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從史出兵山東與唐憲宗用兵河朔三鎮之關係

澤潞節度使盧從史元和元年(806)兵下太行,進成德節度使王士真之行爲,原爲唐憲宗所贊同,是憲宗欲於河朔三鎮用兵之試探性行動。而後,由於以翰林學士李絳爲代表的朝廷寬容派及以幽州節度使劉濟爲代表的割勢力的反對,憲宗態度發生變化,盧從史的出兵便以無果而告終,而盧從史本人也成爲朝廷猜忌之對象。考察盧從史出兵山東與唐憲宗欲用兵河朔三鎮之關係,可見當時政治軍事格局之一斑。     

論貞元初年的禁軍改革

制度變革往往和政局變動有着密切聯繫。貞元初年,德宗改革禁軍制度,增加禁軍將軍的員額,並大範圍蒐集藩鎮將領進入禁軍。在這個過程中,諸多與李晟關係密切的將領被邊緣化。種種迹象顯示,這場禁軍改革中的人事動蕩和李晟等勳臣去位有着密切聯繫,不久後的李廣弘謀反就發生在這一背景下。自此貞元時代掃清了轉向"文"治的政治障礙。而這些經過"禁軍化"的藩鎮將領有很多先後出任節度使,成爲德宗重塑藩鎮秩序的重要憑藉。這也意味着"安史之亂"以來朝廷對藩鎮將領立場的改變。     

唐高宗、武則天政局與大明宫的重建與塑造

大明宫初建於唐太宗貞觀年間(627—649),重建於唐高宗龍朔年間(661—663)。大明宫重建背後的主導力量實爲高、武時期政局的演變,尤其是武則天政治力量的增長。爲了更好地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武則天重修大明宫時並未將東宫作爲附屬建築規劃在内,從而使天子與儲君的居所産生了空間上的分離,導致唐王朝最高權力體系呈現分裂狀態。"新建宫殿不建東宫"這一傳統雖爲唐玄宗修建興慶宫時延續,但作爲補救措施,唐玄宗要求太子"不居於東宫,但居於乘輿所幸之别院"。"太子不居於東宫"這一傳統則爲玄宗以後諸帝繼承。由此言之,高、武時期大明宫的建築規劃體制對唐王朝的影響可謂深遠。     

晚明杭州佛教界與天主教的互動——以雲棲袾宏及其弟子爲例

晚明天主教傳教士來華之後對佛教始終態度苛刻,而佛教人士對天主教的反應既顯遲緩又呈現從溫和到强硬的轉變。本文通過追溯杭州雲棲寺羣體(虞淳熙、袾宏及其門人)與利瑪竇及杭州天主堂在二十年間的數次互動,辨析佛教界應對天主教挑戰時態度的變化趨勢——從忍讓調和到日趨嚴厲,由此窺視晚明佛教的社會處境以及當江南地區同時成爲佛教重地和天主教重地之後呈現的文化衝突如何影響着佛教界人士的應變方式。這種現象説明,在一個並不有意倡導文化交流的時代,兩種傳統遭遇之後爲保持自身特色會怎樣本能性地自衛。由此更應體認,文化與思想的對話應該是當今世界的基本議題。     

蒙元時代的杜甫記憶——以至元三年追謚杜甫爲中心

《元史》中有順帝至元三年"謚唐杜甫爲文貞"的記載,本文基於對元代大量文獻包括方志的考察,首先,對請謚人也速達兒的身世作了考證,指出他是蒙古後裔,曾爲官三朝,致仕時升授秘書大監,最後歸隱於四川果山。其次,通過對也速達兒在同一時期主持的其他文教事業的調查,説明他爲杜甫請得謚號,與他立學宫、建書院、遍行東南收書以及鑄禮器等一系列壯舉是同步進行的,這在當時就是一個引人矚目的文化事件。再次,通過對請謚與追謚的時代背景的多方面考察,説明爲杜甫請謚,與順帝朝罷免伯顔這一極其重要的政治事件有關,並關涉元代後期的文化重建。最後,通過對虞集、貢師泰等一批文士,在也速答兒請謚杜甫及大興文教過程中起到的作用的考察,説明這一請謚及追謚在元代文學史上的意義。     

關於魏晉玄學屬性的再辨析

鑑於自漢至晉中國的社會結構、經濟基礎、政治制度和社會價值觀念基本上都無變化的情況下,在意識形態領域内不可能憑空冒出一個與儒學對立並引導當時觀念形態的玄學。事實上,被後世認爲的"玄學家",彼時都自認爲在致力於經學,並做出很多成績,"玄學"之名是在魏晉之後出現的。獨尊儒術以來,儒家一直有談論形而上學的傳統,並以倫理綱常爲自然之道,後來佛學也屬兩晉談玄的內容,因此把玄學簡單地稱作"新道家",是一種誤會。     

暗湧——出土文獻所見唐德宗之太子地位

唐德宗長達十五年的太子生涯看似波瀾不興,實際上卻始終暗流湧動。册立爲太子並非代宗本意,而是元載等重臣壓力下的被迫之舉,因此代宗始終試圖培植愛子鄭王的政治勢力,這對德宗的東宫地位造成了嚴重的挑戰,直至鄭王於大曆八年蹊蹺死亡,德宗儲君地位方趨於穩定。而這充滿危機的十五年或許也影響到了德宗時代的決策。     

從唐朝後期的“省司錢物”到五代的“系省錢物”——五代財政管理體制演變探微

<正>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更迭的五代,既是唐朝後期藩鎮割據局勢的發展,又是北宋重建中央集權的先聲。就財政管理體制而言,五代在唐朝後期的基礎上有了重要變化,且影響及於北宋。關於五代的財政管理體制,現有研究多矚目于中央財政主管機構的演變1,對於五代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的劃分這一財政管理體制的重要内容則尚未有專論。事實上,五代的藩鎮對於唐朝後期以來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的劃分制度之利弊感同身受,其間     

萬曆三十九年辛亥京察與黨爭

鑑於乙巳京察黨爭教訓,萬曆三十九年辛亥察前妥善處置淮撫李三才去留問題,但最後卻依然重蹈覆轍。由於明神宗再三推遲察期、延發察疏,給黨爭創造了充分的條件。辛亥察前,由宣黨籌謀,御史金明時參劾吏部侍郎王圖,引發雙方辨劾,還不具有黨爭性質。然而明神宗對其放任不理,未能及時遏止,遂使其成爲遺留問題帶進京察,造成辛亥京察成爲一次異於舊例的察典。吏部尚書孫丕揚對御史金明時的不當處置埋下察後黨爭的根源。被察失意的浙、楚、宣、昆諸黨,以金明時事件爲口實企圖反噬。在反噬察疏爭辯期間,東林黨人丁元薦一疏將爭辯正式引入黨爭境地,爆發了明代歷史上規模最大、最爲激烈的一次黨爭。隨著孫丕揚、王圖等先後離去,東林黨在辛亥京察中獲得的暫時性勝利化爲烏有,反東林勢力最終還是實現了察前欲去福清先去秦脈的目的,辛亥京察也成爲東林與非東林兩大勢力攻守易位的轉折點。     

疆土爲大局之所繫——張之洞與中越勘界

中法戰爭中,時任兩廣總督的張之洞主持軍務,坐鎮後方,指揮調度,取得鎮南關——諒山大捷,爲時人和後人所津津樂道。但是,在這場戰爭尾聲的中越勘界中,他的作爲卻較少被人關注。其時張之洞奉命會勘中越邊界,雖然並非主事者,但敏銳地認識到勘界事關國家安危與領土主權,任務重大,影響深遠,不容有失。他着眼全局,不僅勘界前密陳機宜,建言獻策,而且對於所轄廣西、廣東界務尤爲究心,協助勘界大臣鄧承修較爲順利地完成勘界任務,充分體現了他的愛國主義情懷。張之洞也見證和體驗了對外交涉的艱辛與無奈,認識到涉外事務與國家的强弱有關,並趨於理性務實。這對其完成從詞臣到疆吏、由清流入洋務的大幅轉身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     

侨郡改置与前燕政权中的胡汉关系

侨州郡县的研究一直是历史地理研究中的难点,对于前燕设置侨郡的研究尤为不足。通过比对《通鉴》和《晋书》的记载,可知慕容廆设置侨郡的时间在建兴二年,早于东晋。慕容政权采取任用非本州人担任侨郡太守的政策,以此来削弱流民的力量,巩固自己的统治。这一政策激化了汉人大族与慕容政权的关系,并导致了大族的叛乱。慕容皝将侨郡改置为侨县,进一步削弱大族的势力。侨郡的改置反映了慕容政权内部胡汉关系的微妙变化。     

两汉戊己校尉建制考

戊己校尉是汉王朝在西域设置的重要官职,其职数情况是：西汉元帝至哀帝和东汉明帝时所设的戊己校尉,实际上均为戊校尉和己校尉二职,后又都合并为戊己校尉一职;无论是分设二职,还是仅设一职,其属官都分别有校尉丞、部司马、曲候及校尉史、司马丞、候令史等。作为中央派往西域的驻屯兵的军事长官,无论戊校尉、己校尉还是戊己校尉,除听命于中央,大约西汉至东汉中期要受敦煌太守节制,此后则由凉州刺史领护。     

论刘锦棠出任新疆巡抚之原因

18 8 4年 11月 ,新疆开设行省 ,刘锦棠被清廷任命为新疆巡抚。刘锦棠之所以成为首任新疆巡抚 ,本文认为从客观上说 ,当时清朝统治者已严重依赖于汉族地主阶级 ;从主观上来看 ,是因为刘锦棠率军收复新疆失地 ,立下汗马功劳 ,他又曾参与新疆善后事务 ,而最重要的是 ,刘锦棠当时最了解新疆的实际 ,提出了比较切实可行的新疆建省方案。     

吐蕃敦煌乞利本考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设置的乞利本(khri dpon),又名沙州节儿论(rtse rje blon),是可以简称为节儿(rtse rje)的吐蕃职官中品级最高的一级。该官职由吐蕃人担任,统领敦煌各级蕃汉官员,负责在当地推行吐蕃的各项统治制度和措施。此官职在吐蕃占领敦煌后开始出现,一直是当地的最高军政长官。     

安吉上马山汉代江东类型原始瓷工艺研究

安吉上马山汉代土墩墓墓群出土众多江东类型高温釉原始瓷器,SEM-EDS (能谱-扫描电镜)分析显示,其中部分样品的胎体外表面施有含钾、铁含量较高的红色层,可能是化妆土的前身,并且在红色层之上还局部施有钙釉。经过与江西地区早商以来一些遗物在外貌以及陶衣成分上的对比,发现上马山的这些原始瓷也许在源流上与江西地区的早期窑业有关。而当东汉末年,越地传统单层高温钙釉器物逐渐兴起,并发展成为最早的成熟青瓷,这种化妆土技术便于越地消失了。     

西夏使臣群体小考

出使官员在西夏政治与外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西夏对外出使情况可概括为两个阶段:西夏政权建立初期,出使官员主要为入仕定难军政权进而后仕西夏的汉人官员;元昊以后,包括汉人官员在内的汉姓官员逐渐成为使臣主体并在出使活动中发挥诸多作用。使臣从汉人官员渐变为汉姓官员,出使官员所任官职、所担使命及其族属成分为我们研究西夏与周边政权的关系提供了鲜活多样的例证。     

兩漢封君封號考論

兩漢封君封號甚衆,然大别之可分爲"王"、"侯"、"君"、"公主"四種類型。封號的來源主要是以封地命號、以功績命號、以民族關係命號、以紹封繼絶命號和以情緒意義命號。同一個封君,在不同的時期封號可以改换,而同一個封號,在不同時期也可以在不同的人之間轉移。封號的類别、應用、改换和轉移都是封君制内涵的體現,作爲社會文化的産物,它還生動地表現了兩漢思想、觀念、習俗、傳統上的很多特徵,是了解和認識漢代社會的重要依據。     

郑珍为诗取径的主次分轨

郑珍为诗,要在学韩,本于叙议,出于学问。兹论分轨所由,多自学韩而出,及其所之,则上下唐宋。以宋人学韩,故郑珍学宋,盖亦学韩一路,得于宋人句法、苏黄驰骋才学及宋诗机趣。韩从杜出,故郑诗学韩,与学杜无悖,多在即事、叙述及诗语祖述。郑诗略近孟诗者,固以遭际相似,而有情感认同,不似孟郊刻厉;似乐天、太白,则以学韩叙议,造语至于敷衍散漫;似李贺,则以郑诗奇气在焉,而用语固有取用;小诗有似王维者,悉写乡居生活、片时风景、一时感受,拟之贴切。     

明清鄂西南土家族地区民族的分布与变迁

在明代及清初 ,鄂西南土家族地区民族分布存在土蛮集中分布的土司区和汉蛮杂居区两大区域 ;土司区内民族构成中土蛮占绝大多数 ,汉蛮杂居区内汉人、土蛮间比例几乎相等。清代改土归流后 ,由于大量流民的涌入 ,形成土蛮大分散小聚居分布 ,汉、苗等兄弟民族插花般镶嵌分布的格局 ;民族构成转变为以汉族人居多、以土蛮为少数民族主体的构成格局。明清时期导致该地区民族分布与构成及其变化的因素有自然和人文两方面 ,自然因素提供变化的可能 ,人为因素决定变化的方向。当前该地区的发展还得多从人文方面着手。     

王莽营建东都问题探讨

王莽在即位后,着手营建东都洛阳,并有迁都的动机。其原因在于从军事地理角度,长安已经没有了汉初的重要作用;而移民导致人口压力过大,人地矛盾突出,及由此衍生出的侈糜的俗尚;王莽对古文经的笃信;洛阳在秦汉时期一直占据很重要的战略地位。最终光武帝刘秀完成了迁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