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籍汉学家福开森的故宫交游圈——以南京大学所藏文献档案为基础

美籍汉学家福开森旅华半个多世纪,从20世纪20年代起,他就与故宫博物院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在梳理福开森与故宫关系的同时,重点揭示他与故宫的几位名人——周肇祥、郭葆昌、钱桐、傅增湘等人之间的交往。其中周肇祥对福开森进入故宫古物鉴定圈影响甚大,郭葆昌是福开森在陶瓷鉴赏上的知己好友,钱桐曾对福开森古物馆的开设费心操劳,而傅增湘与福开森的往来可从南京大学所藏文献中的题跋知其端倪。     

雍容揖让 贤者风范——我眼中的周巍峙

我是在1977年8月下旬认识周巍峙同志的。 有幸的是,在此后的20多年中,我除先后在艺术局工作数年外,从80年代初开始,曾在巍峙同志身边当过几年秘书;1988年离休后,又一直在他的领导下,从事革命文化史料征集、编辑工作。虽说而今我也已届古稀之年,却依然跟随在他的左右,为史料工作作贡献。 就我所知,半个多世纪以来,巍峙同志在文艺工作的领导岗位上所接触到的人群,真是多如繁星。凡与     

回忆老首长李克农

正李克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也是这条战线的杰出代表。我有幸在他领导下工作过15年,亲聆他的教诲,得到他的关怀和培养,所受教益终身难忘。李克农虽然已离开我们半个多世纪,但他的音容笑貌仍时时浮现在眼前,许多往事不断在脑海里涌现,引发我对这位敬爱的老首长的无尽思念。     

藏着的故宫

故宫,5个多世纪的最高权力中心、明清两代皇宫、24个皇帝的起居之地;位列世界五大宫之首的“殿宇之海”,收藏百万件无价之宝的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明清时代中国文明无价的历史见证。 藏着的故宫,是占故宫总面积近三分之二的办公区,这里或被铁锁紧闭,或被“游人止步”阻拦,在你踏入故宫圣地之时,你便注定无法见到;这里被故宫人精心珍藏,悉心爱护,自紫禁城建成500余年来,从未开放,是世人眼中永远的禁地。     

刘鼎与新中国兵工建设

1948年我由蒋管区到华北解放区参加革命,经中共中央城工部分配,到华北人民政府公营企业部工作.1949年9月,我被调担任刘鼎同志的秘书.刘鼎同志是老共产党员,又是党内闻名的技术专家.我在他身边工作了三年多,一直到1953年初,他被撤职为止.这一段,正是新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刘鼎同志担任中央重工业部副部长,为兵工建设做了大量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历史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但许多往事在我脑海中记忆犹新.     

我与美籍农业专家韩丁的交往

2004年5月,同中国人民患难与共的老朋友、美籍农业机械专家韩丁先生在美国逝世。听到这个消息,我不禁回想起与韩丁先生相识,和与他在西华黄泛区农场一起工作的日子。虽然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但那些美好的往事,仍历历在目。     

走近祖父杨虎城

今年,是祖父杨虎城诞辰120周年。虽然我们的关系至亲,血脉相传,但我对他的了解。却用了半个多世纪。经过几十后我感悟到：了解他,认识他,就是学习中国近代历史,就是了解、体会中华民族百年来不屈不挠的牺牲奋斗史．深刻认知中华民族精神、民族魂魄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虽然漫长、单调、困难,但也充满了探索、发现、成功和新的思考。     

叶剑英和马万祺的深情厚谊

“叶帅,我怀念他,不单是我跟他个人、我家几代人跟他家几代人的感情,更重要的是叶帅对我们祖国、对各族人民、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大公无私,这方面使得我非常钦佩、敬服……”这是澳门著名爱国人士马万祺先生接受笔者采访时说的一番话。马万祺先生1919年出生在广东省南海县,曾获澳门东亚大学工商管理荣誉博士学位,从学生时代便毅然投身当时的抗日救国运动,半个多世纪来,他始终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他在人民政府、人民政协以及法学界、企业界、文化界等诸多领域担负着许多     

大维德与故宫博物院文物展览的因缘

大维德是海外公认的20世纪最具宫廷欣赏趣味的中国陶瓷收藏家,他的收藏与他早期在故宫博物院的经历有密切的关系。同时,大维德对早期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展览也起着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不仅是宋、元、明瓷器展览的赞助人,而且也是这个展览的实际策划者。作为故宫博物院顾问,他还直接参与了故宫其他一些重要文物展览的组织工作。在他的运作下,故宫文物于1935年第一次走出国门在伦敦展出。然而,由于大维德生前留下的文字稀少,国内相关研究也十分薄弱,致使他生平中这段与故宫相关的经历一直模糊不清。本文试图以故宫档案中的一手资料为依据,结合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对大维德与故宫文物展览的关系进行考证,客观地解读当时的历史情境,以澄清有关大维德个案研究中一些以讹传讹的错误。     

见字如“误”

这几年,我是眼睁睁看着这本杂志过来的(真是眼睁睁,不然会有很多错别字)。从2004年创刊至今,我老老实实读了105期《南方人物》,以每期20小时计,累计已有2000多个小时,堪称个人阅读耗时最长的杂志。经常是一边看一边流眼泪(不是因为感动,而是眼睛发酸,三年半时间用掉的眼药水够装一个可乐罐)。最近半年,基本没有看报纸电视,最主要的新闻来源,是亲爱的同事们为我准备的"十日谈",在这里,我要请读者原谅我(就像     

耀邦同志教我读书

耀邦同志是一位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且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党的卓越领导人。他只上过初中一年级,就辍学投身革命。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孜孜不倦地勤奋读书,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获得了渊博的科学文化知识。50年代有一段时间我有幸在耀邦同志身边工作,受到他许许多多教诲,特别是亲身感受到他勤奋读书、好学深思的精神,使我终身受益,铭记于心。     

安苗节:农耕文化的信仰嬗变

正第一次知道安苗节,还是1990年代中期。当时我在一个杂志社做兼职编辑。一个老乡投稿,题目是《绩溪民俗:安苗节》。典型的徽州人文风,老老实实的标题,老老实实的记述。那时候,这种文章,很多杂志是嫌弃的。我拿着稿子,改了一个标题,想改内容,却发觉这种朴实的文风呈现出来的乡村农耕习俗蛮有趣的,便刊发了。老乡很高兴,颠颠地来拿样刊。我问他,现在安苗节还有吗?他说,没有了,但到了节日,家家还做安     

徐向前元帅夫人黄杰的生前逝后

他和她给我的印象 徐向前元帅夫人黄杰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女性。 我第一次见到她和徐向前元帅,是在半个多世纪之前。那时候,人民共和国刚刚诞生不久,我还是八一学校的学生。这所学校诞生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新中国成立后才由革命老区搬迁到北京西郊。     

毛泽东与“父母官”张鹤亭

张鹤亭,河北省大名县东劝庄人,15岁加入中共地下党,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1948年底随人民解放军南下时任县长,1949年5月入湘后,在湖南工作、生活了半个多世纪。张鹤亭今年81岁,身体硬朗。他说:“我任宁乡县委第一书记时,毛主席的亲切接见,令我永生难忘”     

苏秉琦先生对河南考古工作的关怀与指导

苏秉琦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和考古界的老前辈之一,他在半个多世纪的考古生涯中,对于我国考古事业的开创与发展,尤其是对我国近代考古学方法论的探索、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研究、考古报告编写方法完善化的追求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四十年来,对于我国考古干部的培养和对各地考古工作的指导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因而博得了广大的文物考古工作者的尊敬和爱戴。我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从事河南文物考     

段文杰：敦煌文物事业的开创者和推动者

2011年1月21日,是段文杰先生离开我们的日子。这一天,离1946年他初来敦煌,已经整整65个年头。在95载的生命历程中,在半个多世纪的敦煌生涯里,段老以他的聪明睿智、旺盛创造和执着追求,与敦煌研究院的同仁一道,潜心敦煌壁画临摹、保护、弘扬和敦煌学研究,开创和发展了敦煌文物事业。特别是他自20世纪80年代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职务以后,以过人的胆识和魄力,开创了敦煌事业的新局面,带领全院职工把敦煌文物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我作为段老的学生、助手和继任者,对此感受良多。     

留长胡须的“民主之神”-回忆我的父亲李公朴

我的父亲李公朴离开我们已经67年了。作为女儿,我最近一直在整理有关他的资料和文章,回顾他在世仅44年短暂传奇的一生,翻阅他爱读的书,查看他编过和写过的文章。虽然父亲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我也从一个女孩子变成了82岁的老太太,但每一次整理这些家庭历史文物,父亲的举手投足、     

新中国盲文之父、世界语学者、语言学家黄乃

黄乃是辛亥革命先烈黄兴先生的遗腹子。1917年生,2004年1月30日患脑溢血病故于北京。湖南省长沙市人,享年87岁。黄乃是中国汉语盲文专家,优秀的中共党员,还是一个多才多艺又极重友谊的人。黄乃大哥长我13岁,我们相知相识、友谊长逾半个多世纪。他在北京,而我在新疆工作长达近30年。我们之间联系主要靠通信。上世纪80年代起,我调回长沙工作,有时去北京办20世纪80年代初,黄乃从湖北五七干校返京后留影事,而他又常回长沙扫墓和考察盲聋哑人的教育事业,以及关心残疾人福利和兴办工厂的事,这样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多了。一、与黄乃的相识与相知1951…     

故宫文物与故宫、故宫学(上)

兼有官长、学者双重身份的郑欣淼同志,任故宫博物院院长迄今仅仅六年多的时间,但他却驾驶着勘奋之车穿越了八十年、六百年、五千年的时空隧道,对故宫博物院,对明清故宫,对中华文明历史长河,宏观细察,广收博取,著书立说,工作、研究成果之丰,令人钦佩。其中关于故宫学研究的倡导与实践,更多创始创新之见,在文物界反响热烈。本刊曾约请他撰写关于故宫学专稿,但他终未能践诺,现将其《天府永藏》一书的第六章《故宫文物与故宫、故宫学》分两期转载,以丰富本刊内容,推动故宫学研究。     

故宫文物与故宫、故宫学(下)

兼有官长、学者双重身份的郑欣淼同志,任故宫博物院院长迄今仅仅六年多的时间,但他却驾驶勤奋之车穿越了八十年、六百年、五千年的时空隧道,对故宫博物院,对明清故宫,对中华文明历史长河,宏观细察,广收博取,著书立说,工作、研究成果之丰硕,令人钦佩。其中关于故宫学研究的倡导与实践,更多创始创新之见,在文物界反响热烈。本刊曾约请他撰写关于故宫学专稿,但他终未能践诺,现将其《天府永藏》一书的第六章《故宫文物与故宫、故宫学》分上下两期转载,借以推动故宫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