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东亚变局与近代“外交”一词的起源——以中朝关系为中心的考察

朝贡体制下的中外交往,以礼仪上的君臣尊卑关系为主要表征,与基于条约体制的近代西方外交有所不同.近代“外交”一词的起源与流通,是西方主导下东亚变局的直接产物,并与中朝关系的近代转型密切相关.作者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一是先秦特定语境下的“人臣无外交”作为后世对外关系的专用词语,在清代中朝两国汉文文献中的使用情况,进而指出它与朝鲜事大理念的内在关联;二是近代“外交”一词出现之后,关于中朝关系及朝鲜与欧美关系的讨论,成为近代“外交”一词的一条重要流通渠道;三是近代“外交话语”的形成及其思想史意义.     

从晚清外交机构的演变看中国外交近代化

近代中国在外力的逼迫下打破了＂夷夏之防＂,开始接受西方外交观念、外交制度,并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外交体制,慢慢地融入了世界,形成了新的国家关系,成功实现了外交的近代化。文章从外交机构的演变、近代中国外交转型的原因、中国外交近代化的评价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晚清对外关系中的"一个外交两种体制"现象刍议

晚清时期在对外关系领域,不仅在事实上确曾存在着传统与近代两种不同体制外交关系共存的客观现象,而且在制度层面负责处理对西方国家近代条约关系之新型机构与主管对周边朝贡国家关系事务的传统对外关系机构,也曾至少共存半个世纪以上的时间.在朝贡关系体制的边缘亦即周边朝贡国家如近代朝鲜,也曾出现极为类似的所谓"两截体制"局面与制度."一个外交两种体制"在晚清时期不仅是在朝贡关系体制的中心与边缘普遍存在的一个客观现象和事实,而且也是清政府统治集团在对外关系制度层面非制度性地因应上述客观变化的结果,本质上则可以说是晚清对外关系近代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个过渡性现象与特征.     

中朝日近代世界秩序观的形成与外交取向比较研究

19世纪中后期,西力东侵,维系原来中国、朝鲜和日本三国关系的条件发生了变化,东亚地区三个古老的国家开始相继实现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三国在向近代外交迈进的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姿态。中朝两国的统治者都不能以对世界变局的正确认识以及健康的心态迎接来自西方的挑战,融入新的国际秩序。只有日本在新的形势面前适时摒弃传统的世界观,以近代世界观看待东亚秩序问题,进而建立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新秩序。三国在19世纪中后期不同的外交取向,与其是否能够与时俱进,形成近代世界秩序观有着直接的关系。     

略论道咸同时期中国近代外交体制的诞生

道咸同时期中国独尊的传统外交体制在西方势力冲击下日渐瓦解,它虽给时人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失落,但并未阻止中国近代外交体制的诞生。这一演变不仅导致了总理衙门的成立、向外派使的发生,而且还导致了中国人国家利权、国权等近代外交意识的诞生。     

从《阴晴史》看朝鲜王朝的近代外交

《阴晴史》是朝鲜王朝派赴天津的领选使金允植的日记,对朝鲜王朝近代外交活动有丰富的记录,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由于金允植的特殊使臣身份,使得该书可以反映出一些朝鲜王朝的近代外交的细节活动和基本特征,朝鲜既希望保持传统的"事大"外交,又渴望维护朝鲜自身的利益,但因为其国力的弱小和东亚局势的变化,而被迫开展近代外交,在外交上受制于人。此外,我们也可以从中解读出两班士人对当时外交形势的一些看法和心态。     

“宗主权”与传统藩属体系的解体——从“宗藩关系”一词的来源谈起

文章追溯了"宗主权"一词中文翻译的出现过程,指出该词是伴随着日本国际法著述的引入,出现于清末,进而认为中国传统藩属体系与近代西方国际法宗主国—属国关系体制不同,后者代表了当时国际社会强势规则,清朝传统藩属体系在进入国际社会时,不得不受其挑战而进行调适。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清朝对"宗主权"认识迟钝、国力衰弱、列强侵占等因素,无法最终依据当时西方国际法规范对与越南、朝鲜等国的传统藩属关系进行重新确立,而传统藩属体系逐渐被解体。当"宗主权"、"宗主国"等词语进入中文成为固定的术语时,后世学人开始用这些词语重新书写历史,由此产生了"宗藩关系"等词语。     

万国公法引入与明治初年的日朝关系

明治初年,万国公法成为明治政府外交上的指导思想,以万国公法为原则,日朝关系经历了从传统朝贡体制向条约体制的转变。其中,宫本小一的《朝鲜论》批驳了政府旧有的外交观念,要求重新在国际法秩序的基础上认识日朝关系,奠定了日本吞并朝鲜的理论基础。     

近代上海与朝鲜的海上贸易(1883-1904)

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的缔结不仅为中国商人进入朝鲜提供了政治保障,而且标志着两国关系开始从传统的"宗藩朝贡体制"向"近代条约体制"过渡。受中日甲午战争等国际局势影响,上海的对朝鲜贸易虽然有所波动,但整体上呈快速增长态势,这主要得益于双边贸易具备了货源、市场、航运和商人网络等方面的条件。上海对朝鲜贸易的两大特点是上海腹地资源的出口和洋货的转口。大量物资从上海流向朝鲜,使上海的贸易顺差一直处于高位,朝鲜金银的大量流入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朝鲜的贸易赤字,不受海关监管的中朝陆路贸易和红参的走私也起到了一定的弥补作用。在近代转换期,上海与朝鲜的海上贸易使相对封闭的朝鲜对接了中国的贸易网络,从而间接地融入世界贸易体系;上海则获得了朝鲜的金银,也使中国商人具备了在朝鲜市场上与日本商人竞争的能力,上海与朝鲜贸易的兴衰也折射出转换期中朝关系的变化。     

从朝鲜电信线问题看甲午战争前的中日关系

19世纪80年代中叶到甲午战争爆发前的10年,正是中日两国争夺朝鲜控制权的10年。发生在这一时期的中日争夺朝鲜电信权个案,则是中日在朝鲜展开的一场代理战争,也是19世纪80年代中日朝三国关系的一个缩影。从这个历史个案可以看到,为了赢得控制朝鲜的主动权,维护和扩大各自的在朝势力,中日双方在具体权益问题上采用的都是回避对方、直接与朝鲜进行交涉的外交策略。同时作为权宜之计,又都不失时机地充分利用对方的立场,对朝鲜施加压力以达到目的。对朝鲜,清政府采用了传统的宗属外交与近代条约外交相结合的灵活外交政策。对中国,日本采用了暂时放弃与中国争夺朝鲜电信线的架设权和管理权,将获取通信手段放在首位的实用主义外交。这种表面上没有直接对立,水面下却竞争激烈,有时又相互利用的关系,正是这一时期中日关系的特点。这种关系从甲申政变后开始,一直持续到甲午战争爆发为止。     

朝鲜与明清表笺外交问题研究

表笺是朝鲜与明清两朝所采取的主要外交工具,表笺外交成为朝鲜与明清关系的重要特征,也是朝鲜处理与宗主国关系的重要策略。但在表笺外交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系列表笺问题纠纷。通过对朝鲜与明清表笺外交中表笺纠纷的考察,论文分析了表笺问题产生的原因,总结朝鲜表笺外交的成功之处和两国古代政治文化交流成果。     

从《阴晴史》看朝鲜王朝的近代外交简

《阴晴史》是朝鲜王朝派赴天津的领选使金允植的日记,对朝鲜王朝近代外交活动有丰富的记录,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由于金允植的特殊使臣身份,使得该书可以反映出一些朝鲜王朝的近代外交的细节活动和基本特征,朝鲜既希望保持传统的＂事大＂外交,又渴望维护朝鲜自身的利益,但因为其国力的弱小和东亚局势的变化,而被迫开展近代外交,在外交上受制于人。此外,我们也可以从中解读出两班士人对当时外交形势的一些看法和心态。     

从《中朝商民水陆通商章程》论晚清宗藩体制之争议

通过分析《中朝商民水陆通商章程》,作者认为清政府允许朝鲜开国,由北洋大臣李鸿章主持朝鲜与西方诸国通商事务,拟定该章程,而朝鲜却想趁机变通旧制,谋求与西方诸国同样的平等地位。由于礼部暗中阻碍等原因,李鸿章的构想未能全部实现,只能单方面加重中国驻朝鲜商务委员监督朝鲜君臣的权力,但却让朝鲜更想脱离宗藩体制,寻求自主之路。《中朝商民水陆通商章程》的签订,并未真正强化中朝宗藩关系,反而种下了中朝两国冲突的隐患。     

角色认同的转变与重建:朝鲜王朝与明清封贡关系的变迁

朝鲜半岛的李氏王朝对中国明清王朝角色认同的转变与重建,经历了曲折的历程。朝鲜王朝建立后长期"至诚事大"于明朝,因而其宣祖朝得到明朝的抗倭援朝救助。朝鲜光海君朝在后金的武力威胁下,对明朝和后金政权实施"两面外交"。朝鲜仁祖时期,先是在后金的"丁卯之役"军事征伐下"半臣属"于后金政权,其后由于清朝的"丙子之役"战争,朝鲜被迫脱离明朝,成为清政权的"臣属之国"。朝鲜与明清之间角色认同的变化,体现出中朝封贡关系嬗变的艰难性。在朝鲜对明清封贡对象转变权衡过程中,思想文化的认同与否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郭嵩焘的近代外交意识

郭嵩焘是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在中国由传统外交向近代化外交的转型时期,以其独特和前瞻眼光来看待中外关系。其外交思想中的近代意识表现为对传统夷夏观的突破、对近代西方外交观念、外交礼仪的吸收、接纳,以及创办近代外交机制的努力等内容。郭嵩焘的近代外交意识,对晚清外交的近代化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甲午战争前后日本构筑朝鲜电信网的军事行动与对外交涉

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在构筑朝鲜电信网过程中所采取的军事行动与外交交涉,是日本对中国军事和外交的关键环节之一,也是日本战胜中国的重要因素,更是甲午战争期间中日两国在朝鲜半岛势力消长的一个缩影。朝鲜电信通讯问题开始于19世纪80年代,日本的外交重点是获取日本与朝鲜半岛之间的电信通讯使用权。中日交战前后,则是以保障电信通讯联络的畅通为重点。日本通过外交交涉和武力威逼并进的方式,占有了中朝电信线并完成了军用电线的架设,在通讯联络上优势于中国。甲午战后,日本开始计划独占朝鲜电信所有权,虽然在列强的干涉下一度受挫,但最后还是通过与朝鲜交涉,控制了朝鲜半岛境内的电信通讯。     

清政府一次失败的外交攻势——论释放大院君李昰应回国的原因与影响

1885年10月,清政府释放大院君李昰应回国,是中朝关系史上极为重要的历史事件。事件的全部过程显示,这是李鸿章主动实施的一次外交攻势。李鸿章试图利用当时的国际形势,遏制朝鲜背清自立的倾向,封杀日本"共同管理朝鲜"的构想,借此强化对朝宗主权。但由于其过分看重与大院君李昰应治国理念的一致性,高估了李昰应的国内个人威望,低估了朝鲜政府的排拒意志,致使中朝关系急剧恶化,并引起了日本对华政策的新调整。事实证明,释放李昰应回国是一次高风险、低效益的外交投资,是一篇失败的外交记录。     

浅析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外交

1840年之后的中国,随着列强侵略的加深,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逐渐形成。这种民族主义在外交上的体现就是中国民族主义外交。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时期所表达的外交诉求,五卅运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为了关税自主、取消治外法权和废除外国租界,不断地与帝国主义列强作斗争,都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外交的范畴。笔者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外交源流、主要表现、历史影响三个方面浅析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外交。     

从1871年中日立约看李鸿章的早期外交思想

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是中日近代第一个条约,标志着近代中日的建交。这个条约是一个平等条约,它是由李鸿章最早主持谈判和缔结的一部条约,其中毫无疑问体现了李鸿章的早期外交思想:一是"外须和戎"的对外媾和思想;二是"联日以制泰西"的"以夷制夷"思想;三是积极谋求国际地位平等的外交思想。     

明抗倭援朝战争初期中朝宗藩间之“信任危机”及其根源

抗倭援朝战争初期,明与朝鲜间本来稳固的宗藩互信关系出现危机。战前,先是朝鲜私自通信日本种下祸根,继由东亚贸易网传来朝鲜诱引日本入犯大明的报告。朝鲜感到压力后迅速派使辩诬,暂时修复了信任关系。战初,朝鲜节节溃败,但迟迟未向明廷请援,再度引起明朝怀疑。面对危局,明朝主动派人勘疑,先后派三拨使节进入朝鲜;朝鲜则连遣使节入辽、入京请援,同时与东来明使臣沟通,释疑辩诬。经过努力,双方终于再建信任关系,并迅速投入到联合对日作战中。上述信任危机的产生及其应对处置,一方面揭示出明代中朝"典型宗藩关系"中存在"不典型"的一面,"事大字小"行为中隐含着别有意味的内涵;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明、鲜宗藩关系框架下,辩诬、勘疑等手段因常用于处理不良事件而成为宗藩体制之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