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祁家道士说起

道士,是过去民间的宗教职业者,是道教的一个支流,既不同于《聊斋志异》上所说的“崂山道士”,也不是道观里的香火道人.就柏泉一地来说,柏上有钟家道士,柏中有祁家和周家道士,柏下有罗家和张家道士,这五家中,闻名乡里的要算祁家道士.     

宗教事务人员的称呼

佛教:对寺庙中的主持和尚称方丈、长老或住持。对在佛教教义上有一定研究的僧人称法师或禅师,出家修行的女佛教徒称尼姑。对和尚、尼姑和道教寺庙里的道士,一般均应称为师父。对喇嘛教的僧侣应尊称“喇嘛”。对已受十戒而没受足戒的僧人,应     

搞笑签名

“道士一般自称什么？”“贫道。”“爱看电影的道士呢？””“电……电影贫道？” 老子现在称体重,连眉毛都想拔光。     

纳木错情歌

1 高耸的念青古拉, 洁白的云彩献给你。 浩瀚的纳木错, 绵绵的细雨献给你。 2 手持念珠的座上道士, 曾与我有着转湖的因缘。 萨迦寺头戴黄帽的僧人, 曾与我有一道求法的缘份。     

佛在此山不远求——归心山水 道法自然

隋朝年间,禅宗三祖僧粲继承了二祖慧可的衣钵,广施法雨,普度众生。一天,有位年少僧人前来拜见。少年僧人问：“何者为佛？”僧粲答：“大日如来,六丈金身。”少年僧人问：“如来今在何处？”僧粲答：“天竺灵鹫山。”少年僧人满眼迷茫：“愿师傅指路,怎么去灵鹫山拜谒？”僧粲微笑,伸出食指和中指点了点自己的心,又点了点窗外的山峦说：“佛在此山不远求,花开灵台,明心明性。”     

清末太监与道教

<正>清朝定鼎北京后,宫中沿用明朝之例,设置汉经厂、番经厂、道经厂,由太监充任僧人、喇嘛和道士。~(1)《钦定宫中现行则例》的处分规定中,有关于"太监内如和尚、道士、喇嘛等"犯事如何惩处的规定。~(2)另,太监信修明(1878-1959)也说:"清初,宫中各庙有太监和尚、太监老道、太监喇嘛。"宫中钦安殿、天穹殿、斗姥殿、英华殿等都是道庙,都有"太监老道"。     

披“袈裟”为何露手臂

“袈裟”是僧人最重要的着装,可僧人穿袈裟为何要露出一只胳膊？相传,有一名叫慧可的儒生,非常笃信佛教,对佛教祖师达摩的修炼之术十分倾慕,便追随达摩来到嵩山少林寺修行佛法,并侍奉在达摩身旁。     

报国寺及明代瓷佛

报国寺,(图一)位在峨眉山麓。它的前身名会宗堂(或会宗坊),取儒释道三教会宗之义。为明代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明光道人创建。明代四川巡抚徐良彦所撰《创造会宗堂记》云:“道士明光者,故儒生逃于禅而汪洋者也。询其居,则一把茅盖乱石,差可容膝。曰结庵无能。询庵所崇祀?曰三教一宗。祀普贤,广成子,楚狂     

目不识丁的后唐明宗李亶

在中国历史上,皇帝是个特殊的群体,什么人都有,文人墨客、庶民小贩、伶人戏子、和尚道士、屠户武夫、跳梁小丑,可谓异彩纷呈,然而目不识丁者仅五代十国之后唐明宗李宜一人而已。他是怎样当上皇帝又如何治国的呢？     

敦煌高僧昙猷与天台“佛国”

敦煌高僧昙猷与天台“佛国”朱悦梅魏晋南北朝时代,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成为我国佛教发展的中心。不断有僧人西行取经,更有不少南下江汉、江浙一带弘传佛教。昙猷就是南下僧人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一位。昙猷（？～约３９６）,又名法猷、白道猷,敦煌人。少年时修头陀苦行...     

记最近所见几部珍本戏曲小说

《李丹记传奇》上卷明刘还初撰,明陈继儒(眉公)批评。明末刻朱墨套印本。半页十行行二十字。演隋道士梁芳去终南山李树下埋灵丹度化裴谌、王恭伯、真瑶娟成仙事;穿插隋帝杨广的淫奢和王、赵的姻事。作者别署天放道人,事迹无考。明周朝俊、吕天成《李丹记》今俱失传,此本不见旧目著录,可惜只余上卷十八折,且缺序文和目次。(图1)     

读书柧録

<正>董说《西游补》第二回《西方路幻出新唐绿玉殿风华天子》,有松萝道人云:"骊山寿短,只有二千年。"或笑道:"他有二千年也够了。"道士又云:"只嫌他不浑成些:土木骊山二百年,口舌骊山四百年,楮墨骊山五百年,青史骊山九百年,零零碎碎凑成得二千年。"语颇隽妙。按《大戴礼记·五帝德》,宰我     

姚广孝与“靖难之役”

正1399—1402年发生的"靖难之役"是一次成功的皇位夺取战。朱棣起兵问鼎神器,除自身的野心外,与一个人的竭力鼓动怂恿密切相关,此人就是姚广孝(1335—1418年)。姚广孝,是明初著名僧人,法号道衍,字斯道,号逃虚子、独庵禅师。苏州府长洲(今苏州相城区)人。出身医药世家,但他更倾向于僧侣生活,13岁时便到家乡的妙智庵修行。后来跟随灵应观的道士席应真(亦作席应珍)学习阴阳、占卜、算卦、相     

华山为什么没有猴子

华山为什么没有猴子相传,华山从前是有猴子的,而且从千尺幢到金锁关这些险路,是因为人们观察猴子的行踪才找出来的。那么,现在为什么又没有猴子呢？原来在明朝万历年间（公元１５７３年—１６２０年）,华山经常闹猴祸。当时有些修行道人独自住在茅庵、石洞中,他们外...     

国共谍战在延安

1938年,承担着陕甘宁边区锄奸、保卫、肃特工作的边区保安处发现在延安宝塔山下面的古寺里有一位僧人形迹可疑,他常和一个小杂货店老板接头。边区保安处立刻对僧人实施了抓捕,原来这名僧人是中统派往延安的特务,名叫孟知荃。     

清代江南地区的城隍庙、张天师及道教官僚体系

本文探讨的是清代江南地区城隍庙中道士的社会角色。一般的宗教仪式专家和社会团体与这些庙宇的宗教生活关系密切,而道士组织城隍崇拜的方式,掺杂了他们对于道教官僚体系的信条。城隍庙像一个衙门一样运转,管控司法公正,并向当地的住户征收象征性的税饷,道士在此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本文旨在展示城隍庙道士与天师管治之间的不同互动方式(如敕封、道士往来、神判仪式)。笔者认为,通过城隍庙及以城隍庙为中心的道教官僚体系,江南的道士精英参与了帝国的国家建设。     

晚唐五代敦煌僧人在中西经济活动中的作用

以往学者们研究古代中外僧人交流活动,关注的焦点主要是文化、地理交通、民俗等方面的内容,而很少注意到僧人的经济活动。我们通过对晚唐五代时期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的梳理,发现这一时期的敦煌僧人,会不失时机地利用出使于阗、西州和敦煌南山以及张掖甘州回鹘政权的机会,不惜高息借贷而从事经商谋利。因此,由于晚唐五代归义军所处的特殊环境,从而造就了僧人在这一时期的东西经济交流中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谈徐渭的道士身份及其与道家道教的关系

徐渭是名的学家．但对于他的道士身份和道教信仰．很少人注意到。本从徐渭的号、颠狂不拘礼法、学道经历、与道士的交往、有关道家道教的主张等不同方面考证了徐渭的道士身份及其与道家道教的关系．以求有利于深人认识徐渭和他的学创作。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僧人兵役政策的形成与演进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僧人兵役政策的形成与演进,不仅牵涉僧团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博弈,亦与战时役政和边政密切相关。全面抗战前,国民政府针对地方所反映的僧人兵役问题,由训练总监部出台相关政策。该政策强调僧人属于国民,理应承担兵役义务,其本意在于减小《兵役法》推行的阻力,却因未注意到僧人宗教生活方式的特殊性,引起僧团抗争。后在行政院协调之下,由内政、军政和训练总监三部会商修订,暂时与僧团达成妥协,允许僧人侧重救护训练,底定了僧人兵役政策的基本内容。国民政府迁渝后,边疆的重要性日渐突出,又因蒙藏边民佛教信仰根深蒂固,佛教的政治意义随之凸显。而地方不断有壮丁借出家逃避兵役,国民政府在役政和边政两端左右为难,僧人兵役政策随之摇摆不定。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僧人兵役政策形成与演进的历程,揭示了战争、边疆及僧团抗争对政教关系的型塑,也为重新思考佛教与抗战关系提供了可能。     

历史时期僧人谦称变化的文化诠释

自佛教传入中国开始,僧人长期自称"贫道"。僧人谦称"贫道",是不同文化具有互通性的一种表现,亦是佛教对中国本土传统文化的借用和依附。所谓本土传统文化,包含但不等于道教文化。僧人谦称"贫道",有利于佛教快速被人们理解和接受,有利于佛教真正走进中土并生存扎根。僧人谦称"贫僧",是唐宋之际禅宗发展壮大后,中国佛教真正开始自我反思,并自觉使用佛教自身语言的表现之一。与此同时,在王者面前,僧人的谦称从"贫道"开始转向直称法名,进而俯首称臣。向君王称"臣"是佛教走近庙堂,依附王权寻求官方支持以便自身发展的一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