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撤废不平等条约”交涉述评——兼评王正廷“革命外交”

南京国民政府“撤废不平等条约”交涉述评——兼评王正廷“革命外交”申晓云１９２９年国民党三全大会外交报告中,自谓：南京政府建立三年来,“抛弃消极应付”,以“积极进取”的精神办理外交,以一系列“可载笔而书”的实绩,“打破列强压迫之局面,而建立恢复了国权之...     

1928─1931年的胡汉民

１９２８─１９３１年的胡汉民席富群胡汉民继１９２７年与蒋介石合作进行反共清党之后,１９２８－１９３１再次与蒋联手。其间,胡汉民以其在党内的特殊地位,主持党政,对各地方实力派的反蒋活动口诛笔伐,并制定了一系列法规使国民党中央政权的统治合法化。但由于胡汉...     

论宋子文的对日强硬态度(1931——1933年)

一般认为,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在南京国民政府内部,因对日态度的歧异,逐渐出现了亲日(和日)妥协派与拒日强硬派的对立。汪精卫被认为是亲日妥协派的魁首,宋子文则一般地被视作拒日强硬派的代表。笔者认为,这样划分基本上是正确的,但还应该进行具体     

中华民国早期(1912-1928)的外交立法述论

辛亥革命后成立的中华民国,虽然在对外关系方面不得不接受晚清政府的外交遗产,但是,其以外交立法为动力,加强外交的制度化建设的做法却促使中华民国的外交发生了新变化:全面界定了最高外交权力的分配模式,建立起了外交权力相互制约的外交最高权力的制衡机制;全面规定了外交部、外交总长及外交官、领事官的职责范围,构建起以外交部和外交总长为中枢的外交运作机制和以培养、选拔高素质外交官、领事官为核心的外交官员的养成制度。     

芜湖海关史料(1922—1931年)

1877年芜湖海关建立后,除逐年编制年报外,1882—1931年这五十年间还以十年为一期,编制了五期《芜湖海关十年报告》,内容除了同芜湖海关业务有关的贸易和关税情况外,对芜湖以及安徽全省的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财政金融,人口、文化教育、邮政等均有记述或统计,对于研究安徽近代经济发展有一定参考价值。兹将汪明译稿《芜湖海关十年报告》(1922—1931),摘要以《芜湖海关史料》为题予以发表,供参考。     

大连港的中转贸易(1907—1931)

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由港的贸易政策 ,190 7年后大连成了中国北方诸港与日本之间贸易的中转港。大连港的崛起 ,一方面加深了日本与北方诸港的贸易交往 ,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大连与北方诸港间相互地位的调适。     

中国抗日战争与国际关系(1931—1941)

从“九·一八”事变到珍珠港事变,中国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英勇地抵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日本悍强,中国积弱,而又乏外援,张伯伦之流在卢沟桥事变后以为中国很快就要变成第二个阿比西尼亚,但是中国的抗战奇迹般地坚持下来了。1931—1941年是中国孤军奋战的时期,斗争异常艰苦,研究抗战这一阶段的中外关系,吸取其中的经验教训,是很有必要的。     

国立中央研究院概况(1928—1948年)

为明瞭旧中国中央研究院因革损益的历史轨迹,并藉此窥见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科研状况,特自馆藏档案中央研究院全宗中择取部分材料,编成《国立中央研究院概况(1928—1948年)》,供读者参考。《概况》一般照引档案原文,编者所加按语均以五楷字体标出,希读者引用时留意。     

上海银行公会改组风波(1929—1931)

192 9年至 1 93 1年 ,上海银行公会不甘被强制改组为同业公会 ,联合钱业公会以及平、津、汉等地银行公会 ,奔走交涉于各方之间 ,要求国民政府颁布银钱公会单行法规章 ,但在强大的压力下最终遵行法规组织起同业公会 ,又改组原公会为银行学会 ,这得到了金融业的赞同 ,也为国民党当局所认可。上海市银行业同业公会大体上继承了原银行公会的组织制度、全部会员银行乃至社会地位。银行公会改组风波对上海金融业所产生的冲击 ,还只是外在的 ,间接的。     

民族资产阶级与南京国民政府(1927—1931年)

1927—1931年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复杂而又重要的阶段。对这一阶段民族资产阶级的活动的系统研究尚付厥如。长期流行的说法是:1927年民族资产阶级追随国民党蒋介石背叛革命是上当受骗,“不仅在政治上没有得到什么好处,而且在经济上也日益处于破产半破产的境地”。考诸史实,却并非如此。     

中国大革命时期美国对华政策(1925—1928)

自19世纪末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向远东及太平洋地区扩张的主要战略是以“门户开放”为手段,尽量分享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已经通过不平等条约从中国攫取的权益。尽管美国没有实际参与列强为建立各自势力范围而对中国领土的瓜分,但美国政府借口传教士和商人的“条约权益”,派遣炮舰巡弋于中国水域,调拨军队驻扎于中国领土。直到华盛顿会议     

英国与南京事件交涉(1927—1928)

南京事件发生后,英国先是联合美日等国向武汉国民政府提出五国联合通牒,后又力图推动五国联合制裁,但因列强内部意见不一而被迫放弃。宁汉分裂后,英国选择从汉口撤使,转而与南京国民政府交涉。然而,由于中国政局动荡、南京政府改组频繁,加上英方拒绝道歉和承诺修约,中英交涉一波三折。但随着中美协定的签订,五国联合阵线的瓦解,英方不得不放弃强硬政策,同意在中美协定的基础上换文。而日本出兵山东,制造济南事件也促使蒋介石与国民党高层决心对英妥协,解决“宁案”,以英美牵制日本。因而中英在北伐结束后重启谈判,迅速达成协议。中英南京事件的交涉过程,既是英国对国民党政权由观望到承认的过程,也是国民政府谋求与英国修订新约、建立新型中英关系的过程。     

论1928年国民党政府关于商约对欧洲小国外交

1928年政权尚未稳固的国民党政府发表宣言,声称要废除中国同外国间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要求同外国重订新约,掀起了废约外交。1928年的有关外交活动涉及修订或重订通商、关税条约,其核心是谋求关税自主,对欧洲小国的外交效果比较显著。     

石家庄"市自治"述论(1921——1928)

1921-1928年间推行的石家庄“市自治”,对其城市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推动了石家庄市政管理体制的近代化,拓展了城市区域发展空间,加速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市政建设的进步。由于石家庄“市自治”在当时中小城市自治中十分典型,因此,对石家庄“市自治”过程的考察,不仅有助于认识“市自治”在石家庄建制市设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而且有助于认识“市自治”在我国“建制市”,特别是中小城市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哈尔滨莫斯科商场考述(1906—1928年)

现今的黑龙江省博物馆主楼,原名莫斯科商场,始建于1906年,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这一百多年中,它在不同时期担当了不同的使用功用,本文仅考述其1906—1928年间的情况,以1918年莫斯科商场暂停歇业为分水岭,歇业之前,莫斯科商场主要是作为商业用途,当时很多莫斯科和西伯利亚大工厂业主在此落户,它是俄国商品在中国的批发基地;歇业之后,其功能逐渐转向于行政办公、科学研究、博物馆陈列及学校教育等方面的使用。1928年末,东省文物研究会工作结束,本文以此为结点。     

《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4月出版,24.6万字,32元本书英文版出版于1976年,作者是早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当时任教于美国卡罗来纳大学的齐锡生教授。在关于北洋军阀史的众多研究中,本书可谓独具特色。此前该领域的学者侧重于对个别军阀进行研究,作者则另辟蹊径。他认为,集中研究军阀个人或政府,容易使研究者深深陷于琐事之中,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北平的文化格局(1928—1937)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最初的十年间,北平原有的政治、军事功能持续弱化,城市经济陷入低迷,只有文化功能得到凸显。凭借多元的高等教育体系、深厚的学术思想资源和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北平在一种比较安宁的状态中孕育了独特而浓郁的文化氛围。这里聚集着多所国内一流高校与国家级学术研究机构,国立、私立与教会大学各有所长,为各种文化现象的发生构建了充裕的文化空间。大批高级知识分子维持着体面的学院派生活,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文化消费群体。同时,以"京派"为典型特征的文艺作品,不仅与北平的地域特征密切相关,也是构成民国时期中国文化整体面貌的一块重要拼图。     

党、革命动员和地域社会:论中共河北党组织(1928～1934)

大革命失败后,河北区域的中共党员数量急剧下降。由于国民党势力的打压,党的发展重心不得不转移至农村,党员的社会构成也由以学生为主变为更加多样化;党的大多数支部有名无实,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经费短缺,上下级组织间信息传递迟缓。因此在白色恐怖下其生存境遇相当艰难,屡遭重创。另外中共在河北区域的革命工作遇到极大困难,其欲动员的工农群体,自身资源短缺亦是一重要因素。在基层,革命斗争往往异化,阶级革命经常与地缘亲缘多种因素相互缠绕。     

“党”“国”之间:论国青合作之形成(1931-1938)

青年党曾经长期与国民党处于紧张对立状态。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青年党主动调适,提出"政党休战"的主张,这成为青年党政策调整的起点。1933年,以左舜生为代表的青年党再次妥协并得到国民党的积极回应。"庐山会谈"开启了两党领袖沟通的渠道,"南京谈判"则奠定了合作的基础,此后双方来往频繁,在反共基础上实现初步合作。西安事变及曾、左、李奉化之行则使两党关系密切化。此后两党通过国防参议会这些架构在抗战初期形成事实上的合作抗日局面。1938年蒋、左互致信函,国青合作正式形成。在这一过程中,国难与反共是两党合作的基础,而"宪政"与"训政"之分则是合作的主要障碍。双方均在自身利益与国族利益之间权衡博弈,最终在"党""国"之间寻获大致平衡,共同步入抗战建国的历史进程中。     

1921—1928 “五四”领袖走进大革命

陈独秀连任5届最高领导人,中共三大上毛泽东曾进入核心领导层20世纪初,中国深陷内外交困的泥沼。国内,辛亥革命的果实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愈演愈烈的军阀混战使国家长期分裂、动乱,民不聊生;国外,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