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传统、士大夫文化与地方社会:宋明以来闽西四保邹公崇拜研究

邹公是汀州四保地区最重要的地方神,至迟元明以来就为当地村落所崇奉,并被当地邹氏视为始祖。文献资料多认定邹公是南宋状元邹应龙,实际这一说法在明代后期邹氏地方精英开始有意识进行收族活动后才出现,与汀州流传的一系列斗法传说有关。这些传说透露出邹公不是状元,而是位神通广大的法师。邹公从法师到状元的身份转换过程,不应简单归结为士大夫文化取代地方文化的过程,而应视为道教、士大夫与地方社会几种文化传统相互合成的结果。     

华北三皇姑的传说体系与层累生成

在华北,千年流传的女神三皇姑传说盛行不衰。这位女神的身份,以隋文帝女、南阳公主、千手千眼佛三说最具代表。在碑志等地方文献中,隋文帝女和南阳公主说居于主流;在民众口耳相传的故事中,千手佛的传说流传更广。这揭示出文人士绅重"教化"与民众求"灵验"的迥异心态。近代以来,三皇姑传说被再次整合,南阳公主身份与千手佛故事主体层累、叠加一处。如今,化约、趋同的三皇姑传说是旅游经济驱动和传统文化定性互动的结果。     

从“因寺名镇”到“因寺成镇”:南翔镇“三大古刹”的布局与聚落历史

南翔自聚落形成之日起就与寺院之间纠葛不断,经过宋元明清四朝的不断"层累",其历史已被当地人前推至南朝萧梁时代,从而完成了从"因寺名镇"到"因寺成镇"的型塑。以上过程,直接因应于明中叶以降江南市场发育和市镇聚落拓展等关键历史阶段。作为南翔"三大古刹"之首的南翔寺,不仅参与并见证了南翔镇从兴起到日趋繁荣的历史过程,而且逐渐由单纯的宗教中心发展成为集宗教、商业和行政等职能于一体的重要场所。然而,寺庙并非市场发育的主导"驱动力",南翔镇的形成及成长,乃是空间、制度、商贸、文化等多条脉络交互作用下的产物。     

明代江南市镇中的"主姓"家族与地域认同——以常熟县为例

15世纪中叶以降,江南开发重心向高乡转移,区域市镇化加速,"主姓市"现象突出。伴随明代地方社会权力结构从财富导向向科举导向的转变,一部分市镇"主姓"成功完成向士绅阶层的转型,继续着在权力格局中的优势地位,并表现出与市镇紧密的关系状态,其地方保护意识与相关行为,影响和反映着市镇的自我认同。晚明各市镇中权势"主姓"的"畛域之见",影响到州县日常的行政管理,甚至一度冲击传统基层区划组织结构。这表明,市镇与其区域内权势大族的关系,对基层地域社会历史进程影响深远。     

明清江南基层区划的传统与市镇变迁——以苏州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明初江南地区的市镇都要标明位于何“都”何“区”,目的是表明每个市镇像乡村一样都要履行纳粮当差的职责。自明中叶以降,以“市镇”为单位的区划观念逐渐流行,但更多的是借助巡检司等县级以下行政组织的管辖区界定其范围。清中叶以后,以市镇公共事业为中心的地方行政运作,相应取得与一向凌驾其上的赋役佥派机构同样的地位,但直至清末民初乡镇自治期间,才逐渐产生出今天所理解的“镇管村”的机制。20世纪初江南地区围绕“市镇”标准问题所产生出的诸多争端,其实是各种基层区划在较长的历史过程中不断“累积”的结果。     

中州地区的古代佛道建筑文化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 ,文化灿烂的文明古国。同时 ,由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个很广泛的概念 ,也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所以在传统文化中 ,佛道文化从一开始就被融入其中 ,成为整个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我国的古代建筑 ,特别是佛道建筑 ,至今保留下来的实物遗迹最多 ,年代也比较早。据考古调查 :自东汉以来 ,尤其南北朝、隋、唐、宋、元时期遗留下来的古建筑 ,大多数是佛寺、佛塔、石窟寺、摩崖石刻造像及道教的宫观庙宇等。所以长期以来佛道建筑文化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佛寺是佛教文化的代表性建筑物。自东汉明帝永平十一年 (…     

“女子”与“君子”:从女教理论看儒家思想的传播及礼俗之互动——以“女四书”为中心

传统女教主要是基于儒家五经所建构的"内/外"模式来规训女性的言行举止与生活空间,而随着女教理论的发展,儒家修身学说逐步被移植并被用以型塑女子之德性。其中,"女四书"因其作者本身为女性,鲜明体现了女性对于礼教的自觉认同与"内卷化"特征,甚至表现出"立命"与"安身"相统一的趋势。然而从唐代的《女论语》开始,在儒家的心性修养体系日渐深入女教理论的同时,作者已不满于《女诫》以来将女性圈囿于家庭之内的角色定位与伦理束缚,表达出了参与公共事务的强烈意愿与完善个人道德、安顿终极关怀的诉求。换言之,先秦乃至两汉的女教理论着意将女子型塑为"女子",而唐代以降,女性的性别意识逐渐觉醒并致力于打破这一阃域,而力争成为"女君子"乃至"君子",并因此产生了女性个体诉求与儒家传统礼教之间的矛盾。这一冲突在明清时期达至巅峰,从而呈现出礼俗互动的多重影像。     

四世班禅生平及与四世达赖、五世达赖之关系

四世班禅精通佛学和传统文化知识,他担任扎什伦布寺住持,使该寺成为班禅活佛系统执掌的主寺;同时,他对四世达赖倾囊相授,担任拉萨祈愿大法会首座,维修大昭寺和甘丹寺灵塔殿金顶,成为格鲁派的领袖人物。此外,他还是五世达赖的上师,协助五世达赖的政教事业,并首倡与关外的清政权建立联系,参与觉囊派改宗等事。四世班禅为格鲁派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由此确立了班禅活佛系统在格鲁派中的崇高地位。     

憨山德清的三教融合论

憨山德清从融合儒佛道的思想立场出发，以禅宗的“明心见性”说来解释儒家的学问之道，以佛教本体论和八识说来发明老庄道学之旨，又以儒家伦理思想去解释佛教教义与戒律，从而形成了系统的三教互释思想。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了“三教同源”说，认为儒佛道同源于一心，故“三教本来一理”、“三圣本来一体”，三圣三教之间“所同心，所异迹”，从根本上说，“孔老即佛之化身”，万流朝宗，百川一味。     

儒家的民族文化意识及现代价值

本文从文化继承和发展的角度,探讨了儒家自先秦以来为维护和发展民族文化所作出的艰苦努力──即儒家自觉的文化使命意识。先秦儒家为维护“周礼”所作的艰苦努力,宋明新儒家“援佛道入儒”的成功经验,以及现代新儒家“援西学入儒”的初步尝试,都是儒家这种文化使命意识的真实展现。本文认为,儒家这种民族文化使命感,尽管有其保守和封闭的一面,但它对于中华文化的延绵与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重要的影响。本文同时认为,今日中国的知识分子应继承传统儒家的文化使命意识,为振兴中华文化,弘扬民族精神作出不懈的努力     

清代县志与族谱编纂中的官民互动——以安徽泾县样本为中心

作为地方公共历史重要平台的清代县志与作为私家历史代表的族谱,在编纂过程中出现了官民互动密切、双向流动频繁的重要动向。而宗族板结化的人物在县志和族谱之间的双向流动,指示着县志和族谱背后有一个共同的操纵力量——强宗大族与官绅阶层结合所达成的权力共谋关系。本文以清代泾县县志与泾县族谱为样本,深入分析两者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揭示在宗族权力网络主导下的清代方志的特性与局限以及族谱在地方文化建构中的重要作用。     

大足法华寺第1窟四佛尊格问题探讨

大足法华寺第1窟,开凿于唐代。该窟规模较小,窟内造像以主尊四佛结合左右壁众小佛及释迦说法龛等为主,其布局奇特,在早先或同期石窟中所鲜见。经初步分析,该窟正壁趺坐四佛尊格或为贤劫四佛,左右壁小佛共五十三身,属五十三佛。贤劫四佛与五十三佛组合非出于大正藏经,亦无造像先例,应是佛教在民族化、地域化演进过程中的独创。从造像意涵而言,这种配置旨在表达法脉相延、递代师承的佛学思想,同时也反映了施资人或造像者特殊的信仰诉求。     

会昌毁佛前后唐代地方州府佛教官寺的分布与变迁

唐武宗会昌毁佛前夕,唐代多数地方州府呈现龙兴寺和开元寺并存的局面,少数州府为大云寺、龙兴寺和开元寺同时并存,只有沙州、柳州等个别州府呈现高宗官寺、大云寺、龙兴寺和开元寺(唐代先后设立的四所佛教官寺)同时并存的分布态势。在唐武宗拆寺毁佛的过程中,武宗最终敕许诸节度使、观察使治所及战略要地同、华、商、汝四州合计50州府各保留寺院一所,这些准敕保留的50所寺院应即各州之开元官寺。在宣宗恢复佛教的过程中,上述50州府之外的多数地方州府的开元官寺均得以及时恢复重建,并迅速成为各州佛教复兴开始的标志。这些保留未毁和迅速得到重建的开元官寺,实际上构成了唐代全国佛教复兴的重要基础和推动力量。     

浅述炳灵寺石窟关公题材及其反映的明清佛教特征

关羽是三国时的蜀汉名将,死后受民间和历代朝廷尊崇褒封,逐渐位居神列,后被佛、道二教分别吸收。在炳灵寺明清时期的佛教壁画中,共出现了四组关公与其二侍从关平、周仓为题材的画像及一帧关公三尊唐卡。本文试从关公题材的造型特征及其与窟内其他绘画题材的组合关系等入手,分析炳灵寺在大兴藏传佛教的同时也融合和吸收了民间道教、民间神祗中的信仰元素,形成佛、道、儒三教交融合流共同发展的多元化佛教特征。     

儒学在江南的建置化与民间化——基于嘉兴儒学物质载体的数字人文分析

儒学的建置化和民间化,即儒学作为中央集权制大一统王朝的国家意识形态,在地方社会完成一整套治理体系的构建,并向下渗透到民众日常生活的过程。对地方志中所载儒学物质载体的大数据分析表明,以嘉兴为代表的江南地区自宋代开启儒学建置化,至明清臻于完善。明清时期,儒学显著渗透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表现为与个人道德规训、日常生活管理有关的物质载体大量增加。在实践层面,与儒学有关的信仰在地方官员的推动下,与佛、道、民间信仰展开了漫长的拉锯过程。     

裴头陀“驱蟒、开山、得金”等传说探赜

裴头陀是镇江金山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的重要组成。文章通过对镇江金山寺第二代开山祖师裴头陀若干传说进行文献考证,揭示从五代以来"头陀开山得金—裴头陀驱蟒得金建寺—裴休送子出家、裴头陀金山驱蟒建寺—法海就是裴头陀"的故事演变脉络,认为金山寺与南方各寺院故事相互融合演化,从而形成近代的传播格局,在僧俗界形成广泛影响;金山法海的法力来自佛教徒宣扬裴头陀的故事;金山裴头陀的传说与南方沿海各地裴真人、裴仙的民间信仰有着特殊渊源,是佛仙合流的另一种形式。     

清至民初嘉定宝山地区分厂传统之转变--从赈济饥荒到乡镇自治

本文通过揭示赈灾这样的特殊事件及与“分厂”相关连的地方惯习的变化 ,勾勒出有清至民初嘉定、宝山“分厂”制度的确立和衍化过程 ,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厂董”职能的转化以及传统的乡镇管理模式与清末民初地方自治之间的关系 ,指出在清初救荒活动中划分的以市镇为核心的“厂”的管辖区 ,后来逐渐演变成事实上的地方行政区划。至清末民初 ,尽管“厂域”界限纷争不清 ,但该地的地方自治区域还是完全按照原来的“厂域”面积拟定的。     

苏州大运河沿线运河小镇的属性与价值

大运河苏州段位于江南运河中段,低湿多湖,是太湖流域重要的水利工程体系,且千年来始终奔流不息,成为江南地区文化孕育的母体之一。苏州“运河小镇”作为典型的江南水乡市镇,其生成与发展既是当地文化经济发展的必然成果,也受到大运河的影响。将苏州大运河沿线的运河小镇单独分类研究、厘清属性,从遗产价值的角度加以分析,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文化阐释内容之一。     

郭子章《豫章诗话》中的佛道意识

郭子章《豫章诗话》以地域性著称,一直以来很少有人注意到其中鲜明的佛道意识。《豫章诗话》中的佛教意识主要体现在:记录了很多与佛教相关的诗作和诗人故实,诗僧轶事和有关诗作,以及渗透了佛教思想或借用佛语的评述和诗文;其道教意识主要体现在:记录了很多与道教相关的诗文和掌故,神仙、道人的轶事和有关诗作,以及渗透了道教思想的诗文。《豫章诗话》有如此鲜明的佛道色彩,主要缘于明中叶佛教、道教的复兴,江西佛道文化的深厚根植,以及郭子章个人的相关经历。     

从传说到传奇——《古岳渎经》与唐代运河淮泗段的地域文化考论

李公佐的传奇《古岳渎经》虽然在故事母题和叙事模式上对前代志怪有所借鉴,但其中的无支祁形象却是在唐代淮泗地区淮涡水神传说的基础上塑造的,中唐时期是无支祁传说的历史起点。唐代楚泗地区重神好祀的传统与地处淮河下游水患频繁的地理环境,为淮涡水神无支祁传说的滋生提供了文化土壤。同时,无支祁传说的滋生与流布,与淮河中下游的自然地理和运河交通具有天然的联系。李公佐长期任职江淮,且屡次取道楚州所在淮楚运河来往两京和东南地区,其经历中又与治水之人多有交集,这些特殊的经历使得与运河交通和治水相关的楚州无支祁传说引起了他的兴趣,最终创作出神奇的水怪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