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古代贵族刍议

日本是具有深刻的贵族传统的国家。以藤原氏为代表的律令贵族的成长瓦解了皇权与文官官僚联合治理的中央集权制度,也最终让位于幕府军事贵族。贵族开创了“家”制度,对日本历史影响深远。贵族的贡献在于他们通过学问与教养形成一种文化底蕴,始终保持着令武家羡慕的文化优势,在文化传承上的意义要大于其执掌政权的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共对向社会主义过渡之预筹

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建立,使社会主义真正成为未来的发展方向。还在筹备建国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在精心规划新政权的基本制度,确定建国后政治、经济、文化、国防、外交方针的同时,进一步明确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提出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初步设想。新型国家制度和政权体系的创设,建立了向社会主义过渡可靠的制度基础;新民主主义经济多种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则将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准备必要的经济条件。共同纲领没写社会主义前途问题,不是否定这个前途,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     

北洋时期公司制度建设的外在制约因素

北洋政府时期,中国社会资本严重短缺,极大地限制了国内投资的幅度与力度,使公司制度建设出现极度“贫血”现象。科技落后导致技术对资本的吸附力不强,制约了中国企业的资本密集度,使公司制度建设动力不足。北洋时期,政治建设并未渐入佳境,官方任意践踏法律之事时有发生。政权或军权对企业产权的强制性安排,使股东或企业权益受到侵害。政权的庇护助长了经济特权,破坏了经济建设领域的公平与公正,各种“苛税”、“恶税”又极大地加重了企业的经营负担。时局不靖,兵燹迭现,使人心惶恐,无暇顾及实业,公司制度建设“亦即因之停顿”。此外,国人公司意识滞后,“缺乏企业心与投资心”等也是制约这一时期公司制度建设成效的重要因素。     

家系与官位：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公家等级制度的基本维度及其变迁

作为明治维新以前日本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家群体深度参与了政治变迁进程。律令制时代的官位制度确立了公家群体的身份秩序,这种官位制度的主要特征是官位相当制。通过对位阶、官职的规定,对古代日本前国家时代的豪族进行重组,逐渐形成了律令制时代的氏族。平安时代,各氏族争夺官位并开始逐渐形成对各层级官位的垄断与世袭,官位决定着家系的发展。中世以后,随着武家政权的确立,古代的氏族转型为家族,中央王朝官位虚衔化,家系与官位的关系开始固化,家系出身决定了官位的高低。至江户时代,官位与家系的相关性彻底固定,形成了由可担任的最高官位的高低来决定家系等级高低的等级制度。纵观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公家官位制度的演变历程,可以发现其明显地呈现出日趋贵族化的特点。     

礼乐制度与十国时期的南方文化

十国时期是传统礼乐制度全面进入南方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整个南方社会礼乐文教意识水平普遍上升的时期。本文以十国时期南方政权中礼乐制度的建立和推行为线索,从礼乐制度与南方民间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地域文化之间相互关系的角度,探讨传统礼乐制度的南移在南方社会文化崛起中的深远意义。     

对清代州县佐贰、典史与巡检辖属之地的考察

清代州县佐贰、典史与巡检辖属之地问题,涉及到清代地方政权结构、最低一级政权、上层政权对基层社会统治等方面,是新近引起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以广东为重点,通过考察州县佐贰、典史与巡检辖属之地的实况、依据、性质,否定了清代"皇权不止于县"的猜想,进一步梳理了县以下各种不同的行政编组和区划,为深入认识清代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固有权力在制度层面上的契合点,提供了有益的历史素材.     

辽道宗中后期自然灾害述论

辽道宗中晚期的自然灾害以时间长、多种灾害伴生、并存著称。如此严重灾害,不仅破坏生产力,使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而且影响了社会发展,甚至与辽政权灭亡也不无关系。辽朝抗灾、赈济等一系列措施,既有成功之点,又有失败之处。其中,“两仓”制度值得借鉴,“入粟补官法”应彻底否定。在辽政权日益腐败的情况下,其抗灾、赈济等措施不可能发挥应有的社会效应。     

四清运动动员模式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在四清运动中,随着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迅猛拓展,工作队—贫协从社会动员主体迅即转变为基层社会的非常规权力组织。工作队—贫协的成长过程、内部结构、运作程序和行为内容,显示了它在运动中的意义:彰显中央政权与基层政权之间的信任危机,填补权力真空并成为权力更替的让渡载体,使重建后的基层政权在社会治理中更加依附于中央政权,从而强化了中央政权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因此,与其说这是新一轮的自觉“革命”,不如说是中央政权重构并巩固其权威基础的社会治理行为,而阶级斗争意识形态不过是一层包裹罢了。     

清代县以下行政区划

清代地方政权最低一级为县.县以下基层社会中的行政区划,是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固有权力在制度层面上的契合点.本文通过考察清代县以下行政区划的形态、依据、性质,探讨了里社、保甲制度演变的深层原因--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固有权力在其中的位置及消长,揭示了原本对立统一的两方,如何在相互斗争中达到更高层次的统一,最终于基层社会确立了以士绅为主体的支配体系.     

北宋初期转运使制度的演变

转运使是北宋地方行政制度设置之一。从北宋立国之初的诸类转运使,到确立并完善为路一级地方行政设置,经历了大约三十年时间。本文对太祖和太宗时期转运使制度演变过程的史料进行了详密的梳理和分析,就有关地方转运使设立的时间、先后步骤、太祖和太宗强化中央集权政治的基本思路等,提出了自己的解释。文章认为,转运使制度的设立,应该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来加以考察,作为加强中央集权政治的重要步骤,与传统的“杯酒释兵权”的解释相比,始终按照“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方针,协调地方行政机构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其意义更为深远,北宋政权亦藉此成功地避免了重蹈五代时期政权短期更替的覆辙。     

五代进奏院考

五代进奏院继承了唐代职能,扮演着地方政权与中央文书传递、信息沟通中介的角色。同时,由于地方与中原王朝实力的变化,进奏院制度表现出不同的面貌。具体表现为进奏官的地位,进奏院设置反映了那个时期政权与政权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     

一六四四年至一八四О年的清朝立法概况

清朝的法律制度,渊源于明,基本体系和内容与明朝法律制度相同,但随着社会的前进也有所发展。正象清朝统治下全面保护满洲贵族的特权一样,清朝的法律制度也带有鲜明的民族统治的历史特点。众所周知,清朝是以满族贵族为主体的封建末代王朝,满族从建立后金政权时起,便     

从山西省经济转型发展看发展社会生产力问题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出于巩固和维护新兴政权,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需要;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的内在要求;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的需要。以山西省的发展为例,要想使山西在发展社会生产力中实现经济转型发展,应该转变传统的发展观念为现代的发展观念;不断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强经济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注重科学技术的创新,抢占发展制高点。     

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明代内阁票拟制度研究述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大陆学术界对明代政治中枢模式中的内阁票拟进行了多方位和多视角的研究,着重讨论了票拟产生的历史背景、内容和程序,内阁制度趋于完善和首辅制度形成后票拟权的流向与延伸,以及其与明代政治中枢政权结构的关系。票拟是明代内阁的基本职责,是阁权的主要行使方式和权力象征,亦是明代政治中枢模式中公文处理的重要环节。内阁票拟权的基本属性是对皇权的依附性,票拟的出现及其制度化使以内阁制取代丞相制度的明代中枢政权结构发生改变,成为有明一代政权系统中决策权与行政执行权之间调合的主要方式。     

浅析明代言官制度

封建统治者为使自己的政权绵延久长,总要制定许多不同名目的制度。作为一种有效调和皇权、百官、人民,即封建社会各阶层矛盾的特殊体制,言官制度在封建国家里发挥着无与伦比的作用。至明一代,言官体制可谓完善,且因特殊的时代背景,又呈现出许多与各代不同的特点。     

试析元、明时期贵州少数民族妇女的摄政功绩及其社会意义

元、明时期,封建中央政权对西南少数民族边疆地区实行土司制度的统治措施,其中土司承袭制度的建立,为少数民族妇女跻身社会舞台参与摄政活动提供了契机。她们在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社会发展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腐败有益论"的内在逻辑及其风险

“腐败有益论”的内在逻辑是:制度是僵化的、封闭的、缺乏民主支持的、一次博弈形成的,因此一定量的腐败可以起到“润滑剂”的作用。承认“腐败有益论”,必然侵蚀制度的合法性、刚性和社会心理基础,从而加速政权的衰亡。制度的改进只能依靠政权自身的民主和理性力量。承认“腐败有益论”是饮鸩止渴。     

权能分担与社会整合——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苏区社团

苏区社团是中共革命构建新社会战略中的重要创置,也是国家权力深入乡村的另一种路径。它通过主动转移一部分权力和职能,使社团成为有限权能分担的社会共同体,与乡村政权互为依存和补充,在动员组织民众、变革社会结构、建立新意识形态和人民对国家权力的认同、实现民众利益与乡村治理的宏大目标中发挥作用。苏区社团与乡村政权的创置和实践,开创了中共重新整合与治理乡村社会的新模式。     

操演的政治:现代国家仪式与民初政治合法性建构

现代国家仪式作为中华民国建立之初政权合法性建构的重要工具和措施,有其产生背景与契机,中国传统礼仪、节日文化为现代国家仪式产生提供本土资源,而随着近代中国逐步开放,西方现代仪式知识的传入及传播为现代国家仪式产生提供域外资源。民国成立为现代国家仪式提供制度保障的同时,也利用国家仪式操演,昭示新民族国家、新政府成立,并提供正统与道统支持,构建"革命"与"共和"作为民国"新传统",为新政权提供合法性支持。国家仪式及其政治文化,从传递社会记忆、维护政治秩序、构建文化传统、动员社会等方面形塑、表达和强化剧烈转型的民初社会的政治合法性。     

湖北孝昌武家岗墓地第二～四次发掘报告

武家岗墓地位于湖北省孝昌县城关以北约3.5公里处,隶属孝昌县卫店镇武河村和花园镇白莲村。107国道自北向南分武家岗墓地为东西两部分,1995年2月,孝感市博物馆等单位对墓地西部进行了第一次发掘,发掘材料已报道。1995年7月至1996年底,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联合组队对墓地进行了第二～四次发掘,共发掘古墓葬142座,其中有随葬品墓126座,分为东周墓119座、东汉墓3座、六朝墓3座,唐代墓1座,出土各类随葬品共991件。黄陂鲁台山两周遗址与墓葬的发掘与研究,是鄂东地区考古的重要发现。武家岗墓地的发掘,是这一发现与研究的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