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研究五十年

《史通》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对史学理论和方法进行系统总结的专著,中国古代史学史的研究要籍。建国以来,对刘知几及《史通》的研究,随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展开而渐次展开和深入。据不完全统计,新版和再版的著作就有:程千帆的《史通笺记》、傅振伦的《刘知几年谱》、吕思勉的《史学四种、史通评》、张舜徽的《史学三书评议》、张振的《史通笺注》、赵吕甫的《史通新校注》等;在各种报刊杂志及论文集中还有论文上百篇;另在各种中国古代思想史、哲学史和史学史著作中基本都有专章或专节论说之。其受史学界关注,可以说是仅次于《史记》的一个研究热点…     

略论刘知几的史学成就

刘知几是盛唐时代著名的史学家,他的杰作《史通》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也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史学史。虽然我国的史学源远流长,史家历代不绝,史书越来越多,内容包罗万有,但一直到刘知几才第一次作了评论性的总结。他在评论古代史学方面作出的贡献,《史通》一书在古代史学史方面取得的成就,可说在我国古代是前无古人,后少来者。近代梁启超在总结《过去之中国史学界》一文中就认为:“自有左丘、     

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与明代史学批评的互动关系

在明代史学批评史上,传统的史学理论、批评理念、批评方法是一笔无形的宝贵财富,为明代学者进行史学批评提供理论指导和方法借鉴,尤其刘知幾所撰《史通》对明代的史学批评影响深远。同时,明代大量的史学批评实践,一定程度上又推动史学批评理论向更高水平发展,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恰如瞿林东先生所言,“从史学自身的意义上说,甚至可以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造就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瞿林东:《史学批评怎样促进史学发展》,《人文杂志》2016年第10期。“史学批评中总是会闪烁出史学理论的火花,而史学理论中则往往包含着史学批评的内容,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近十年来《史通》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史通》是我国第一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著,长期以来,一直深受学者关注,产生了许多优秀成果。代继华曾于2000年撰《（史通）研究五十年》一文,系统地梳理与总结了建国以来至1998年的《史通》研究成果,并将建国以来的《史通》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1949--1965年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对刘知几及《史通》的研究多属总论性质,侧重于对刘知几哲学思想、历史观以及进步思想倾向的探讨。1966-1976年为第二阶段。     

胡应麟论刘知几

胡应麟是明代对刘知几《史通》进行理论研究的杰出代表,虽然他对刘知几的评价从总体上持基本否定态度,但他对刘知几的具体史学观点的批判,往往能切中要点,发论有据,深得后世学者的普遍赞同,对史学的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刘知几《史通》与明代史学

刘知几的《史通》问世以后 ,在唐宋两代均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明代中期以后 ,学者们开始注意这部著作 ,在对刘知几及《史通》发表毁誉兼存的评论的同时 ,对《史通》的整理与评注也逐渐展开 ,出现了陆深《史通会要》 ,李维桢、郭延年《史通评释》、王维俭《史通训诂》等著作 ,这使《史通》在明代中后期得以普遍传行 ,在其影响下 ,出现了与之相似的评史文章 ,对明代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浦起龙及其史论探研

浦起龙在读史和注释《史通》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史学评论,他先后就"经史合一"、"班马异同"、刘知幾改造纪传体史书的主张等议题发表评论,同时对刘知幾的史学理论及影响进行阐发和评点。虽然其中有些史论缺乏新意,但由于评论的角度与前人有所不同,因此仍能给后人不少的启迪。其中关于刘知幾和《史通》的评论,则多能发前人之所未发,为《史通》的研究起着"导乎先路"的作用。     

浅析刘知几的史学批判精神

刘知几的史学思想和批判精神主要是通过其代表作《史通》体现出来的.其中《疑古》《惑经》篇表现尤为突出.刘知几主要是通过对被奉为儒家经典的古书的怀疑和对孔子治史态度的批判,来表现其史学的批判精神的     

《史通·补注》与史注

《史通》是一部价值很高的史学理论名著,它在诸多方面为我国的史学批评开辟了道路。在《史通·补注》篇中,刘知几总结了唐朝以前史注的主要成就,划分了史注的种类。他褒扬训解式史注而贬低补阙式史注,鄙弃自注。这些观点引发了后代史学家许多争议,开创了史注研究的议题,客观上推动了史注批评的发展。     

《史通》评唐代修史

《史通》评唐代修史杨绪敏刘知几《史通》约成书于唐中宗景龙年间,在此之前,唐代史学有了很大发展。贞观年间,唐太宗鉴于武德年间萧等修前史未成,决定改组史馆,并将史馆移至皇帝直接控制的门下省,使修史之事,统由宰相领导。这个措施,是中国中世纪文书编纂上一个重...     

20世纪历史学概论性著述的回顾与评说

一般而言,历史学的概论性著述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即历史研究或历史编纂已成为一个体系比较严谨、方法比较成熟的学科,同时历史学家也成熟到可以对历史编纂、也即史学的自身优劣进行反思。在中国古代的史学史上,也有像刘知几《史通》和章学诚《文史通义》这样的纵论性或概论性著作,它们对历史编纂、历史认识、史学批评等历史学科本身的问题进行总结,而非对客观历史事件、人物、过程进行描述和分析。因此从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的角度说,上述著作无疑是后来的史学概论性著述的前驱。     

刘知幾的史料学理论成就

刘知幾的《史通》作为我国古代第一部史学理论名著,不仅首次明确划分了史料性著作与史学性著作;还着眼于史料应用的新高度,将林林总总的杂史区分为特点鲜明、史料价值各异的十类;他对小说资料入史持明确的肯定态度,但强调史家征引时必须慎重采择。     

刘知几关于史汉体例的评论

刘知几是我国唐代一位著名的史学理论家,其理论之精要皆荟萃于《史通》中。其间,几乎贯穿全书、占有关于全局地位者,是关于纪传史的评论。在纪传史评论中,他尤其瞩目于《史记》、《汉书》两部名著,其议论不厌其详,时寄赞扬之情,常有规过之语。本文仅就刘知几关于史汉体例的评论略加评述,试图以小见大,从中窥见其史评的基本态度和基本观点。     

《史通》外篇的成立及其撰述方式

在学术史上,《史通》外篇获得的评价并不高,《四库全书总目》及晚近学者多认为,其内容有与内篇"重出"或"抵牾"之处。追溯《史通》的学术渊源,并从理论体系的角度审视《史通》内外篇,可以发现内篇效仿了《文心雕龙》骈体专题论文的批评文体及其理论系统,外篇则在文本考证方法和述学文体两方面继承了《论衡》,弥补了内篇所缺乏的专书的专题研究;内篇讨论"近代之史",而外篇着意于《尚书》与《春秋》经传,亦是刘知幾为《史通》所设置的"断限"。因而,《史通》外篇的成立,是由史学需要专书研究的性质与骈文在论述文本考证方面的不足,以及《史通》自身的学术渊源共同决定的,不能将其简单视作刘知幾著述的初稿或者读书札记。     

刘勰论史料的征集与整理

《文心雕龙·史传》篇是我国第一部史评文献,与刘知几的《史通》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同为我国史学批评的经典。本文从整部《文心雕龙》入手,结合《史传》篇的撰史思想,对刘勰的史料征集、整理思想进行论述。     

刘知几“实录”论

刘知几所《史通》的实录论,是其基本的史学理论。主要渊源是班固的实录论,也受到刘勰实录思想的影响。他对实录论有重大发展,主要表现于史料采择、史书撰述、史用笔、史义申明、史学批评以及史家修养诸方面,在中国传统史学理论方面树立了新的里程碑,对后世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史学批评中寓理论,指出史书不实之祸患是当朝权贵,面对现实而呼吁直书实录,要求记事撰史相时因俗,辨史论史要求通识,这些思想观点,在中国传统史学领域有着重大的历史价值和意义,于今也不无参考价值。     

刘知几史学批评的特点

刘知几的《史通》是一部以史学批评为特色的史学理论著作,涉及史家和史著之多,在中国史学史上可谓是空前绝后。他发扬王充的批判精神,“直书”前代史家之得失,即使是圣贤孔子和当朝皇家修史也在其批评之列,表现了无畏的求实精神;他具体评价史书的优劣,褒扬不讳其短,批评不抑其长,主张史学评论要探赜史家的著述旨意。他以理、势论述史学问题,增强了史学批评的理性色彩,在中国史学的发展上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他史学批评的核心是史义。实录直书和“激扬名教”在他的史义体系内实现了既相互制约又相辅相成的统一。     

论史学三书对《史记》的评论

刘知幾《史通》、郑樵《通志总序》和章学诚《文史通义》三书在我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三书对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通史都给予充分肯定。同时也就其撰写体例、史料取舍、语言表述等方面提出批评。这些批评或正确、或错误,或偏颇。刘、章两人还对《史记》创设的纪传体史书体例提出了改造或革新的主张。     

司马迁的史才和《史记》的体裁

史才是史家的基本功,包括编著史书的才能和才华.司马迁的史才不仅在二千年前举世无双,就是二千年后的今天,仍是世界历史名人,堪称中国历史之父.他的盖世才华,是他留芳千古的决定性因素.但古今史学理论家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并不一致.如唐代《史通》作者刘知几提出史家必须兼有史才、史学、史识三长,尤以史识为最重要.     

读《中国史学史论集》第一、二集

《中国史学史论集》第一、二集,吴泽主编,袁英光编选,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论集》选辑了三十年来有关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论文,共四十八篇。文章的作者,共三十四位,其中四分之一已经不幸去世。读到他们的遗作,不胜感慨。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史籍如汗牛充栋。如何阐明史学本身的演变、发展,这是一件艰巨的工作。刘知几是唐代的大史学家。他著《史通》,对各家史书多有评论,但主要是关于史书体例的论述,很少涉及到史学本身的发展。清代章学城著《文史通义》、《校通义》,主张辨章学术,颇重学术流变,因而也有关于史学发展的论述,但终究不是有意识地对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