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主义战士坂本寅吉

抗日战争已进行到最后阶段,1945年1月,我被调到金萧支队诸义东县自卫大队(前身为坚勇大队)二中队任政治指导员。在从诸北到义北的途中,大队政委江征帆和我谈起一位反对侵略而投奔新四军的日本兵坂本寅吉。不久,我在大队部里见到了坂本,初次见面他就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那些年,我们都爱吃肥肉

正1975年的夏天,我在湖南娄底涟水河畔一个大队当知青时,大队要到设在半山腰的茶场开一个各生产队队长、会计等人员上半年工作总结结算会,要买几十斤猪肉开集体餐打个牙祭。因我父亲在镇商业部门当会计,大队支书便提前半个多月安排我回去,托我父亲找领导批条子解决这个难题。父亲拿着大队的介绍信,先后找了几个领导好不容易才批了40斤猪肉。大队开会的先天下午收工后,我挑了担箩     

回忆抗战岁月

一轮甲子几沧桑,苦忆当年未渺茫; 千古卢沟桥上月,汗青常照慨而慷。 1937年,我参加了大学军事训练,大约在5月末。开始在北京西苑,由国民党的二十九军组织训练。分成两个大队,大学生为第一大队,中学生为第二大队。两个大队归属于一个总队,总队长是冯治安（当时是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师长）,副总队长何基沣,还有一个姓潘的副总队长。大队长是程希远,我分在第四中队,中队长是徐存有。     

林彪、叶群在苏州(下)

洪泾之行 1970年初,叶群有一次坐汽车兜风时问王义华:“你去过洪泾大队吗?”王义华回答说没有。叶群说:“我在那里搞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那里住了好长时间,我真想到洪泾大队去一次,那里的贫下中农我都很熟悉,小孩都认识我。社员们太好了,都很朴实,我很想再见见他们。     

西藏23年略忆

接到调令 1960年初,一批由《四川日报》、《四川农民日报》和《人民日报》驻四川记者站组成的下放干部,来到四川省仁寿县先锋公社先锋大队劳动锻炼。当时我是《四川日报》的记者,也是这批下放干部的带队人之一。 我们在这里下放已有半年多了。这年秋天的一个中午,我们从地里劳动回来,先锋大队的一位干部对我说:“樊支书,县委来电话,说四川日报要你回去,你的工作有调动。”先锋公社先锋大队是县委的典型,为了把这个典型办好,年初我们来这里的时候,县委让我担任这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所以社员们都叫我“樊支书”。     

吃人脑

1943年8月,太行作战告一段落,我们侵华日军撤回到日防驻地.日军第五十九师团独立步兵第一一九大队和独立步兵第八十六大队组成了伊藤混合讨伐大队,在山西省陵川县夺火镇驻扎了约一个月.在这期间,我参加了对抗日军队第二次集团军“扫荡”.就在我从赵城县出发之前,因同朝鲜女人鬼混染上了急性淋毒性尿道炎,疼痛难忍,所以自暴自弃起来.后来得知这一情况的中岛知六男少尉,他告诉我:“在大队本部刚处死了两名俘虏,用人脑烧烤后做成焦粉状食物,那是一种特效药呀!怎么样?”     

亲历马垱要塞长山阵地保卫战（上）

一、接敌 1938年5月间．军政部派我到江防要塞守备司令部陆战队支队第二大队任少校大队附,负责训练这个大队官兵的要塞作战技术。这个部队,原系海军第三舰队,驻在青岛,在抗日战争期间,将舰只上的武器拆下,将舰船沉在青岛的海湾堵塞通道。当时沈鸿烈任山东省主席兼第三舰队司令,     

共和国高考史上不寻常的七七级

正不寻常的高考七七级每位同学参加高考,几乎都有一段不寻常的经历,我也一样。1977年,打起背包,我与伙伴们来到了距家乡4公里的鹿寨县江口公社古董大队龙口村插队。不久,我被抽调到古董大队利民小学附设初中班当民办老师。小学附设初中班,是那个年代的特殊产物。当时办学的口号是:小学不出生产队(基本是自然村),初中不出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民委),高中不出公社(相当于现在的乡镇)。由此,     

两张摆拍的宣传照

1975年9月,我在湖南资兴县城厢公社大石大队（现兴宁镇大石村）担任团支部书记。这一天,县里派来三名摄影者,他们带着手摇把照相机,找到我,说是县里即将召开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大石大队的青年工作做得不错,在全县都有些影响,县委宣传部决定来这里拍一组知识青年与贫下中农相结合,     

下乡插队

1975年9月的一天，清徐县城关公社北营大队。大队部门外，母亲把我带到分管知青的政工书记振乾叔面前，振乾叔瞥了一眼我随身携带的行李卷和网袋里的生活日用品，最后紧紧盯着我瘦小的身材，脸上露出了无奈而不屑的神情，嘴里发着牢骚：“这么小，能干啥!”     

瑶族奇人：打猎治病样样行

20世纪70年代初,湖南郴州临武县掀起“农业学大寨”的运动热潮。1971年,年仅16岁的我与一班知青被下放到镇南公社,与同去的知青张一平驻点十字铺村。这年初冬,公社从各大队抽调强劳力到深坪大队八一电站下河滩,这里有百亩左右、布满石头的土质需要改造成“大寨田”,因为我所在的生产队劳力少,队长就把我们两个小知青也派到了轰轰烈烈的造田运动中。在改造大寨田的日子以及之后的知青生活中,深坪大队公共山瑶村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给我留下了异常深刻的印象。     

我接管财税工作的经过

1949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全国解放指日可待。当时我在东北合江省任财政厅长。4月29日,我接到东北局的电报,“调伍能光及时来沈（阳）,迅速南下。”当时,东北局从东北九省抽调了七八十名干部,组成南下财经大队。5月7日,南下财经大队从沈阳动身。21日,我们就抵达武汉。     

插队落户的日子

<正>1976年春夏之交,我和所有城镇高中毕业生一样,响应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伟大号召,上山下乡来到了革命老区湖南郴州资兴龙溪公社中塘大队插队落户。中塘大队位于龙溪公社东北部,是个瑶族     

一个中国人被杀害

1945年9月中旬,我在战败的日军独立警备队第三十一大队任准尉小队长.当时,部队驻扎在大同市司令部附近的南韩家峪旧机场兵营内.为掩护日军撤退,随着大队担负着铁路沿线的警备任务.初秋的天气,微风吹来,略感寒意.一天,早饭后我正在休息.突然听见从卫兵室传来一阵沙哑的怒吼声,我听出是大队长丸尾三勇的声音,看来事情不小,我急忙向卫兵室跑去.     

在武汉军校的日子里

54年前 ,我参加了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简称武汉军校 )的学习 ,当时编在入伍生男生二大队第八队。武汉军校设在武昌的“两湖书院”内 (原址即现在的湖北艺术学院 ) ,开始的名称叫黄埔军校武汉第一分校 ,校长由蒋介石兼 ,教育长是张治中 ,政治部主任则由郭沫若兼 (郭当时是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那时恽代英是总政治教官 ,施存统是政治教官。武汉军校的学生开始是从广州黄埔军校转来的 ,有一个炮兵大队 ,一个工兵大队 ,一个政治大队 ,一个经理大队 ,还有一个警卫大队。我们这批入伍生是 1 92 7年初在武汉新招的 ,共有三个大队 ,即两…     

中渡剿匪亲历

正共和国成立之初,我参加柳北游击队、百寿县(1952年百寿、永福两县合并为永福县)县大队剿匪。如今亲身经历那段血与火的战友越来越少,我越发感到责任重大,故将这段生活记录下来,让人们牢记新中国来之不易,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黄腊守粮库1949年12月,广西解放之初,我在柳北人民解放总队六大队任小队长,六大队驻扎在百寿县剿匪。这年     

吹号吹出不一样的人生

正1950年冬,我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嘉禾县大队送到湖南郴州军分区陆军第165师教导大队学习吹号。当时跟我一起被选拔去学吹号的还有李立夫、李必让、李至生。我们学习吹号的地点是郴州市桂阳县七里街高码头西侧的一栋地主的大院。我被编在第五中队。中队长姓王,指导员叫刘毓凤,司号教员叫王俊海,文化教员叫谭侃。学员共97名,来自郴州下属10个县。我被编入第二班,从此开始了我的     

湖乡琐忆

2003年岁末,我驱车重返我的故乡——洪山区洪山乡新路村(原洪山区南湖公社红星大队),沿着那弯弯的巡司河岸,我悄然走向港口,向汤逊湖畔走去。     

我与朱屺瞻、宋文治先生的交往

一 因为家庭的影响,我少时就喜好涂鸦。1958年大跃进年代,我从镇上大街小巷的墙面一直画到公社各大队的食堂,成为全镇有名的“画家”。     

难忘当年灭钉螺

正1970年,我下放在江苏东台县(今东台市)富东公社。下放的第二年,便参加了公社组织的灭钉螺工作。我下放的公社虽不是"血吸虫病防治"的重灾区,但却是钉螺的孳生地,因而公社领导丝毫不敢大意,要求每个生产队都拉网式地过滤检查,并让每个大队抽调一名有文化能吃苦的人员担任"血防员",参加县血防站统一组织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我有幸被大队选中。经过短暂的培训后,我进入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