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中国对外政策的转向（下）

1964年1月17日,毛泽东异乎寻常地召见了在中国的几名外国友人,即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李敦白和爱泼斯坦,以及原美国国务院官员柯弗兰和来华定居不久的美国经济学家爱德乐等人。谈话伊始,毛照例先客气地与客人们闲谈片刻,聊聊所见所闻及各自经历。     

邓小平与80年代中国对美外交战略的调整

1982年,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后,邓小平从全球战略的高度和中国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不断变动的国际局势,逐步提出和制定了新时期的中国对美对外战略,从而使中国外交把握住了历史的主动权,在风云变幻的国际舞台上占据了一个有利的位置。     

朝鲜停战谈判（1951-1953年）——据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材料

A．沃洛霍娃是俄罗斯外交部外交研究院主任研究员。历史学副博士。这篇论文发表于《远东问题》2000年第2期,主要以俄罗斯外交档案为依据。论述了朝鲜停战谈判的过程及谈判中主要分歧和争论,由此可看到目前俄罗斯史学界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某些看法,对于深人研究这一问题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价值。当然。论文中有些观点值得推敲,如认为中国出兵朝鲜是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才决定的。这就有失于客观公允。事实上,中国高层内部当时虽然在出兵问题上有分歧,但作为主要决策者的毛泽东审时度势,还是主张坚决出兵的,而且不管苏联是否出动空军,中国都决定出兵。诸如此类,读者可加以鉴别和分析。运用多方面材料进行比较研究,从而更为科学地评价这一历史事件。     

60年代前期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反思和调整

60年代前期 ,党对知识分子政策进行了反思和调整 ,成为贯彻知识分子政策最自觉、最全面的时期之一。 1 958年秋冬至 1 960年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反思和重新认识 ,为 1 961年开始的知识分子政策调整准备了条件。 1 961年开始的调整主要从制定科研、教育、文艺的工作条例 ;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及为被错误批判的知识分子甄别平反等方面进行。 60年代前期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 ,范围广 ,力度大 ,措施实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960年代的音乐传奇

2008年是我这几年中最惶惶不安的一年,死亡和命运总是在折磨我的神经。至今我都觉得这一年不同寻常．觉得它充满了预兆,在《27岁》里写了句“大街上测字先生云集”,我变得有点迷信了。进入21世纪以来头几年,我仍是被诗歌和摇滚乐豢养在世界后院的懒散青年,可2008年,这无何有之地的大树突然被连根拔起,被世界上的人拿走做了寿材。     

论60年代美国政府在中国问题上的几个基本观念

研究60年代的美国对华政策,必须先考察决定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理念,即“观念”,学术界似乎没有涉及这方面的讨论。1961—1968年间,美国民主党政府形成了对中国的四个基本观念：确认中国的现实存在;中国共产党敌视美国,富有侵略性,威胁美国的利益;中国经济危机导致粮食紧缺,社会动荡;中共内部权力斗争激烈,当权派受到挑战,政局混乱。承认中国的“现实存在”,表明美国政府意识到,必须尝试新的对华政策出路。但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是,期望中国的“混乱”局面能推翻现行“敌视”美国的领导层,催生新一代“务实派”领导。然而,整个60年代,一片骚乱过后,中国并没有出现美国想要的结局,最终美国排除了对中国改变政策的可能性。     

南意诺曼人的对外政策

诺曼人是在11、12世纪南意列强争峙、奔突交锋的逐鹿场上,凭借其冒险性、意志力和机巧善变的权谋而勃然兴起的,然而到头来其政权也同样是在这纷繁迷离的外交风云中悄然失却的。诚可谓,兴也外交,衰也外交。     

我亲历的1960年代“中心干部”的那些事

提起“中心干部”这个词,只有年老的一些同志还有记忆。到底什么是“中心干部”？“中心干部”是做什么工作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基层“中心干部”的工作、生活和心理怎样？下面以我的亲身经历作一个回忆。     

1962:中国对外政策“左”转的前夜

50年代末 60年代初的中国对外政策实际上受到一种结构性矛盾的影响。当时存在两个不同层次的矛盾。第一个层次是国内经济衰退要求对外政策向更加务实稳妥的方向调整 ,同时周边环境恶化迫使中国至少要在某个方向或局部作出强硬的反应 ;第二个层次是中国领导层在如何评估“大跃进”和应对经济衰退方面的不同意见及其争论的结果等 ,也在影响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方向。这两个层次的矛盾各有其演变脉络 ,而且不同层次上展开的各种矛盾也是相互联结、相互影响的。相比较而言 ,第二层次的矛盾是导致对外政策变化的主要原因。     

论赫梯国王的对外政策

赫梯国王是在与近东各国的统治者们的抗争中和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使他们的国家建立、发展和强大起来的。赫梯国王针对复杂和多变的地区形势,审时度势,采取了积极主动和灵活多变的对外政策:无论是对同等国家的政策还是对附属国的政策都不是一成不变,表现出明显的实用性和倾斜性,这也正是赫梯国王对外政策的特点。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外政策的调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内政策开始了根本的调整。中央没有就过去的对外政策做过较全面的总结,但是,对外政策是不可能不做重大调整的。     

60年代前期中日关系研究

20世纪60年代前期,中日关系在民间和半官方两个层面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具体表现在人员互访、经贸往来的频繁发生以及友好组织的建立上。这一局面的形成是中日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但全面考察这一时期中日关系的发展状况,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即双边关系的发展,主要局限在民间特别是在经济层面上,相比较而言中国政府更为重视的政治层面关系却始终未得到实质性的突破。     

亲历1960年代援助蒙古国维修古建筑

1957年6月初,根据我国文化部和蒙古国有关方面签署的“中蒙文化协定”,文化部指示,由原古代建筑修整所（现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前身）的余呜谦工程师和笔者（技术员）赴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对兴仁寺和夏宫两处喇嘛庙进行维修工程前的勘测和设计。     

20世纪70年代美国对波斯湾的“双柱＂政策

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末,波斯湾地区的国际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英国持续了一个世纪的海湾霸权已成强弩之末。1968年,英国政府宣布将于1971年从苏伊士运河以东(包括海湾地区)撤出,这为美苏进一步的竞争开辟了新场地。美国并未像1956年第二次中东战争后所为,直接填补真空,而是制定了一项新的海湾政策：“双柱”政策,     

战后南非对外政策的种族主义诠释

种族主义不仅是南非长期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思想渊源,而且对战后南非的对外政策产生了不容忽视的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南非的地区霸权政策,南非与以色列、台湾地区构筑三角孤立联盟,努力谋求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的庇护等三个方面。笔者拟从种族主义的视角,对此加以诠释。     

战后南非对外政策的种族主义诠释

种族主义不仅是南非长期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思想渊源,而且对战后南非的对外政策产生了不容忽视的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南非的地区霸权政策,南非与以色列、台湾地区构筑三角孤立联盟,努力谋求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的庇护等三个方面。笔者拟从种族主义的视角,对此加以诠释。     

中国对外政策主要原则(1949～2007年)

<正>由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出版的年鉴类丛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经济、文化》,介绍了中国1949～2007年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运用大量的材料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各个方面逐年进行综合分析,这是该套丛书的独到之处,值得研究中国问题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参考借鉴。对外政策包括苏(俄)中关系在该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俄罗斯研究者认为,中国的对外政策如同其国内发展一样可划分为若干阶段:     

晚清政府对外政策的调整与朝鲜

西方近代国际关系秩序观以武力为背景进入中国以后逐渐挤压着支撑中国传统对外体制的中华世界观.其直接后果是造成诸条约国对清朝直属领地以及属邦之主权的侵蚀.清政府的对策是藉现有传统制度并西方国际法来竭力维护上述权益.本论文所指出的中外外模式即是在上述背景下清政府所推出的一个既包括中国传统对外体制元素,又涵盖近代国际法条例的新对外体制.清政府于19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在朝鲜所推行的一系列政策便是上述中外外模式的实践.     

20世纪50年代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特点

20世纪50年代,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对外文化交流工作。这一时期对外文化交流的特点是:文化交流紧密围绕外交活动展开,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形式、内容、数量、规模上既不同于汉唐至明前期盛世之际的古代中国,也有别于为寻求救亡图存的途径而向西方学习的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对外文化交流存在不平衡性,以中国主动吸收和借鉴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化为主;官方和民间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频繁,但民间形武大多是以政府主导为主;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与世界各国进行文化交流,为中国打破西方封锁、树立新中国在国际舞台的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     

外交舞台的幕后故事：我所亲历的礼宾工作（下）

周总理一向非常重视礼宾工作,他曾根据外交工作的发展情况．对礼宾工作提出不同要求。因此,自60年代后,我同礼宾规定经历了—个改革创新的过程,被称为“礼宾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