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死药传说与女人的因缘

一古神话和后起的仙话重要歧异在死与不死。“从理论上说,成仙的关键是吃不死药,因此不死药的出现是神仙说产生的核心问题。”所以,与早期仙话相伴而生的是“不死之药”。不死药故事最初是仙话化的或喷发仙话臭味的神话,距真正的仙话仅一步之遥。不死或不死药见于先秦《山海经》的如:“流沙之东,黑水之间,有山名不死之山。”(《海内经》)郭璞注:“即员丘也。”“有不死之国,阿姓,甘木是食。”(《大荒南经》)郭璞注:“甘木即不死树”。     

赵丹的隐痛和浩叹

温家宝总理在中国文联第八次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代会开幕式上曾发表了极为感人的讲话《同文学艺术家谈心》。他在讲话中特意提到：“赵丹在他的遗言中有这样一句话：‘人活着,或者死了,都不要给别人增添忧愁。艺术家在任何时候,都要给人以美、以真、以幸福。’他的遗言和他的艺术一样,长存在人们心中。”     

生生之易与如如之真——论智旭的三教合一思想

智旭(1599—1655年),号蕅益,别号八不道人,俗姓钟,江苏吴县木渎镇人。他十二岁时读儒书,以传千古圣学自任,并要“誓灭释老”(《八不道人传》),曾作论数十篇辟释老之学。十七岁时,由于读了袾宏的《自知录序》和《竹窗随笔》,才不再谤佛。二十岁时诠解《论语》,至“天下归仁”句,深思三昼夜,自谓“大悟孔颜心法”(同上)。是年冬,父死,遂有出世心。二十二岁始专志念佛,次年因听《大佛顶经》中谓“世界在空,空生大觉”而生疑,于是“决意出家,体究大事”(同上)。二十六岁,受菩     

海龄之死再辨

《史学月刊》1990年第3期“读史琐记”栏登载的《抗英将领海龄之死考辨》一文认为,海龄是在署衙中自焚身亡的,同时殉难的还有他的妻子和孙儿。笔者以为,这种说法是值得怀疑的。我认为海龄是“自缢尽节”后遭火焚的。按《英军在华战记》中说,英军在焚烧镇江衙署之后第二天(即1842年7月22日)发现了海龄的幕僚,由他认出了海龄的尸体。而在7月23日,镇江之战另一指挥者、清参赞大臣齐慎曾上奏:“副都统海龄并城内文武官均不知下落”。齐慎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7月21日镇江失     

明仁宗死因考

明仁宗朱高炽,是明成祖朱棣的长子,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成祖死,八月,朱高炽继位是为仁宗,次年五月死,在位不到十个月,享年仅四十八。明仁宗在位短促,壮年早逝。有关他的死因,以往虽曾有人道及,但多比较零碎。《明仁宗实录》和《明史·仁宗纪》则只字不提。明仁宗是一位勤于政事的皇帝,死前三天,还在“日理万机”,他从“不豫”到“崩于钦安殿”,不过两天时间,毫无疑问,这是暴死。明人黄景昉亦早指出,仁宗     

胡风案件和“右派”学生

今年是“胡风案件”50周年,也是父亲胡风逝世20周年。关于“胡风案件”中涉及的这一群体的情况,我曾编过一本《我与胡风———增补本》,里面有“胡风分子”或他们的友人们感人的回忆;至于有关我父亲的情况,我母亲曾写过《往事如烟———胡风沉冤录》和《胡风传》,详细地回忆了他的一生,并为他说清楚了一些情况。甚至我也写过一本回忆我父亲的著作《虽九死其犹未悔》。现在,我只想从鲜为人知的另一角度来谈一下“胡风”一案中的另一部分受害者。他(她)们是主动撞进枪口的,即在“反右”运动中坚持正义为胡风说话的一大批学生,他们因为替“反革…     

为卫宏之司马迁“下狱死说”辨诬补证(《太史公卒年考辨》之四)

郭沫若先生认为:“司马迁之死是有问题的”,他很可能在写作《报任安书》之后“再度下狱致死”。(《关于司马迁之死》,载《历史研究》一九五六年第四期)郭先生的推断是有根据的。他的根据是汉人卫宏的《汉旧仪注》:“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史记·太史公自序》“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第七十”句下裴骃《集解》注引)     

郝敬的诗序论

郝敬(1558-1639),字仲舆,号楚望,明代湖北京山人,世称“郝京山先生”。他的传记附于《明史》李维祯传之后,其它在《明儒学案》卷五五、《存吾文稿》卷三、《启祯野乘》七、《明诗稿》一六四、《明诗综》卷五五等也都有他的传略。此外,自传性的内容文章有《小山草》九“生状死制”。郝敬的著作与经学有关的收集在《九部经解》中,论文、随笔等收录在《山草堂集》。     

月相新札:哉死霸

“哉死霸”见于北京大学考古系师生调查周公庙遗址时发现的二号西周甲骨(孙庆伟《“周公庙遗址新出甲骨座谈会”纪要》,《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20期,2004年3月)。它可以与晋侯苏钟的方死霸及文献中的旁死霸相印证(方、旁训始,见拙文《晋侯苏钟与月相四分法》,《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3期),准此,月相词语当有五个,即哉生霸、既生霸、既望、哉死霸、既死霸。或认为当时还存在“既旁生霸”。按,“既旁生霸”见于《汉书·律历志·世经》所引《武成》。笔者以为,《武成》原本当作“旁生霸”,“既”是衍字。《世经》“四月己丑朔,死…     

“以情悟道”开启走向人物心锁的金钥匙——浅谈李云导演《阳光女工》

我国明代戏剧家汤显祖,在创作《牡丹亭》时讲过这样一段话：“情不知所起,往而深,生可以死,死可复生。生不可逾死,死不可复生者,皆因情所不止也。”为此,他在他的《牡丹亭》中,让杜丽娘或生或死,或死复生。全由“情”所左右。真乃大家手笔。其实,这一“情”字,直达中国戏曲之命门,亦是中国文化之密码。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时,同样提出了“以情悟道”之说,实乃异曲同工之妙哉!     

古人眼中的贵州山水

韩愈《柳子厚墓志铭》中,曾谈到刘禹锡贬播州(今贵州遵义),“非人所居”。刘禹锡因亲老,柳宗元准备以柳州同他换播州。唐时的贵州看起来真是“非人所居”的地方。读刘禹锡《送义舟师却还     

杜钟骏谈光绪之死

关于光绪之死,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谜,人们大都认为系慈禧毒杀所致,本刊1983年第1期发表的《光绪“驾崩”之谜》曾作过专门介绍,现本“多说并存”之旨,转载香港《大公报》新近发表的《杜钟骏谈光绪之死》一文。     

陈洵《海绡说词》的版本问题

陈洵《海绡说词》是重要的词学文献,罗忼烈先生校注《清真词》,曾引用两种版本：“丛编本”与“钞本”,谓前者为《词话丛编》所收录之“汇钞本”,后者则为自友人处所见钞本。今本《词话丛编》所录《海绡说词》,并非罗先生所谓“丛编本”,而是据近似“钞本”的某版本校补而形成的另一版本,与原“汇钞本”及罗先生所见“钞本”皆有差异。而罗先生所谓“丛编本”,实为中华书局1986年版《词话丛编》之前旧版本所收录之《海绡说词》,应谓之“旧丛编本”。“旧丛编本”与“钞本”互有优劣,而“86丛编”本完全以新本替换“丛编本”的《清真词》部分,实非明智之举,即造成了“旧丛编本”的湮没,亦导致最新的《海绡说词》整理延续其误。     

日人青宝楼小川浩和《新订北宋符合泉志》

(一)十类级分最相当,三编选对是孔章,小川相继拓墨本,精印旋传自海邦。今逢小川浩先生九十岁寿,我曾拜托篆刻家老雪以寿山石料刻印二方:一作鸟虫书“青玉(宝)楼”;一作大篆“小川浩”,石印的边款我写了如上一首诗,遥寄扶桑。先生曾以大著《日本古货币变迁史》和《新订北宋符合泉志》见赠,可谓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日本古货币变迁史》,是日本钱币界同行为他九十祝寿特别精印的,仅印了三百     

洪秀全死因及遗诏考辨

洪秀全之死,由于原始材料记载不一,加上曾国藩篡改史料,以假乱真,一百多年来太平天国史的研究者,由于对所据史料的分析判断不同,得出结论也不一样。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大多著作从曾国藩奏稿以及被曾国藩改过的《李秀成自述》所记,认为洪秀全是“服毒自杀”。六十年代初,藏在曾国藩家中达一百多年的《湘乡曾八本堂·李秀成亲供手迹》正式影印发行,其中关于洪秀全之死的原始记载,有力地证明了     

左权的烈死与子虚乌有的“托派“嫌疑

●八路军名将左权将军是中共牺牲在抗日战场上最高级别的将领。左权牺牲前曾被视为“托派”,虽然他仍受到重用,在红军及八路军时期屡建战功,但长期背负这一沉重的包袱不能洗刷清白,使他极为苦闷。在《左权的烈死与子虚乌有的“托派”嫌疑》一文中,对左权的牺牲提出了疑问,并对其“托派”嫌疑的由来及相关问题作了回顾。     

孫右铭致鲁迅

敬爱的精神的导师,同志——鲁迅先生: 我希望得到你的帮助,能将这篇祭文发表在九月十六日的《作家》上,并望在发表时周围圈上粗线条。因为《作家》读的人多,想来内地也有着许多读者,我这祭文是想不仅给上海住着的某些人看见,而且要想给贵州的一些人看见的。我想用我的愤怒来回答官僚们的无视,来暖暖内地许多弟兄们的盼望。——因为我们断了音讯好久了。旭如,他真姓是“李”,工作时的名字叫“林青”,也有时写作“林箐”。在贵州,弟兄们有些却叫他做“茅哥”,他用过笔名“茅戈”,又曾改姓。被敌人枪杀时的“罪状”上,就认定他的真姓名是“熊茅戈”的。而他被捕的口供,自己说是“刘应生”。旭如实际是贵州毕节人,死的时候,年纪很青,才二十五岁(今年二十六岁),但直到他     

烈士方志敏和他的妻子

方志敏（1899─1935）是中国革命斗争史上,英年早逝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他将自己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劳苦大众,他在狱中留下的《可爱的中国》、《清贫》、《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等十几篇遗作,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绝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后来人,成为中华民族不朽的精神财富。他在土地革命时期所做的重要贡献,曾得到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评价,他领导创造的革命根据地,誉为“方志敏式根据地”、“苏维埃模范省”。正值方志敏诞辰百年之际,本文要介绍的,只是读者较少知道的,他与妻子缪敏的革命家庭生活。方志敏一生短暂,…     

冼星海与澳门和母亲及《顶硬上》

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之际,不能不令我联想起一些中国近代名人与澳门的历史情结。如民族英雄林则徐,他曾于１８３８—１８３９年,两次为禁烟大事巡察澳门的历史盛况和文化遗迹;又如伟大革命家孙中山,他曾于辛亥革命前的１８９３年在澳门与土生葡人费尔南德斯一起创办《镜海丛报》,并以“编辑”、“主笔”、“孙逸仙医生”等匿名,发表时论、抨击时局、答问读者,直至成立同盟会澳门支部、酝酿组织反清讨袁、发起辛亥革命的历史情景;当然,更不能不令我联想起著名音乐家冼星海,他的童年曾与澳门和母亲与他共编词曲的澳门民谣《顶硬上》…     

论屈原作品中南北文化的第二次合流

在我国先秦时代,中国内陆南北文化曾出现过两次大的合流,其显著的标志就是《诗经》的流传和《楚辞》的诞生.说到《诗经》,我们不会忘记孔子所作的贡献.这里有必要巡视一下孔子的中国文化观.孔子一生以恢复周礼为能事,提倡以“仁”为中心,由周天子来一统天下的政治主张.他不仅有过“乘桴浮于海”的畅想,也有过“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胸怀.一部《论语》不仅标明了孔子的政治观,同时也包含着儒家文化创始人在“夷夏”文化问题上的开明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