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格、敕編纂之演變再探

本文分階段探討唐五代之際格、敕編纂的發展特色,認爲唐前期所修是綜合性立法的格,其條文內容與禮密不可分,直至玄宗朝《開元禮》的制作,使修纂較爲便捷的格後敕成爲新的法律形式。貞元、元和之際對《開元禮》和開元制度的繼承,完全轉化爲對開元格後敕的編纂和認定。但歷朝不斷增加的內容以及綜合性立法的性質,致使格後敕的編纂趨向繁冗,所以又制定了以刑法爲主體的《開成格》和《大中刑律統類》,並爲五代所承用,最後因《大周刑統》頒佈而歸於失效。作爲唐代主要法律形式之一的格在北宋前期銷聲匿迹,直至元豐變法纔又以"賞格"的面目出現。與此同時,格後敕在五代易名爲編敕,在北宋前期逐漸析出制度性條文,最終在元豐時成爲單一性刑法規範。     

“正統”與“政統”：拓跋魏“太祖”廟號改易及其歷史書寫

北魏歷史上有兩個皇帝被尊爲＂太祖＂,即平文帝和道武帝。這就是清代學者疑惑的＂元魏兩太祖＂問題。事實上,道武帝天興初年尊平文帝爲＂太祖＂,明元帝時上道武廟號爲＂烈祖＂,到了孝文帝改制時,將平文從太廟中遷出,改尊道武爲太祖。《魏書》一直記載道武廟號爲＂太祖＂,諱言道武廟號最初爲＂烈祖＂的史實。廟制的背後是政治權力的運作,作爲王朝開國之君象徵的＂太祖＂廟號的追尊,體現了北魏的中原正統心態以及對拓跋王朝政統譜系的建構努力。北魏以及後來的東、西魏在拓跋宗廟＂太祖＂廟號上屢有改易,正可觀察拓跋宗室各種勢力的政治鬥爭,以及東、西魏敵對政權對各自政統合法性的解釋。本文並揭示《魏書》所體現的鲜明政治立場。     

《續資治通鑑長編》“望參”補

<正>《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〇〇元符元年七月辛亥條(頁11901)云:御史臺言:"元豐官制朝參班序,有日參、六參、望參、朔參,已著爲令。元祐五年改朔參官兼赴六參,有失先朝分别等差之意,請止依元豐儀令。"從之。此段文字涉及北宋後期對朝參制度的幾次調整,包括元豐時期的朝參改革,元祐垂簾時期的局部調整,以及元符年間向元豐舊制的回歸。其中,對"元祐五     

吐魯番出土文書所見唐代宦官諸使

<正>宦官是唐代政治舞臺上非常活躍的群體,一般認爲唐代宦官擅政肇始於玄宗開元、天寶年間,盛於安史亂後。除了影響深遠的宦官監軍制度外,開元、天寶時期宦官開始頻繁充任各種使職,奉使於全國各地,甚至西北邊陲的吐魯番地區也留有宦官活動的記録,不少出土文書都提及奉使西域的宦官。~(1)作爲皇帝家奴的宦官,爲什麽會逾沙軼     

傳録體書目發展新論

<正>傳録體是我國古代解題目録的三大類型之一,學界一般認爲傳録體例勃興于魏晋南北朝時期,之後幾無采用。其實不然。傳録體書目在隋唐及元明清各代均有一定應用和發展。傳録體之"傳"字即指撰人"傳記",有的認爲當是"傳注、解釋"。不同的解釋導致對傳録體判斷出現差異。取後一解釋者,乃視其爲書目及作者的注釋或解釋,是叙録體的簡略形式;而取前一解釋者,則認爲傳録體是區别於叙録體的特殊解題書目,其特點在於述作者小傳,而非書之内容和作者創作之意。     

明代散階制度形成初論

本文對明代散階制的起源、發展、演變和改造作了系統論述。至正十五年渡江前後,朱元璋軍事集團沿襲元朝散階制度首先實行武散階,隨着軍事行動的發展,消滅近鄰勁敵陳漢政權以後,在對陣亡將領和地方官吏的封贈行爲中逐漸出現了勳官和文散階。明朝建國後,從洪武元年開始對以元制爲基礎的勳階制度進行調整、改造和完善,到洪武二十五年頒定品官勳階祿制,確立了以品爲本位,統領官、階、勳、祿五位一體的官制體系,明朝散階制度也最終定制。     

周密詞集版本系統與文本多歧現象考述

周密詞集可分成《蘋洲漁笛譜》與《草窗詞》兩大版本系統。《草窗詞》亦存在兩種版本系統,此以鮑廷博嘉慶年間刊刻《草窗詞》爲界,之前皆爲鈔本,淵源相同,與鮑刻無涉;之後多爲刻本,均宗鮑刻。此外尚有《弁陽老人詞》一種特爲獨出。將現存周密詞集對校後可知,《蘋洲漁笛譜》爲周密宋末手定,《草窗詞》以《蘋洲漁笛譜》爲底本重新編次並補輯。鮑刻之前諸鈔本《草窗詞》更加接近原貌,而鮑刻經過了鮑廷博的大幅改動。鮑廷博的校改是清代浙西詞人詞學活動之一,從中可以看出浙西詞人慣以刻詞、改詞進行詞集文本固定的工作,以此推出他們標舉的詞學先輩,經他們改動後的文本强烈體現着浙西詞派的審美趣味與詞學追求。     

“寵辱若驚”是“寵辱若榮”的誤讀

本文認爲郭店簡《老子》與今本第13章"驚"字相當之字,當從白於藍說釋爲"",從文義看,此字應讀爲"榮"。"寵辱若榮"與"貴大患若身"的句式相同,"寵"字應從前人之說理解爲動詞。老子主張像常人寵榮那樣寵辱,像貴身那樣貴大患;"得之若榮,失之若榮"的意思是"得‘爲下’若得榮,失‘爲下’若失榮",這兩句是對"寵辱若榮"的解釋。大概由於較早流傳之本多用假借字表示"榮",就被後人誤讀成了音近的"驚",導致了對此章文義的嚴重誤解,老子的正面主張被很多人解釋成了對俗人的批判。     

讀《易》三札——《訟》、《師》、《謙》卦解

明代智旭以佛學思想闡釋《周易》,將《周易》引入佛教心性論一途,援佛入《易》,以《易》攝佛,儒釋匯通,《訟卦》尤具代表性,構建起了《論語》"內自訟"與《訟卦》融會貫通的橋樑。《師卦》的解釋傳統體現了王弼重事理、程頤重治統、清儒重考據的特徵,《周禮》關於"大師之禮"和"大田之禮"的記載及出土簡帛本《周易》,提供了從軍禮解讀《師卦》的新視角。唐代孔穎達對《謙卦》開創性闡釋以及唐宋諸儒對"裒多益寡"的改定和訓解,反映了唐宋更替期關於"公平"觀念的轉變,可作爲考察唐前大儒和宋代大儒思想分野的重要參照。     

國外圕(宀博)文物簡訊

蘇聯人民紀念魯迅忌辰莫斯科文化科舉界人士爲紀念魯迅逝世十五周年,於十月十七日在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舉行了特別會議,參加的有蘇聯漢學家、東方學家和高等教育機關的學生等。會議在蘇聯經濟學博士馬斯連尼柯夫致開會詞後,由蘇聯語言學學士愛德靈作了題爲‘偉大的革命作家魯迅’的報告。會上又宣     

康熙朝宫廷中的西洋医事活动

康熙时期西洋医学源源不断传入宫中。西洋医学的传入是通过传教士这个媒介来进行的.他们凭借在宫中的一系列医事活动,向清廷展示了一种全新的医学理念和治疗方法。西洋医学之所以在宫中有立足之地,取决于康熙皇帝对西洋医学所持的科学、客观的认同态度。     

Archaeological Observation on the Layout of the Three Courts and Five Gates of the Daming Palace of the Tang Dynasty

The system of Three Courts and Five Gates is an essential content of the designs of the capitals and palaces of ancient China. The Three Courts and Five Gates planning of the Daming Palace is the adoption of this rule and the application to the spatial designing of the palace city. The archaeological fieldwork revealed that within the Daming Palace, the Three Courts pattern with three walls as the borders, and Hanyuan Hall, Xuanzheng Hall, and Zichen Hall as the centers formed the outer court, middle court, and inner court plan, which was the embodiment of the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Tang Dynasty to the traditional Three Courts and Five Gates ritual system. Through the trimming of the archaeological data fetched in the past 60 years about the southern part, which is the official affair zone, of the Daming Palac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Three Courts and Five Gates pattern of the Daming Palace, and analyzes the substan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is pattern and the political demands of the ruling class.     

越南燕行使者的清宫游历与戏曲观赏

本文以越南汉文燕行文献为主要素材,参证相关中国史料,对清代来华的越南使者游历清宫和观赏宫廷戏曲的实况作了扼要的介绍。文章既讨论越南使者笔下的清宫游历与清宫图像,又部分披露了清代乾隆、道光、同治三朝越南使者入清宫听戏的文字实录。文中抉发的越南伶工入宫参与乾隆八十寿辰演出详情,及同治间慈禧、慈安两宫太后一同垂帘听戏的近距离目击实录等,均为中国史料中未见的新发现。     

战国都城形态的东西差别

东周列国都城形态的演化经历了东西两条道路:东方国家都城在战国时期普遍发展成为“两城制”,体现了“朝、市并重”的格局;秦国都城则保持了“非城郭制”的特点,其大部分面积分布着宫殿区,朝寝有压倒庙、市的趋势。两汉都城形态是秦国“非城郭制”道路的延续和发展。     

关于大夏国都统万城的城市形态与内部布局问题

本文依据历史文献记载、考古发掘资料和实地考察对十六国时期赫连勃勃大夏国都统万城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 ,认为统万城是由汉奢延城改筑而来的 ,今统万城东城遗址即当时的外郭城 ,西城即内城 ,而内城之西南部别有一个宫城 ,从而形成三重城垣的城市形态。关于统万城东城与西城的城垣、马面和城门问题 ,目前所见的有关调查报告记载的数据颇多分歧 ,除了毁圮和风沙掩盖等多种因素外 ,也与考察者方位判断的差异有关。统万城的主要宫殿西宫位于内城西南部 ,今统万城西城南部中央有高大的台基遗址 ,为城内最高之建筑遗址 ,应当就是当时西宫正殿即路寝 (永安殿、永安台 )所在。统万城内城 (西城 )的东南部另有一个东宫 ,西宫之北有别殿 ,离宫在城南 ,西宫之中还有温宫、凉殿 ,社、稷在内城 (西城 )之南部 ,内城北部为苑囿区。至于外郭城 (东城 ) ,目前仅可推测其东部偏北处有一官署区存在 ,居民区估计主要是在该城的西部及南部。统万城的城市形态与内部布局 ,很明显是受到了汉长安城即后秦长安城的深刻影响。     

明代宫廷画家职官状况述略

明代宫廷画家的官职、称谓不一,任职混杂,史料记载零散、简略,给宫廷画家身份的辨认造成一定的困难。从宫廷内部管理状况来看,画家的官职多样且分散,涉及多个职官体系,官职中有相当一部分为虚职,在具体管理方面权归内廷太监。本文力图从明代职官体系和内廷隶属等方面切入,区分辨别宫廷画家的官职与称谓,从而进一步认识明代宫廷画家的身份定位,了解明代宫廷绘画创作的运作状况。     

同治、光绪朝如意馆

本文以《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为基本文献,以故宫博物院所藏同治、光绪两朝内廷画士的奉旨之作为重要参照,探讨了晚清宫廷绘画机构——如意馆的诸项制度(入值画家的选拔与考核、奖惩与等级、画作的审查与作品格式等),并论述了如意馆绘画的主要功用(纪实、装饰和案头观赏)及其各自不同的绘画风格。     

康熙皇帝肖像画及相关问题

帝后像是清代宫廷绘画中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并没有得到国内美术史界的重视。笔者希望通过对康熙帝肖像画相关问题的探究.引起更多的学人对清代帝后像加以关注。本文是在整理故宫博物院现藏的康熙帝肖像画的基础上,运用文献资料,初步对史籍中记载的这些画作的绘制者加以考辨。进一步勾勒出清初宫廷画家进行创作的工作程序。此外,借助梳理御制诗文,指出康熙帝对绘画的淡漠态度。揭示了其肖像画数量不多的原因.并探求了其行乐图极少的缘由。文中指出康熙帝肖像画受西方绘画的影响实则微乎其微,而且康熙时期的帝后肖像画创作既是清代宫廷肖像画的转型期又是定型期。     

避暑山庄初建时间及相关史事考

避暑山庄初称热河行宫。其始建时间在清代官修史籍中无载,私家笔记和现代学者其说不一,似无从定论。本文在参阅史籍和清宫遗档的基础上,认为热河行宫肇建于康熙四十二年七月二十三日(1703年9月4日),并对其始建时期的相关史事作出考定。     

“大行”消息到朝鲜--《世宗大王实录》关于永乐帝宾天的记载

永乐皇帝龙驭上宾消息传到朝鲜,引发一系列政治礼仪举措,从中可以生动展见明朝与朝鲜宗藩关系运行的方式尺度。朝鲜君臣谨慎依照中原礼仪为永乐皇帝举行丧礼,体现高度中华礼仪文化自觉,同时浸透谨慎事大的政治考量。永乐皇帝宾天消息从官方渠道达于朝鲜与朝鲜从民间获取该消息的时间差,表明朝鲜与明朝政府间信息往来并非迅捷有效。《朝鲜王朝实录》关于永乐皇帝之死及诸多关涉明朝宫廷内重大事件的记载皆含朦胧不清处,提示使用域外资料仍需如使用域内资料一样谨慎进行可靠性推究。明前期皇帝向朝鲜索要处女及以嫔妃、宫女殉葬事,体现帝制时代仍然存在龟缩到权贵高层角落的奴隶制社会关系残余,朝鲜一方面为之尽力周旋,同时也对之表露鄙薄怨恨之意,属明朝皇室咎由自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