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关系与历史运动

天人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重大问题,也是中国古代史学史上的重大问题.从史学的观点来看,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中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于它的认识和讨论,涉及到如何看待社会存在的形式和历史运动的原因.     

两汉关于社会历史变动根本原因的理性思考

"究天人之际"与"通古今之变"是汉代历史理论的两大重要问题,前者是讲变动原因,后者说的是变化法则。关于社会历史变动因素,两汉史学家与思想家努力从多角度、多层次进行思考,既有具体的历史记述,又有抽象的历史阐释;既考察社会历史变动之因,又探索个人命运的复杂变化因素;在争辩的天人关系思想下,更突出人在历史变动中的主体地位与重要作用,充分体现天地人参合的理论特色。这些认识推动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发展,进一步丰富了两汉史学。     

浅析唐代历史教育的基本特征及意义

唐代是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的重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其历史教育呈现出专业化、普及化和通俗化基本特征,而且唐代历史教育为统治者提供了治国借鉴,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治国人才,对于推动史学的繁荣与文学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浅谈唐朝历史教育

唐代是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的重大发展时期,在唐代社会的高度重视下,这一时期的历史教育极其繁荣,这对唐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代历史教育为统治者提供了治国借鉴,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治国人才,对于推动史学的繁荣与文学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本文就对唐朝历史教育进行了简单探讨。     

炎黄文化传统与辽夏金元历史认同观念

中国古代史学蕴含着丰富厚重的历史理论遗产。近年来,史学工作者尤其是中国史学史研究者,在发掘、梳理、阐释中国古代历史理论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成果。本刊作为历史理论、历史教育、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的专门刊物,始终关注上述领域研究的新进展。为了推进这方面的研究,促进历史学在理论建设方面进一步发展,我们约请了几位专业研究者就有关中国古代史家的通识与智慧问题、中国古代民族史观问题、中国历史上的历史文化认同问题以及中国古代国家起源论等问题,撰写了一组文章,希望能够引起史学界同行更多的关注和讨论。     

范文澜关于历史研究方法的论述及其启示

范澜结合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及研究中国历史的体会,从史学方法论的高度阐述了如何坚持马列主义,如何运用马列主义从事中国历史研究,如何正确地理解和恰当地运用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原则具体分析中国历史等重大问题。范澜关于历史研究方法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史上的宝贵财富,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今天,仍具有重要价值。对范澜在特定政治运动中的一些不当言辞应具体分析,不可简单地全盘否定。     

古代西方历史理论三题

本刊于今年第二期发表了一组"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笔谈,现又推出一组"西方古代中世纪历史理论"笔谈。在此组笔谈中,张广智教授的文章对西方古代历史理论中的三个重要问题,即历史进程中的神人关系、历史进程中的古今关系和历史盛衰中经济因素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易宁教授的文章从历史变化、时间和空间及其联系等方面分析波利比乌斯普世史观念的内涵,并且指出了波利比乌斯历史思维的特点以及他的历史理论在西方古代史学中的价值。侯树栋教授的文章讨论基督教神学的历史解释和对现实社会的关怀等问题,分析了西欧中世纪早期史学观念中的神性与理性及其关系。这三篇文章大体上都注意到将西方古代中世纪历史理论问题与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相关问题联系起来思考。本刊今后将继续推出在比较视野下,对中西历史理论作出探讨的文章。     

中西古代史学:历史编纂理论与方法的比较

中国传统史学源远流长,是与西方传统史学不同的另一种更高的发展形态。中西史学在其形成和发展阶段(即中国为先秦、秦汉时期和西方的古典古代)由于各自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和文化背景的差异,显示出各自的特征。但也应该看到,中、西的古代史学也有其共性。需要指出的是,在分析中西史学的异同时,不能唯西方史学家的历史观念是从(事实上,西方史学家的历史观念也并非是一致的,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照搬西方的     

民本思想与历史盛衰的总结

在中国历史上,关注社稷的盛衰、追求民族的兴盛,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成为民族史学优良传统.以人为本的思想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又是振兴民族的历史发展的要求.中国史学家通过对严酷的历史兴亡事实的总结,形成民本思想.民本思想关系到一个重大史学理论问题,涉及对历史发展过程和历史发展动力的认识.     

历史的规律性与历史的丰富性

一、历史理论中值得重视的问题历史的规律性与历史的丰富性二者的关系,是历史理论中值得重视的问题,长时间以来,我们在史学著述中注重了研究和阐述历史的规律性,这是确有必要的。根据对经典作家论述的全面理解,以及总结我国古代优秀史家的经验,我们还应该注重历史的丰富性问题。我们的史学著述应该做到将反映历史的规律性与丰富性二者结合起来。通过讨论,求得对这     

历史观、历史思维与安邦兴邦

中国的历代学人在关于历史的运动与发展变化诸方面贡献出丰富的理论成果。这些成果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发展,体现出它积极有益的社会功能;二是它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在人类探求历史变化及其规律的伟业中,居于不可忽视的地位。为了更准确认识这些理论成果,为当前的历史研究提供有益借鉴,我们特别邀请三位教授就此从不同角度进行笔谈。瞿林东认为:天人、古今、时与势、理与道等范畴在中国古代历史观念中占有重要位置。在天人关系方面,人事的观念逐渐上升,司马迁开辟了天人关系说走向理性时代的道路。古今关系指古今的联系、变化,其中朴素的进化观点占有突出的地位。一些学者把时与势这两个概念作为历史变化动因看待,是重要的理论贡献。理通常指具体史事之理,道通常指一般史事之理。吴怀祺认为:历史观是对客观历史的认识,历史思维是历史观展开的途径、方式。正确的历史观、历史思维对历史总结,进而认识安邦治国有重大意义。重视总结历史兴衰是中国史学的重要传统,司马迁的历史兴衰论丰富了联系思维,发展了借鉴的历史观;《周易》体现出的通变思维具有重大价值,王夫之运用《周易》的通变思维,思考千古兴亡盛衰,把古代历史观、历史借鉴观念,推向新的高度。陈其泰认为:春秋公羊“三世说”是中国古代独树一帜的历史哲学。西汉董仲舒明确划分春秋十二公为三世,显示出分阶段观察历史演进阶段之意义;东汉何休把“三世说”发展成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这一具有系统性的历史哲学,丰富了公羊历史哲学的内涵;清代龚自珍将之改造成治世——衰世——乱世的新“三世说”,说明封建统治陷入危机;康有为又将之与建立君主立宪的主张结合起来,成为维新变法的武器。以下刊出他们的精彩论述,希望能对关注这方面问题的读者有所帮助,也期望能引发同行诸君的更多高论。     

论史学价值观与历史教育

史学价值观是人们对史学价值及其实现方式的认识。中国古代的史学价值观以资治、教化、畜德、明智为主要内容,以"经世致用"为主要目标,并形成了以"不隐"为原则、以"书法"为追求、以史经世的史学价值实现模式。这使古代史家普遍具有历史教育的自觉意识,并成为历史教育主体。从清末开始,中国史家从内容、目标、方式等方面对古代史学价值观进行了更新与改造,逐渐形成了多元化的现代史学价值观。新历史考据学派重考据轻致用,以"求是"为目标,以学用分割为特点;马克思主义学派注重"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战国策派等重视史学的社会效用,以学用统一为特点。史学价值观的分歧反映出史家对求真与致用的不同价值取向,并决定了他们对历史教育的态度。主求真者对历史教育态度消极,坚持历史学术与历史教育的二分法,造成了史学小众化,使史家在历史教育中缺位;主致用者为各自目的积极投入历史教育,推动了史学大众化和通俗化,但也存在以用害史的弊端。为推动历史教育健康发展,史家应成为历史教育主体,坚持求真与致用的统一,并摒弃精英意识,树立大众意识。     

关于中国古代史学意识内涵的界定与思考——中国古代史学意识研究

关于中国古代史学意识内涵的界定与思考——中国古代史学意识研究徐松巍中国古代史学意识是中国古代史家站在历史与时代的制高点上,对于史学自身如何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进步之系统、深刻和自觉的认识。这种认识非但是中国古代史家为适应和推动史学和社会进步的需要而对自...     

春秋公羊“三世说”:独树一帜的历史哲学

中国的历代学人在关于历史的运动与发展变化诸方面贡献出丰富的理论成果。这些成果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发展,体现出它积极有益的社会功能;二是它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在人类探求历史变化及其规律的伟业中,居于不可忽视的地位。为了更准确认识这些理论成果,为当前的历史研究提供有益借鉴,我们特别邀请三位教授就此从不同角度进行笔谈。瞿林东认为:天人、古今、时与势、理与道等范畴在中国古代历史观念中占有重要位置。在天人关系方面,人事的观念逐渐上升,司马迁开辟了天人关系说走向理性时代的道路。古今关系指古今的联系、变化,其中朴素的进化观点占有突出的地位。一些学者把时与势这两个概念作为历史变化动因看待,是重要的理论贡献。理通常指具体史事之理,道通常指一般史事之理。吴怀祺认为:历史观是对客观历史的认识,历史思维是历史观展开的途径、方式。正确的历史观、历史思维对历史总结,进而认识安邦治国有重大意义。重视总结历史兴衰是中国史学的重要传统,司马迁的历史兴衰论丰富了联系思维,发展了借鉴的历史观;《周易》体现出的通变思维具有重大价值,王夫之运用《周易》的通变思维,思考千古兴亡盛衰,把古代历史观、历史借鉴观念,推向新的高度。陈其泰认为:春秋公羊“三世说”是中国古代独树一帜的历史哲学。西汉董仲舒明确划分春秋十二公为三世,显示出分阶段观察历史演进阶段之意义;东汉何休把“三世说”发展成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这一具有系统性的历史哲学,丰富了公羊历史哲学的内涵;清代龚自珍将之改造成治世——衰世——乱世的新“三世说”,说明封建统治陷入危机;康有为又将之与建立君主立宪的主张结合起来,成为维新变法的武器。以下刊出他们的精彩论述,希望能对关注这方面问题的读者有所帮助,也期望能引发同行诸君的更多高论。     

西方古代中世纪历史理论

编者按:西方古代中世纪历史理论与史学史,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本期"历史理论"栏目发表了该中心三位教授的文章,对古希腊史学的普世观念、早期罗马史学的发展脉络以及中世纪历史分期理论的特点等问题作了讨论。易宁教授的文章指出,公元前四至二世纪古希腊哲学斯多葛学派与史学家埃浮     

论“历史叙事”的传统与现代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现代史学的勃兴使得历史书写回归了传统叙事手法,最大限度的满足了读者需求。中国古代的"历史叙事"传统源远流长,现今在正统史学领域这一传统却遭到摒弃,回归我国的"历史叙事"传统,对于促进史学大众化有重要意义。     

多重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

考察中国古代史学史,必须要有大历史视角。这种大历史视角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表现：一是政治史视角,具体考察王朝更替与以史为鉴、王朝建立与神意史观、政治危机与以史资政、国家统一与大一统观之间的关联,揭示史学与王朝政治的联动关系;二是四部学视角,虽然中国古代学术存在着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但四部之间是相互包含、相互影响的,经子集在史学思想、历史编纂以及史料采撰等方面都对古代中国史学有着重要的影响,必须考察经子集与史之间的密切关系;三是多民族视角,古代中国的历史是多民族的历史,古代中国的史学是多民族的史学,古代中国的史学史也应该是多民族的史学史,构建“完整”的中国史学史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四是中西比较视角,主要从学术地位、编纂特点、记述范围、求真理念、功用认识和学科特点诸方面,具体考察古代中西史学存在的差异,进而揭示中国古代史学史的民族特点。     

多重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北大核心CSSCI

考察中国古代史学史,必须要有大历史视角。这种大历史视角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表现:一是政治史视角,具体考察王朝更替与以史为鉴、王朝建立与神意史观、政治危机与以史资政、国家统一与大一统观之间的关联,揭示史学与王朝政治的联动关系;二是四部学视角,虽然中国古代学术存在着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但四部之间是相互包含、相互影响的,经子集在史学思想、历史编纂以及史料采撰等方面都对古代中国史学有着重要的影响,必须考察经子集与史之间的密切关系;三是多民族视角,古代中国的历史是多民族的历史,古代中国的史学是多民族的史学,古代中国的史学史也应该是多民族的史学史,构建“完整”的中国史学史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四是中西比较视角,主要从学术地位、编纂特点、记述范围、求真理念、功用认识和学科特点诸方面,具体考察古代中西史学存在的差异,进而揭示中国古代史学史的民族特点。     

天人古今与时势理道——中国古代历史观念的几个重要问题

中国的历代学人在关于历史的运动与发展变化诸方面贡献出丰富的理论成果。这些成果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发展,体现出它积极有益的社会功能;二是它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在人类探求历史变化及其规律的伟业中,居于不可忽视的地位。为了更准确认识这些理论成果,为当前的历史研究提供有益借鉴,我们特别邀请三位教授就此从不同角度进行笔谈。瞿林东认为:天人、古今、时与势、理与道等范畴在中国古代历史观念中占有重要位置。在天人关系方面,人事的观念逐渐上升,司马迁开辟了天人关系说走向理性时代的道路。古今关系指古今的联系、变化,其中朴素的进化观点占有突出的地位。一些学者把时与势这两个概念作为历史变化动因看待,是重要的理论贡献。理通常指具体史事之理,道通常指一般史事之理。吴怀祺认为:历史观是对客观历史的认识,历史思维是历史观展开的途径、方式。正确的历史观、历史思维对历史总结,进而认识安邦治国有重大意义。重视总结历史兴衰是中国史学的重要传统,司马迁的历史兴衰论丰富了联系思维,发展了借鉴的历史观;《周易》体现出的通变思维具有重大价值,王夫之运用《周易》的通变思维,思考千古兴亡盛衰,把古代历史观、历史借鉴观念,推向新的高度。陈其泰认为:春秋公羊“三世说”是中国古代独树一帜的历史哲学。西汉董仲舒明确划分春秋十二公为三世,显示出分阶段观察历史演进阶段之意义;东汉何休把“三世说”发展成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这一具有系统性的历史哲学,丰富了公羊历史哲学的内涵;清代龚自珍将之改造成治世——衰世——乱世的新“三世说”,说明封建统治陷入危机;康有为又将之与建立君主立宪的主张结合起来,成为维新变法的武器。以下刊出他们的精彩论述,希望能对关注这方面问题的读者有所帮助,也期望能引发同行诸君的更多高论。     

论“考古资料的历史学索隐”——也谈方法学问题

自20世纪古史辨派兴起以来,对中国古代史的审视和重构就一直是学界的重大问题。由于文字资料的不详和古代史学系统的不完善,越来越多学者认为考古学是重构中国上古史的基础和依赖。但是,考古出土的多是具体的实物,用来观察古代的物质、技术层面的问题比较容易,认识制度、意识层面的问题则十分困难。因此,如何把考古资料与历史资料相结合,如何进一步发掘考古资料更深层次的价值,是值得学界关注的问题。本文从考古学角度结合礼制,对杜正胜提出的中国国家社会形成标志进行了评析,认为其未充分把握礼制与社会背景之间的关系,其总结的规则缺乏深意也无可操作性,体现了作者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思维空间。礼制是一复杂的问题,甚至是可以容纳整个社会运行规则的问题,必须进行更充分的说明,才能为反驳提供更坚实的基础。一个重要问题,考古学与历史学问题。在中国讨论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必须考虑中西考古学和史学的差异,我们看到,西方的埃及学、亚述学是由考古学建立起来的学问,用考古资料复原历史,史学是依靠考古学建立起来的,甚至可以包含在考古学之内。中国则有丰富的古代文字资料和完整的史学系统,可以为考古学的研究提供定位和参考,离开历史学,考古学无法复原中国古代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