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1966年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

1964年以后,国际社会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席位的力量日益增强。在1966年联合国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讨论中,为阻止中国进入联合国,美国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及其盟国和蒋介石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经过讨价还价,美国在盟国的压力下作了相应的让步,美蒋最终达成妥协,中国仍然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     

加、美在中国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的分歧（1964—1966）

加拿大要求与中国发展关系的愿望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初 ,但直至 2 0世纪 70年代初才得以实现 ,其曲折的发展过程 ,从某种意义上说 ,为后人提供了较大的研究空间。但遗憾的是 ,我们对于加拿大启动对华政策的关键阶段——— 6 0年代中后期的研究还很不够。比如 ,加拿大与美国在中国     

20世纪70年代初台湾当局对美“外交”与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

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前一年内,在尼克松政府的要求和现实的压力下,台湾当局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不断让步,但最终还是没能保住其在联合国的席位。在决策过程中,蒋介石表面上不断展示强硬立场,实质上却并非如此。他手下的高级"外交官"们为保住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席位而倾向于妥协,但在威权体制下难于向蒋介石进言。     

美英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分歧与协调(1950-1951)

有关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美国的基本立场是反对中国代表权变更,尽管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后有微妙的区别,此前主要是私下操纵,此后则公开阻挠。英国的投票立场经历了从弃权、赞成中国代表权变更到最终支持美国在联合国搁置对中国代表权问题讨论的演变过程。而且,英国赞成新中国取得合法代表权并不意味着取缔国民党集团的非法代表,其政策转轨亦不同步。在1950年1-6月,英国开始由弃权走向有条件赞成新中国取得席位,美英分歧凸现,各自为自己的立场游说其他安理会成员国。1950年6月-1951年1月是美英分歧与协调的高峰时期,英国逐渐走向赞成接纳新中国代表同时驱逐国民党非法代表的立场。美国则不遗余力地反对中国代表权的变更。1951年2-6月,英国由赞成中国代表权变更转向支持美国在联合国搁置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美英纷争基本平息。美英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除了反映两国对华政策的差异外,也折射出两国对联合国组织的不同理念。     

论1961年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中的蒙古因素

1961年 ,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成为美台关系中的重要分歧。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采取什么样的策略阻止中国进入联合国 (或保住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 ) ;二是台湾对蒙古 (或称外蒙古 )加入联合国持何种态度。其中 ,后一种分歧是前一种分歧在新的基点上的继续 ,在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美台矛盾的尖锐程度上 ,后者甚于前者。学术界对后一种分歧涉及较少 ,本文拟就此加以考辨     

台美英围绕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交涉（1951-1955）

中国代表权问题不仅是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对抗的最重要的冷战问题之一,而且是美国阵营内部歧见纷呈的问题。朝鲜战争爆发后,维护台湾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但是英国并不紧随美国的指挥棒合拍地起舞。台湾利用美苏阵营的尖锐对抗,以小搏大,竭力争取美国支持直接否决反对台湾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的方案。台美英三方均有各自的立场与考量,有时限的“缓议案”是三方博弈后的产物。随着美苏阵营对抗的渐趋缓和,台湾当局所能做的必定越来越多的是妥协与退让。     

分歧与协调:佐藤内阁对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政策选择

亲台反华的日本佐藤内阁在1971年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费尽心机,不仅是为台湾当局继存于联合国的“逆重要问题案”的始作俑者,甚至一度对美国将安理会席位交归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张持“保留意见”。但随着尼克松访华计划的公布,视日美关系为日本对外关系核心的佐藤内阁迅速调整政策,公开与美国政府在联合国图谋“两个中国”并存局面。佐藤内阁顽固追随美国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政策立场,不仅遭到日本国内要求调整对华关系的反对力量的猛烈攻击,同时也使执政的自民党在对华政策上的内部分歧越发难以调和,并最终导致佐藤内阁失去调整对华政策的历史契机。     

“台湾当局”对非洲农技“外交”与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1960～1971年)

20世纪60年代,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进入了关键时期,为了争取非洲国家的支持,"台湾当局"在非洲展开了农技"外交"。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非洲在联合国只拥有4个席位,到1971年已增加到42个席位。新中国成立     

20世纪30年代“读经”的主张和争论

对于1930年代因"读经"而引发的争论,仅从政治思想斗争及国民党寻求统治的合法性而展开研究是不够的.争论的背景和相关论述表明,它更主要是立足于民族和文化的双重危机;立足于对传统文化与现实政治、社会生活、文化建设等相关联系的多种认识.     

1954—1961年朝鲜实习生来沪培训述论

朝鲜战争后,根据中朝双方签订的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大批朝鲜实习生于1954—1961年来到中国接受培训。中国有关部门、上海各实习工厂自上而下地构建起相应的组织管理体系,为朝鲜实习生顺利完成培训任务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并在日常生活方面对他们给予了周到细致的照顾,探索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培训体系,使朝鲜实习生回国时大多具备了一定的专业技术能力,有的还在某些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为朝鲜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培养了不可或缺的技术人才。     

从台湾社会的发展看台湾留美运动的兴衰

战后台湾留学生运动的兴起、发展及衰落 ,与台湾现代化的萌芽、发展与成熟息息相关。 1 95 0年代至 1 960年代 ,台湾经济筚路蓝缕 ,到先进国家留学 ,成为一代青年的最高愿望。同时 ,台湾与美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悬殊使留美学生很容易做出滞留不归的抉择。从 1 970年代台湾开始经济起飞 ,到 1 980年代台湾完全脱贫致富 ,台湾留学生经济状况改善。同时 ,从 1 980年代起 ,美国劳工市场的不景气与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吸引一部分留美学生返台工作。到 1 990年代 ,留美学生的返台率进一步提高 ,反映了台湾经济进入国际中心 ,劳工人才开始流向台湾。 1 990年代后期 ,留学美国运动开始衰落 ,许多台湾青年不再视留学为“正途”。这一现象不仅体现了台湾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 ,本土培养的研究人员已具有国际竞争力 ,也反映了台湾经济国际化、信息化的开始     

略论民国时期对内蒙古开发道路的认识与认定

民国时期关于内蒙古的开发道路 ,存在“农垦实边”、“林牧兴边”、“农牧并重”三重认识分野 ,内含了巩固边防、内地问题、边省利益、经济增长、民族关系、生态平衡等六种目标取向。受边疆危机、内地灾荒等现实问题的困扰 ,关乎长远的林牧一途无由践行 ,内蒙古未能越出以农为主的误区。     

学术转型期的民国史研究--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纪要

2002年8月21－23日在北京举行了“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从提交此次会议的论文可以看出近年来民国史研究的几个基本特征：民国政治史在致力于突破,民国外交史因新史料的出现而凸现新意,民国社会史的研究日益深化,民国经济史的研究更加细化,民国思想文化与教育史领域的研究在不断拓宽,民国史料的不断发掘与学术史研究的重视。     

1993年台商赴大陆投资“井喷性”增长之原因探析

1993年两岸经贸关系热络、台商赴大陆投资呈现"井喷性"增长,原因固然有多种,但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发表、中共十四大的召开、大陆对外全面开放态势的确立、以浦东开放为龙头的"沿江开放"形势发展迅速,不但是其激发性因素,也是其主导性的关键因素,这从事实上证明了改革开放不但增进和加强了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也有力地推进了祖国和平统一进程。与此同时,台湾当局对其大陆经贸政策稍有放松并提出"亚太区域营运中心"构想,以及第一次"汪辜会谈"成功举行,对两岸经贸交流也起了明显的"升温"作用。     

论社会心态对北洋历史进程的影响

社会心态是人类群体、民族、团体及个人受一定社会环境影响,在意识行为上的反映和表现。其表现形式较政治、经济难以把握,也容易为人们忽略,实际上社会心态却对历史进程起着重要的影响。北洋时期的社会心态主要有“接受”、“回归”和“再选择”三种主流表现,这三种心态在北洋时期建立民国、复辟倒退和维护革命成果三大主题中,与政治、经济、化等因素一起构成推动历史运动的合力,共同影响着北洋历史的进程。这表明北洋历史运动的发展不是简单地由政治和经济两项因素所决定,而是由更多的因素包括社会心态在内共同作用的结果。     

国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发展进程

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研究中,国外的相关机构、学者及其研究成果是一个有别于国内学界的研究群体和范围。国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以20世纪70年代末为界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他们开展研究的历史背景复杂,研究成果显著,形成了一定的研究规模,既有各国研究的个性和特点,也呈现出某些共性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华民国外交史研究

对中华民国外交史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内外、海峡两岸学术交流的日益增进和大量新史料的公布,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无论是对事实的梳理还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都有明显改观,外交史研究在客观性、科学性、严谨性等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随着新的研究领域的开拓、学术视野的进一步扩大,未来的民国外交史研究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