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黄埔区百草岗东晋墓M2、M7发掘简报

2013年,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广州市黄埔区百草岗发掘了两座东晋墓。两墓均为带墓道双墓室砖墓,平面呈“中”字形,封门、甬道、前室、后室、券顶等结构保存比较完整,规模较大,形制复杂。出土随葬器物23件（套）,有青瓷四系罐、碗、盒、砚台以及滑石猪等。两墓既有东晋墓葬的特征,又带有南朝墓的某些特点,反映了东晋至南朝早期过渡时期的墓葬形制,为研究广州地区六朝时期墓葬的分期、形制和丧葬习俗等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河南淅川杨营墓群发掘简报

杨营墓群位于河南省淅川县大石桥镇杨营村5组,2007~2008年,湖北省咸宁市博物馆对该墓群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2000平方米,清理魏晋、南朝、唐代、清代墓葬共38座,本文主要报道了魏晋、南朝墓葬的清理情况。墓葬分土坑和土圹砖室两种形制,出土了一批陶器、瓷器、铜器、银器、铁器等。杨营墓群的发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淅川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经济文化的状况,同时也反映了丹江中游地区社会文化以及人地关系的变迁。     

河南淅川下寨遗址东晋至南朝墓发掘简报

下寨遗址位于河南省南阳市浙川县滔河乡下寨村北。2009~2010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此遗址共完成发掘面积8000平方米。其中,东晋至南朝时期墓葬共14座,均为砖室墓,墓葬形制可分为长"甲"字形斜坡墓道砖室墓、长方形竖穴土圹砖室墓和刀形竖穴土圹砖室墓三种,出土陶、瓷、铜、铁、银器等。根据墓葬形制及出土器物特征判断,本次发掘的这批墓葬年代为东晋早中期至南朝中晚期,且均属于中小型墓,其文化特征大致与长江中游的同时期墓葬类似,反映出这批墓葬总体上受南方墓葬文化的影响较深。     

南京市玄武区红山六朝墓发掘简报

2019年5—9月,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在玄武区红山南侧清理六朝至清代遗存84处。其中五座砖室墓,平面均呈“凸”字形,早年遭到盗掘,损毁严重,出土各类文物30余件（套）。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判断,墓葬时代自东晋晚期延续至南朝中晚期。这五座墓葬的发掘为研究南京地区六朝墓葬的分布、形制和葬俗提供了新的考古学资料。     

重庆万州区上沱口南朝墓葬发掘简报

2000年9月,山东省博物馆考古队为配合三峡库区建设,对重庆万州区上沱口墓群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理 了3座南朝墓,墓葬形制呈刀形,墓室、券顶均遭破坏,但随葬品保存较好,出土陶器、瓷器、铁器、钱币及装饰品46件。 上沱口南朝墓出土的较丰富的青瓷器,为重庆市南朝墓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大墓的时代及墓主身份的讨论——兼论东晋时期的合葬墓

据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大墓墓葬形制的时代特点,及墓内遗物可区分为东晋早期前段、东晋早期后段和南朝3组,并依据献记载推定其建于东晋初年的元帝建平陵,主室后部东西两侧所葬二人分别是元帝司马睿及被迫尊的虞皇后,侧室内葬人可能是明帝生母豫章郡君荀氏。     

成都市双流区牧马山墓地东晋、南朝砖室墓发掘简报

2018年6—8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会同双流区文物保护管理所对双流区胜利镇牧马山墓地的4座东晋、南朝砖室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这批墓葬随葬器物虽少,但其规格较高且墓葬形制、墓砖纹饰和随葬器物都与南京地区关系密切。四川地区考古发现的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砖室墓极少,牧马山墓地发现的4座砖室墓填补了四川地区这一时期砖室墓发展演变序列的空白,也为研究成都乃至四川地区两晋南北朝时期文化变迁、人群迁移及墓葬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     

新疆特克斯县阔克苏西2号墓群的发掘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2010年对阔克苏西2号墓群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此次发掘了墓群中部的93座墓葬。这批墓葬形制有竖穴土坑墓、竖穴偏室墓和竖穴石室墓。出土了铜器、骨器、陶器、铁器和石器等遗物。从出土遗物和墓葬形制判断,墓葬的时代差距较大,分别属于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     

四川绵阳市涪城区桐子梁东晋南朝崖墓发掘简报

2009年11月至2010年6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联合对桐子梁崖墓群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发现崖墓123座,其中东汉墓葬113座、东晋南朝时期崖墓10座,本文即选取其中7座典型的东晋南朝墓葬先期发表。四川地区这一时期的墓葬材料非常少,虽然这几座墓葬结构简单、随葬品较少,但是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为研究东晋南朝时期四川地区考古学文化提供了重要材料。     

南京市雨花台区宁丹路东晋墓发掘简报

2012年5-11月,南京市博物馆在雨花台区宁丹路清理了10座东晋至南朝早期砖室墓,墓内出土具有早期佛教特征的戒指与道教题材的符文砖,砖墓均呈南北分布、排列有序,其中M1、M9、M10形制保存较完整,为研究南京地区东晋至南朝早期的墓葬分布、埋藏习俗、宗教信仰及早期道教在东南地区的传播具有重要考古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