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姚文元的札记看“四人帮”覆灭前的罪恶心态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主要成员被隔离审查时,从姚文元住处查获他手写的若干本札记。按姚文元在札记中说,这是他记录下来作“斗争参考”的。他在其中一篇中还给他的札记起了名字,叫《革命狂想曲札记》,并加了括号（浪漫主义的）。现在,我们原原本本摘录其中1976年“清明”前后的一部分札记,并稍作删节,发表于下。从这札记中可以看出“四人帮”是怎样密谋、策划、制造舆论打倒邓小平、压制悼念周恩来和疯狂镇压人民群众的,也透露出他们阴谋颠覆共和国、篡夺最高权力的野心。1976年清明到1997年,这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四人…     

郦学札记（十）

郦学札记（十）陈桥驿清官我从４０年代后期,在读《水经注》的过程中就陆续写作《札记》。５０年代以后,“运动”频繁,但是《札记》却照写不误。读《水经注》本身是一种学术研究,写《札记》则是记录一些学术研究的心得,其实并不涉及政治。可是在那个年头,政治深入人...     

《标点本〈资治通鉴〉校读札记》商兑

读了《标点本<资泊通鉴>校读札记》(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2年第2期,以下简称《札记》)一文,觉得其中有二则札记所论有欠妥之处,兹略申己见,以供进一步讨论.一、关于 《通鉴》两次“初定租庸调法”的记事,《札记》认为:“众多史料清楚地说明了武德二年仅颁布了租调法而不是租庸调法”,“《新唐书·高祖本纪》的记载是不准确的,《通鉴》作者在取材时没有详考,从而出现了两次‘初定租庸调法’.”我觉得下这个结论过于匆忙.其实,唐武德二年颁布的赋税力役制度究竟包含哪几个部分的内容,迄今仍未有定论,原因在于包括《通鉴》在内的几部史籍的记载互有异同,殊难确定.《新唐书》卷一《高祖本纪》云:“(武德二年)二月乙酉,初定租庸调法.”但不载其具体内容.     

人间真情伴我走过艰难岁月

<正>我陷入了彻底的孤独1966年，我还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一名初中学生。4月16日，《北京日报》以《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为标题发表大批判文章后，学校语文课和政治课的上课内容都改为批判《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我在自己写的批判文章中表态：虽然邓拓是我的爸爸，我也要听党的话，积极参加大批判，帮助他认识错误，改正错误。     

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演进学说和魏特夫对它的曲解与歪曲

魏特夫一再声言,他在《东方专制主义》中所系统发挥的关于“治水社会”的理论,是以“特别强调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社会和半亚细亚俄国为基础的”。他一方面认为,“从1853年起到他去世时为止,马克思一直同意亚细亚概念”,“马克思对于亚细亚社会和新的世界史概念在认识上的突破,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成就”。另一方面又认为,1877年马克思在给俄国《祖国札记》编辑部的信中“谴责了普遍主义的历史概念”,但是“这种概念是马克思     

党史的写法——读龚育之《党史札记二集》

这个题目,是从葛兆光先生近著《思想史的写法》套用过来的。葛著讨论的并不是思想史的写作技巧,而是有关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研究的一些重大理论和方法问题。龚育之同志的《党史札记二集》(以下简称《札记二集》),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作者研究党史的理念、视野和方法。这些理念、视野和方法,主要不形诸文字而浸润在文字之中,是一种“在无画处看出画图,于寻常间显出奇异”的意境。所以,我便借用了葛著的书名。     

“金蛙“及原始图腾考——土族古文化探源

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我一直想去一趟土族先祖们创业的东北。在我的心目中,先祖们艰难创业的英雄业绩与日同辉,曾经成为北方文明诞生地的东北,同样神奇无比。我去那里,一方面看看大兴安岭的雄奇风光,另一方面搜集一些相关的资料,包括本文必需的一些资料。夙愿已久,只因工作和诸多不便,一直未能成行。近日,在《北方文物》中读到一篇《黑龙江历史札记》,1令我激动不已。作者从“太氵尔河”即“橐离河”(“橐离”即古代北方夫余的先世)的考证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金蛙。“金蛙”恰巧也是我去东北寻找的一个重要资料,我至今未能成行,作者黑龙江…     

《李将军列传》的启示

资中筠同志写了一篇《太史公笔法小议》的读书札记,发表在四月十六日《光明日报》上。(本刊今年第二期已予转载)他认为“太史公为文有奇气”,其奇“尤其在于以克制含蓄的笔法,表达了深沉的感情和强烈的爱憎。通篇没有雕琢的形容词,也极少激昂慷慨的议论,而在那貌似平淡的叙事之中,却蕴藏着极大的感染力”。文中举《史记·李     

人民日报《长短录》专栏纪事——说长道短是舆论的天职

1966年5月上旬,我正在北京市郊房山县罗家峪大队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的收尾工作。那时候,“文化大革命”风暴已经轰然而至,批判《海瑞罢官》、《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文章铺天盖地而来,我们在那个小山村里搞“四清”,“清”了大半年,找来找去,也找不到一个政治上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经济上的贪污腐化分子”。“四清”没有清出辉煌战果,本已无精打采,每天看报听广播,雷声隐隐,山雨欲来,更被搅得心绪不宁,一心只想快点做完收尾工作好回城去。一天早晨,广播当天一篇《解放军报》的文章,又点了一些作品的名字,其中有一句：“《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以及《长短录》里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统统要批判。”     

文化战及其限度

一我这篇文章其实是一篇读书札记。这并非是要炫学,而是由于我对谈论文化问题有格外的警惕与谨慎。“文化”是个过分有伸缩性的题目,从文人到人文尽在囊括之中,所以言说起来极易不着边际, 做些不可证实也不可证伪的论断,争论起来也往往驴唇不对马嘴。凭空讨论文化还有一个危险就是将极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并将某一种文化理想化或者——套用一句时髦词汇——“妖魔化”。尽管我们对20 世纪文化论争的空泛与武断屡有检讨,但检讨之后仍然是积习难改。当然对文化的宏观之论读来也不无启发,但说实话从上世纪10年代到80年代再到今天,这样的启发我们也受够了。所以我宁愿小心行事,小处着眼,从具体文本与具体问题入手:在这里,读书札记这种文体对于我的文化讨论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小农制：一种普遍而长命的生产方式——兼论“生产方式≠社会形态”

在《世界历史》1998年第3期上,我曾写过一篇小小的读史札记,谈及马克思社会形态演进论的一处翻译问题。其原文是：“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炼狱——邓拓最后的日子

山雨 1962年,随着国际国内一系列事态的变化,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重新抬头,使得邓拓不得不采取审慎的态度。《燕山夜话》对某些人习以为常的思想陋习和“左”的弊端时有针砭,自然会引起一些人的不满;1962年社会生活气氛已不像前一二年那样宽松,更容不得这些鲜明有力的文字。“夜话”中止后,他又为《三家村札记》专栏写过十几篇随笔文章,但已“没有《燕山夜话》的文章的辛辣淋漓、议论风生的特色,也不像《三家村札记》中《伟大的空话》、《专治健忘症》一类文字嬉笑怒骂、笔意纵横的明快和深刻。到了1964年,当江青一伙抡起文化专制大棒时,他的写作活动保持着一时的沉寂。”在多变的政治风云中,一个屡经风浪,连连受挫,     

对《"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说考辨》的质疑

《当代中国史研究》编辑部：贵刊2006年第4期发表了韩亚光先生的札记《“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说考辨》(以下简称“韩文”)。札记不长,但通过对刘少奇1962年初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讲话中“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说法的考辨认为,这一说法只是刘少奇针对某些局部地区困难情况所做的分析,并不适用于全国范围困难成因的概括。对于韩文的这一观点,本人不敢苟同,觉得有进一步考辨的必要。因为这一说法不仅关系到如何概括造成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年)成因的问题,而且牵涉到对这一时段历史如何评价的问题。     

对生命诚实——读周国平《岁月与性情》有感

手里捧着书享受午后的阳光,最美好。之前还特地去洗了个澡,泡了一杯菊花茶,因为我觉得,干干净净的书自然应当干干净净地去读。想起金圣叹评《西厢记》时写道:“必扫地读之,不得存一点尘于胸也;必焚香读之,致其恭敬,以期鬼神之通也;必对雪读之,资期洁清也;必对花读之,助其娟丽也。”对于周国平的书,我心中的神圣虔诚也几近如是了吧。周国平,我非常非常欣赏的当代哲学家,从一开始读他的哲理散文《人与永恒》《守望的距离》,到后来的真情感人的《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再到今天这本《岁月与性情》,我由衷地感叹。周国平,他的文字,他的思想,他的才华,以及他对人生的态度,都深深让我折服,太容易,太容易就能激起我的感动、我的敬仰、我     

小溪流的歌——忆严文井同志

一、“激烈地打着回旋”“我都六十岁啦,不会胡说八道,你放心!” 1975年春,有一天我从国务院文化组回人文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文井同志办公室汇报情况,他笑嘻嘻地说了这么句话,似乎是想多听一些“内情”,又似乎是想让我吃定心丸。“我知道,老社长。”我虽然称他“老社长”,但他绝不是以领导者身份同我谈话,没有丝毫的官架子。记得此前他曾和我聊起访日时,按日本的习俗,同日本朋友一起洗澡,都脱得精光,以表示坦诚相见。我明白他讲自     

小儿多情

儿子第一次对自己的性别感兴趣,是在两岁半的时候。“妈妈,我是男孩还是女孩?”他认真地问。“男孩。”我说,“穿花裙子梳小辫子的是女孩,留短发穿裤子的就是男孩。”一时间,我发现自己其实很难把这个问题讲清,就只好使用最简单的外表区分标准。然后,我问他我是男孩还是女孩。“你是女孩。”他说,“昨天你是女孩。”(昨天我穿的是裙子。)“爸爸是女孩。”他继续说。爱人正围着围裙在厨房里做饭。“奶奶是男孩。”婆婆穿着长裤,超短发。这时,我才发现我这个老师有多笨了。可我实在不知道该怎样告诉他一个合适的标准。我能给他上一节生理卫生…     

一本《儿科诊断学》的诞生

我们医院的儿科李医生,他比我大十多岁,我参 微一笑,我们就那样擦肩而过。我想他怎么会“揪”加工作时,他已是主治医生( 当时还是沿用美国体 出来呢?他虽不是党员,也没有什么“身份”呀,一个制,医生只有住院医生和主治医生两级,主任是行政 普通主治医生,算不了“当权派”,说是“反动学术职务)。我们不在一个科,但也经常有点接触。因为 权威”,也有点勉强吧?但也不好问他。“牛鬼”们说他也属于“名利思想”严重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 …     

我所知道的“常州三杰”

1925年5月,我第一次见到恽代英。当时,我在上海江湾蕴草浜中国铁工厂做工,一个休假日偶然的机会,在临近的立达学园,我顺道参加了一次听讲会,主讲人是恽代英。他为学生群众演说时政问题。会后,同济大学学生尹景伊(他也听过演讲)问我:“你听恽先生的演说有什么感想?”我说:“我觉得恽先生分析时政,剀切透彻,发人深省,使我懂得了不少问题,很受启发。可惜,他引证的马克思、列宁理论我不大懂……我认为他是个大学问家,是个不修边幅的名士。”“为什么?”“因为我看他滔滔不绝的口才,满脸的汗,而他就扯着衣衿擦……还有,他的皮鞋带子是一白一黑。…     

治史论人不宜褒贬失度

近读书报,看了两篇事涉朱明王朝万历年间位极人臣的首辅张居正的文章。一褒一贬,均感偏颇,似有一辨之必要。王世华同志《张居正教子》的读史札记(载上海《文汇报》“学林”第194号,     

文史博览

张大千“挽”刘湘曹大铁抗战初期某一天,大千师将他一薄本诗稿送给我,稿内夹一张纸,上写挽四川军阀刘湘的挽联,上下联约三十多字。他说:“大铁,你看我这挽联做得可好?”我看了不敢回答。他说:“好不好你只管直言,为何不答?”我说:“好是好的,但对仗上好像不合。”他说:“正要你说这句话。谁高兴去挽他!这是某某人(指张群)强要我挽的。刘湘这家伙对不起我们四川人,我就对不起他。”我说:“那是你有意这样做了?”他说:“是啊,这就叫‘牛头不对马嘴’,妙的是我写的这副白竹布大挽联还悬在刘家的大客厅里,可见军人都是老粗,不懂文墨,只重名气,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