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图书馆丢书赔偿制度

本文通过对现有丢书赔偿制度的思考,提出了以"以书赔书"来解决在图书馆日常工作中最容易出现的纠纷的思路。     

同书异名、同名异书现象新探

同书异名为命名者使用不同的摹状词为同一部书命名而产生;同名异书则是命名者为不同的典籍命名时选择了相同摹状词的结果.避讳、商业行为、个人喜好,以及称引书籍时的随意性均可能导致同书异名;同名异书则与四部典籍自身的类别属性密切相关.一部典籍异称的多少通常与该书影响力、流传范围成正比;而那些影响小、传播不广的书籍,更容易出现同...     

刘向校书动机发微

先秦时期文献的丰厚积累,秦始皇焚书和秦末动乱对典籍流传的破坏,西汉初中期图书文献的增加,以及汉朝的求书、藏书和校书传统,构成了刘向校书的学术背景.然而元、成二朝郊庙礼制改革的论争,以及成帝胡灾异屡降,迫使成帝急需理论的依据和历史的借鉴,加之成帝个人对典籍经书的喜爱,便效法前朝以求书、校书来寻求解决现实政治问题的传统,这才是成帝下诏校书的真正的动机.刘向适逢其时,以其特殊的身份承担了历史交托给他的重大使命.因此,唯有全面理解刘向校书在学术文化与现实政治上的功能,才能更充分地掌握成帝下诏校书的实质目的和整体意义.     

宋朝“敕命”的书行和书读

北宋前期的知制诰和以后的中书舍人及翰林学士负责撰写敕命或制敕包括诰词的初稿,称为“书行”,又称“书名行下”、“签书行下”、“行词”、“行”、“命词”、“演词”、“撰述”、“草”等。知制诰和中书舍人及翰林学士一般应在本人撰写的敕命或制敕包括诰命初稿后面署上自己的名或姓名,偶尔还在其后写“行”字。给事中负责复看或复审这些初稿,也在其后署上自己的名或姓名,初步断定在最后面并不签书一个“读”字。有时由於皇帝或权相的干预,出现过命令给事中或起居舍人、中书门下检正诸房公事“书行”,或者命令中书舍人或中书门下检正诸房公事“书读”等反常情况,而一些中书舍人、给事中、起居舍人等也往往严词拒绝。     

来燕榭书跋辑存（一）

聚书以来,每得一册,辄写题记于卷尾书头,或一句而止,或累千言不休。每与内人同署,实皆自书也。愚夫妇婚前婚后,游履所经,北上燕都,南至岭表,虎丘夜月,西湖烟雨,步履所至,暇必访书。汇所作题记观之,非止求书日录,实平生日记也,或赏析版刻之先后精粗,图绘之工美粗犷,相与笑乐,以为快事。丁酉以还,改买书为卖书,其得仅免于饥寒者,以此。易欢愉而为惆怅,情事迥异矣。“文革”事起,家藏抄掠略尽。老母惊疑,群儿耸伺,内人周旋其间,独支门户。辛苦万端,不堪重忆,余则羁栖干校“请室”,久不得归。母病危笃,临终亦不得归省。哀啼泣血,为生平一大恨事…     

张瑞图书轴年代考

现藏重庆市博物馆的明代张瑞图行书、草书轴的书写年代,经考证认为：行书书于52—54岁间;草书书于70—72岁的春末之际。     

浅谈地方志书的资料问题

志书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无重要的、有价值的资料。衡量一部志书质量的标准,除了看政治观点是否鲜明正确,体例是否科学完备,特点(包括时代特点、地方特点、专业或行业特点)是否突出,文风是否端正外,还要看资料是否全面、准确、翔实、可靠。可以这样说,志书质量决定于入志资料的质量。     

释明俭《曝书图》相关问题考

镇江博物馆藏有一卷释明俭所绘的《曝书图》,真实还原了阮元焦山书藏的曝书场景,让后人得以了解藏书、护书的艰辛。     

试论铭文中反书、倒书等特殊书写形式的形成原因

针对铭文中出现的反书、倒书等特殊形式的书写现象,本工作采用泥条贴范法,从铭文制作的工艺角度对反书和倒书进行了讨论,并搭建了一套以树叶刻字为基础的推论模型,通过模拟实验进一步地阐述了在此模型下反书和倒书的产生的可能性及原因。     

宋代国子监刻书考论

宋代国子监既是中央教育机构,也是国家主要刻书机构,并兼有管理各地图书刻印之责。为满足其政治、思想统治,宋廷对国子监刻书之内容及其质量控制、机构设置及其管理、图书刻印发行出售等方面都订有颇为详备之制度,从而对当时各地州县官学大量印行图书,以及后世国子监刻书产生了重大影响。     

郭璞注书论衡

本文对郭璞一生的注书作了全面的分析，并对郭璞注书的主要种类、性质及其旨趣作了探讨，在此基础上总结了郭璞注书的客观环境和学术贡献。     

民国时期的日书汉译

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自甲午至抗战前夕,汉译日书数量一直处于各语种译书之领先地位。晚清之际,这一领先地位居于压倒性优势。民国初期,受国家政局的影响,出版业整体衰落,汉译日书事业亦大大退步。五四时期杂志繁荣而图书冷淡。战前十年堪称民国出版业的“黄金十年”,也是日书汉译的鼎盛时期。近代以来,中国人对翻译日书一直存有某种矛盾心态：一方面认为通过日本学习西方文化,因经过“去粗取精”的中间环节,可以“力省效速”;另一方面,又觉得西方文化被日本人“咀嚼”过后,难免掺和着日本文化的“唾沫”,难得西方文化的“本相”和“真传”。清末之际,尚处“蒙昧”状态和急于求成的中国人大多怀着前一种心态;五四以后,已被初步“启蒙”的中国人渐渐倾向后一种心态。在前一种心态下,认为“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译西书不如译东书”。在后一种心态下,留学西洋与留学东洋有“镀金”与“镀银”之分;转译东书远不如径译西书。     

清初直隶书家群研究

本文以传世书迹为例,分析明清之际的直隶书风。这一时期以重臣为主导的直隶地区(主要为今河北、北京、天津及山西、山东部分地区)的书法家在师承、形体,甚至在书写材料上均有独特之处,反映出这一特殊地区在特殊时期的特殊书风。     

徽州人编纂的一部商业启蒙书--《日平常》抄本

《日平常》是一部徽州商业启蒙读物。该书可能最早作于清代,民国以后续增,30年代以后最终定稿。从中颇可窥见明清以来徽商的经营方式、商业道德以及徽州的商业文化。     

董其昌复古思想探析——以《论书并书杜甫诗》卷为例

董其昌作为晚明时期具有独创意识的书画家之一,他所提出的一系列观点对当时乃至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于其书风形成起着极为关键作用的是他的复古思想,本文以董其昌晚年作品《论书并书杜甫诗》卷为例,来对董其昌的复古思想进行阐释。     

民国时期的日书汉译

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自甲午至抗战前夕,汉译日书数量一直处于各语种译书之领先地位。晚清之际,这一领先地位居于压倒性优势。民国初期,受国家政局的影响,出版业整体衰落,汉译日书事业亦大大退步。五四时期杂志繁荣而图书冷淡。战前十年堪称民国出版业的黄金十年,也是日书汉译的鼎盛时期。近代以来,中国人对翻译日书一直存有某种矛盾心态:一方面认为通过日本学习西方文化,因经过去粗取精的中间环节,可以力省效速;另一方面,又觉得西方文化被日本人咀嚼过后,难免掺和着日本文化的唾沫,难得西方文化的本相和真传。清末之际,尚处蒙昧状态和急于求成的中国人大多怀着前一种心态;五四以后,已被初步启蒙的中国人渐渐倾向后一种心态。在前一种心态下,认为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译西书不如译东书。在后一种心态下,留学西洋与留学东洋有镀金与镀银之分;转译东书远不如径译西书。     

来集之《倘湖樵书》与《博学汇书》版刻考

通过清康熙刻板《倘湖樵书》多个印本与《博学汇书》版刻的比较,指出《博学汇书》与《倘湖樵书》实为同书异名,前者是在后者书板基础上改刻而成。包括《博学汇书》在内,康熙刻本《倘湖樵书》经历了初印本、第二次改编印本、改题《博学汇书》印本、回改题名后印本等至少四个阶段,各次印本的内容、编次、文字等都有较大差异。     

“同书异本”致因考

古籍的制作和传播方式是同异本现象产生的必然原因,而诸如文字本身的差异、誊抄副本的传统、剽窃作伪的行为、佛经的翻译和流传、历代书厄、学术论争、名讳及时政的规避等其他各种社会因素,亦是同书异本产生的重要诱因。它们交互作用,共同营造了版本学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土壤。     

从读志用志看志书资料工作

地方志书是资料性著述,资料搜集工作要从读志用志的角度,全面、系统、准确地进行搜集,使编修出来的地方志书真正地好用、可用、多用。     

南宋出版业考述

南宋出版产业持续兴旺,出版文化高度繁荣,官府、私家、民间三大出版系统各领风骚.当时的出版业分布于大部分地域,形成了杭州、福建、四川三大出版中心.雕版印刷术的发展,为南宋出版业的兴盛提供了技术上的保证,刻书数量巨大,品类繁多,四部皆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