。这一观念自先秦时期奠定之后,影响深远,即便是由传统的"蛮夷之邦"入主中原的王朝也不自觉地接受了这一政治观念。但是,天下观在其长期的政治实践中,却不得不每每面临诸多强大对手的挑战。因此,每当此时,双方的实际控制线就有了一定的边界含义。不过,真正近代意义上的边界出现于清朝。即当清朝面临沙俄这样从未接触过的具有全新文明的强大对手的挑战时,近代意义上的国与国之间的边界才最终形成。换言之,只有当中国面临的对手足够强大,或者说其文明受阻于强敌时,天下观才转为国家观,有边无界的状态才得以消解。     

操演的政治:现代国家仪式与民初政治合法性建构

现代国家仪式作为中华民国建立之初政权合法性建构的重要工具和措施,有其产生背景与契机,中国传统礼仪、节日文化为现代国家仪式产生提供本土资源,而随着近代中国逐步开放,西方现代仪式知识的传入及传播为现代国家仪式产生提供域外资源。民国成立为现代国家仪式提供制度保障的同时,也利用国家仪式操演,昭示新民族国家、新政府成立,并提供正统与道统支持,构建"革命"与"共和"作为民国"新传统",为新政权提供合法性支持。国家仪式及其政治文化,从传递社会记忆、维护政治秩序、构建文化传统、动员社会等方面形塑、表达和强化剧烈转型的民初社会的政治合法性。     

书讯北大核心CSSCI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李大龙编审疆域理论著作《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2015年1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云南大学林文勋教授主编的"中国边疆研究丛书"之一部。全书30万字,分为前言,第一章东亚"天下"政治格局演变与多民族国家疆域形成和发展的分期,第二章"中国"与"天下"的重合:多民族国家建构的理论与现实,第三章     

清至民国滇黔毗邻区花苗群体之形象建构与国家认同

滇黔毗邻区的花苗群体是苗族的一个支系，清朝汉族士大夫把这一群体建构成一个与华夏有着巨大差异的“蛮夷”形象。民国时期汉族知识分子强调花苗群体与华夏的“同源”性，是中国民族的一部分。清末民国时期，西方传教士建构的是一个被“拯救”而获得精神自由与新生的花苗群体形象，亦为中国之一部分。民国时期的第一代花苗知识分子，在自我族群形象的建构中，既认识到本族群的不足，又意识到本族群的优势，自我归类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表达出强烈的国家认同情感。滇黔毗邻区花苗群体形象的历史演变与多维呈现，其国家认同情感的逐渐强化，展现了滇黔毗邻区花苗群体伴随王朝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演变过程。     

东突厥阿史那摸末墓志考述

本通过对阿史那王族成员郁射设阿史那摸末墓志的考述,分析了其家族世系中五代人的王位沿袭和兴衰演变,从中不仅可看到东突厥与隋唐王朝的密切关系,也可清楚他们降唐后的具体安置,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隋唐时期东亚地区各民族的历史作用以及中国北方政治、军事格局的变化。     

常与变：唐、清西域治理之比较

唐、清为中国历代王朝治理西域的两个最具代表性的朝代,其治理诸端较为集中地体现了王朝国家建构及清末民族国家建构转型之发展流变。文章以国家建构为主题,从唐、清西域治理之比较切入,从唐、清二代于西域治理之族群文化背景、天下体制、羁縻制度、治边法制及近代转型等五个基本方面展开具体分析,通过比较唐、清西域治理之异同,阐明唐代于清代西域治理之规定性、清代于唐代西域治理之连续性以及唐、清二代西域治理的相异性,为当代新疆治理提供借鉴。     

变动中的东亚地缘政治与美国东亚政策的演变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东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美国加快了向东亚转移战略力量的步伐,这一动向值得中国关注。本文通过对近代以来东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进行分析,系统梳理了美国东亚政策的来龙去脉及其主线,并对美国东亚政策的未来走向进行了预研。     

地缘政治视野下的隋唐征高句丽之战

隋唐两代之所以征高句丽,很重要的原因是地缘政治方面的。首先,这是中原王朝统一战争的一部分;其次,高句丽已经成为隋唐中央政权在地缘上的强大竞争对手;再次,从维护以中原王朝东亚朝贡体系这一地缘政治体系的角度出发,隋唐两代也必须征讨高句丽。     

巨文岛事件中的英国外交活动

巨文岛事件是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热点问题。从地缘政治观察,该事件是以朝鲜为地理中心的区域政治参与势力在当时的东亚权力格局下进行的一场国际政治博弈;从全球政治观察,是英俄两国在全球争夺势力范围矛盾激化背景下,在东亚地区的区域历史反映。作为事件主角的英帝国,在事件过程中运用“以中国为轴”的外交策略周旋于区域势力的外交压力之中,最后“借力中国”,用巨文岛这枚政治棋子与俄国达成局外妥协,成功地实现了遏制俄国海军进驻朝鲜的东亚战略目标。而中国则审时度势,在险恶的局势中谨慎的开展外交活动,有力地利用了局势施压俄国,实现了维护其在朝鲜半岛宗主权的初衷。     

从《阴晴史》看朝鲜王朝的近代外交

《阴晴史》是朝鲜王朝派赴天津的领选使金允植的日记,对朝鲜王朝近代外交活动有丰富的记录,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由于金允植的特殊使臣身份,使得该书可以反映出一些朝鲜王朝的近代外交的细节活动和基本特征,朝鲜既希望保持传统的"事大"外交,又渴望维护朝鲜自身的利益,但因为其国力的弱小和东亚局势的变化,而被迫开展近代外交,在外交上受制于人。此外,我们也可以从中解读出两班士人对当时外交形势的一些看法和心态。     

一体与边疆史地研究

在历史记载中的一体,是指不同时期社会体制的系统构成,包括民族、区域,经济、政治、文化的各个领域。一体的构成不是一个永久不变的模式,由家大夫、国诸侯、君天下的“天下国家一体”到家编户、国郡县、君天下的“天下国家一体”,都属于“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天下一体”。后来在四裔地区出现中国型的地方民族政权和王朝,以中原为中国的格局被不分中外的都是中国的格局所代替,进而统一为一个全国的“中华一体”的新格局。“中华一体”是华夷、中外统一的中国,在统一中国内分中央、内地和边疆。边疆史地的研究离     

第九届中日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综述

正2017年8月24—28日,第九届中日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在河南大学召开。来自中、日两国的60余位学者与会,围绕东亚政治秩序与信息沟通、东亚文化交流、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等议题,展开了观点碰撞和深入交流。东亚政治秩序与信息沟通。渡边义浩《两位"亲魏"王——三世纪的东亚国际秩序》通过对大月氏、倭国的微观分析,揭示出三国政权对周边政权的争夺。孙昊《制造"夷狄":古代东亚世界渤海"首领"的历史话语及其实践》指出唐朝、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