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中拉美国家城市环保的经验及教训

2005年世界环境目的主题是“营造绿色城市、呵护地球家园”,它反映了城市环境保护在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作为第三世界中城市化水平最高的拉丁美洲地区,在城市化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冲突不断加剧。为了改善城市环境,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拉美一些国家采取了诸多环保措施。其间,有备受称赞的成功之举,也有令人痛惜的失败之笔。对于同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而言,借鉴拉美一些国家城市环保的经验及教训,对于我国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创建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北京市生态城市建设能力的机理与综合评价——基于城市化与生态化视角

基于城市化与生态化两大子系统,从人口与空间城市化、经济城市化、社会城市化、和生态环境水平、生态压力、生态抗逆能力六个层面,构建生态城市建设能力评价的指标体系,运用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对1991-2002年北京市生态城市建设能力机理进行了综合分析与评价。     

郑州市大河村遗址旅游发展模式探析

山西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众多的文物古迹,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剧,使得城市建设与位于城市中或城市近郊的大遗址的保护产生了尖锐矛盾。这个问题不仅在山西地区,在我国大多数城市都存在。那么,如何能才能使二者和谐共存,同时还能带动经济的发展是我们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对郑州大河村遗址的保护与开发利用模式的探析中也许会得到一些启示。     

树立经营城市新理念

大冶市总人口89万,其中城镇居民38万。城区“一面依山、三面环湖”城市与自然山水相依相间,素有“青山照平湖、城在湖波上”的美誉。近年来,大冶市委、市政府加大城市建设力度,在经营城市上迈出了新步伐。大冶作为青铜文化故里和资源县市,为做好经营城市的大文章,在积极实现“三个新突破”。     

如何开展“城中村”文化建设，创和谐社区——天河区冼村街文化站

“城中村”是我国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随着我国社会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社区文化为代表的城市文明必须与之和谐发展,而“城中村”文化是城市基层社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如何开展“城中村”文化建设,创和谐社区的思路与对策进行探索。     

近代法国城市化初探

“城市化”(urbanization)通常有两种含义:一指某个地方随着人口的增加及建筑物的增多,整个地由村落发展为村镇,最后又形成为城市。这样,该地方就“城市化”了。持这种理解的学者,认为城市化古已有之,因而有“古代城市化”、“中世纪城市化”、“近现代城市化”等说法。另一个指某个地域随着其间新城市的兴起和城市规模的扩大,人口和经济力量日益集中到城市或城市地区,最后,总人口中城市人口居于优势地位。城市生活方式成为压倒一切的生活方式。这样,该地方就城市化了。持这种理解的学者,把城市化看作工业化开展以来世界性的社会历史运动,并认为城市化的结果乃是在城乡矛盾运动中城市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它不仅表现为人口和经济力量向城市的“集中”,而且表现为城市的其他     

上海城市功能与人口郊区迁移的特征和影响分析

随着我国进入城市化发展高峰期,城市产业功能和人口的郊区化趋势日益显著,速度不断加快。在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化管理体制下,郊区化过程中城市人口与产业功能的郊区迁移对城市结构转型以及郊区城市化具有怎样的影响仍需要进一步探讨分析。本文根据区县一级的城市建设与人口等相关统计数据,总结近十年来上海城市功能和人口郊区迁移过程中城市空间结构转型的主要特征,分析郊区化对郊区人口城市化、城镇建设与产业发展的影响作用,辨明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从城市功能布局合理化和促进郊区发展的角度出发提出对策建议。     

1966～1976年的上海职业人口

“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的职工人数增长了127．14万人。这主要是因为20世纪50年代生育高峰期的人口,每年以20万人以上的规模,从非在业状态转向在业状态。上海全民单位的职工主要来源于毕业生(高达72．28％)和复退军人,其他人员皆因“身份羁绊”难有机缘。这一期间,因上海从事第二产业人数及比重持续上升,终于使上海失去了金融、贸易等城市型经济功能,从一个综合型城市转变为生产型城市,并造成城市布局混乱、交通拥挤、工业区与居民区杂处等一系列影响人们生活的社会矛盾和困难。     

探析新生代农民工住房保障困境与对策

古人曾曰“宅者,人之本也,人以宅为家”,住房对人极其重要,新生代农民工亦不例外。目前的新生代农民工蜗居于城市每个角落,他们有扎根城市的梦想,但居高不下的房价和较差的住房保障却阻碍着低收入的他们继续推动城市化进程。加之,他们的居住方面问题多端,加剧了其“无根性”,使他们陷入各种困境,并与社会深度隔离。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保障问题的解决已成城市发展当务之急。     

当代埃及的城市边缘区问题

本文是对第三世界城市化进程负面影响的个案研究。当代埃及的过度城市化造成了城市边缘区的出现和膨胀,加剧了城市贫困,形成城市二元结构。城市边缘区的政治参与表现为政治冷淡和人民议会选举中畸形的高投票率。城市边缘区卷入了自发性暴力和伊斯兰极端组织发动的政治暴力,直接威胁埃及的政治稳定。因此,从1993年开始,穆巴拉克政权启动“棚户区改造计划”,以从根本上遏制城市边缘区的政治暴力,维护政治稳定。     

“破四旧”：上海城市绿化的遭遇

<正>20世纪90年代,上海环境治理顺应“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进入了快车道。城市绿化从“见缝插绿”到“破墙透绿”“拆屋建绿”“辟路增绿”,以求城市与自然共存。2002年,上海成功“申博”,为践约“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目标,至2010年“世博会”开幕,上海累计环保投入达到2250亿元以上,绿化覆盖率从20%上升到38%,人均公共绿地从3.62平方米提高到12.5平方米。回顾改革开放的时运,赋予上海追求卓越的大势,却不能忘记曾经的困窘和艰难。     

数字城市：地方志资源网络化建设的新机遇

计算机和网络通讯技术的发展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生活、学习和工作方式,推动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类社会的极大进步,使现代社会进入了信息化发展的阶段。社会的网络化使“数字经济”、“数字城市”和“数字地球”等一系列概念不断涌现。“数字城市”作为城市信息化的目标,已经受到政府、专家学的极大关注。“21世纪数字城市论坛”先后在北京和广州召开。我国许多城市已经投入到“数字城市”建设之中,纷纷喊出了数字北京、数字上海(上海信息港)、     

基于“公园城市”理念下的城市设计

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带动了城市化的进程,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亟须解决的城市问题,包括环境污染、基础设施不完善、交通拥堵、公共空间不足等。习近平总书记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将“公园城市”理念作为城市建设的指导思想。本文通过对“公园城市”概念的分析解读,讨论运用这一理论进行城市设计和开发需要考虑的要素,并提出相应的设计策略以为其他设计提供参考和借鉴。     

美国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特点

在人类历史上 ,城市的出现大约已有 5 0 0 0年之久。自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即手工业与农业分离以后 ,出现了商品和货币。而在第三次社会大分工产生了商人阶级以后 ,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固定地点便应运而生 ,形成了城市的雏形。但是 ,城市的出现不等于城市化的开始。城市化不是指城市发展、演变的简单过程 ,而是指机器生产取代手工劳动之后 ,城市性质和功能的根本改变。在农业文明占统治地位的前工业社会 ,城市的性质正如马克思所说 ,城市是建立在农业和土地财产基础之上 ,社会呈现的是“城市乡村化”的景象。城市仅是农产品的集散地和手工业生产的…     

郑州城市化的路还有多远

把郑州建设成全国区域性的中心城市,构建起中原城市群的龙头,一直是大家关心的问题。郑州素有“九州腹地、十省通衢”之称,现在不仅是河南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且是我国重要的交通、通信枢纽之一,市场潜力较大,对外联系便捷。郑州还是全国50强和投资环境40优城市,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市场发育条件。尤其是投巨资建设的郑东新区又为提高郑州的城市竞争力提供了一个坚强的后盾。郑州大了,但品位提高了吗?而且一个地区城市化的进程度不能仅仅以人口和面积计算。困扰郑州城市化进程的一个巨瘤———城中村(俗称都市村庄),已经到了必须切…     

郊区新城发展与大城市空间结构调整:松江案例

目前,我国正处在城市化快速推进阶段,为突破既有城市结构对城市发展的束缚,缓解中心城区的人口、就业、交通、环境等压力,优化城市经济结构,许多城市正在积极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大城市地区的新城建设更是如火如荼。上海自早期的卫星城建设开始,到近期的"一城九镇",再到最近的"1966"城镇体系规划建设框架,一直试图通过郊区城镇的建设和发展来疏解中心城区的巨大压力。特别是最近10年,松江作为上海大都市郊区重要城镇的规划建设,对突破上海中心城区"一核独强"的空间结构所产生的影响在新城建设中颇具典型的意义。本文试图通过松江新城"次核"发育、松江新城的城市功能演化、松江新城人居环境建设三个方面的剖析,探讨新城建设与城市空间结构演化的互动关系,以在宏观上更好地认识和把握新城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以期对上海或国内其他大都市区郊区其他新城的建设和多中心城市空间格局的形成有所裨益。     

上海、东京城市化进程及动力因子比较研究

本文以中国上海和日本东京为案例地,从人口、经济、土地、社会,城市化内涵的四个方面入手,运用熵值法对上海1985-2012 年和东京1954-2009 年的城市化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对比分析二者城市化进程,其次利用主成分回归法对二者城市化进程的驱动因子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①上海目前处于城市化继续发展阶段,以城市经济的增长和土地面积的扩张为主要特征;东京目前处于城市化稳定发展阶段,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服务体系的完善是其城市化的主要体现;②城市化进程动力因子对比显示,上海主要依靠投资、内需及城市土地扩张推动,经济外向力作用相对较弱,而东京城市化动力中经济外向力作用明显。     

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的发展及建设运营模式分析

近年来,我国得综合国力的发展迅速,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在我国得到了快速发展。从西方发达国家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的发展历史来看,修建地下综合管廊是解决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看海”等城市病的最科学方式。我国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起步较晚,近年来发展迅速,国家和地方政策也从推动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到投融资体制创新、入廊收费、规划设计和运营管理等具体实施办法。PPP 模式是我国地下综合管廊建设运营多年探索后积极推行的科学模式,也是城市化进程中建设地下综合管廊最可行的模式。随着我国大中城市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必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郑州:博士造城

作为全国的交通枢纽、著名的商贸中心、中国第一人口大省的省会,与周边武汉、济南、西安等省会城市相比,郑州的城市规模偏小,城市化水平在全国省会城市中属中等偏下。为了改变这种现状,为了尽可能缩小与其他发展较快的兄弟城市的差距,郑州市决策层进行了一次大胆的尝试——“引博从政”……     

重塑城市婚姻幸福——以20世纪50年代上海女性为中心

新中国在城市推行婚姻变革的过程中,国家与城市间的互动重塑了新的幸福观。上海城市女性积极地理解自身处境与环境变迁,由受助者转变为参与主体。1950年婚姻法推行的前两三年间,大批上海女性自我解放、追求幸福的意识觉醒并积极行动起来,是造成“妇女法”认知形成的重要原因。在组织帮助下,上海女性整体性地认知个人的婚姻问题,将其与社会制度相关联;感到生活“有盼头了”,继而从消极认命到勇敢地追求幸福。随着“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全面推进,上海女性的劳动实践和情感表达,则是建设“民主和睦、团结生产”新家庭的重要力量,也为“离婚法”向“家庭团结法”的转变提供了支持。被重新定义的幸福强调集体意识、精神认同、重视劳动,这些要素为新的社会主义城市文化建设提供了思想资源,并成为消费型城市转变为生产型城市的内在驱动力。新中国婚姻幸福观始终处于一种未完待续的状态,它在稳定性和可持续方面长期存在各类问题,仍有待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