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儒枭”集团的崛起与地方权力角逐——以浙江乐清的瞿振汉起义为例

19世纪初以来,银贵钱贱的现象对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影响,各阶层收入减少,政府亏空严重。至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为克服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清廷大规模出卖科举功名。浙江省温州府乐清县由此出现了一个数量庞大的异途出身的生员群体。这个被指斥为“儒枭”的群体挑战了正途出身的地域政治集团,对正途士绅掌控的地方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构成了现实的威胁。瞿振汉起义实为两个地域政治集团之间的仇恨不断加深的结果。     

人脉与资金的聚合——从汪康年、黄遵宪合作看《时务报》的创立北大核心CSSCI

从晚清社会格局中的地位和身份看,在某种意义上,《时务报》的创办可以视作正途与异途士人的一次成功合作。清末非正途出身的士人往往富于资财而声名不彰,正途士人则人脉深厚却时时短于资金,双方的代表黄遵宪与汪康年合作办报,各自利用自己的人际资源筹措资金、铺建发行网络,《时务报》乃顺利诞生,并且一开始即拥有相对于当时其他报刊极高的发行量。一段时间后,发行渠道通畅、印数很大的《时务报》不再为资金犯愁,保障报馆不被政治风波倾覆,以及继续扩大发行量成为首要任务。由此汪康年等的人脉关系便越来越发挥主导性作用,而单纯在资金上出力的黄遵宪对报馆事务的发言权也就日趋消减。     

人脉与资金的聚合——从汪康年、黄遵宪合作看《时务报》的创立

从晚清社会格局中的地位和身份看，在某种意义上，《时务报》的创办可以视作正途与异途士人的一次成功合作。清末非正途出身的士人往往富于资财而声名不彰，正途士人则人脉深厚却时时短于资金，双方的代表黄遵宪与汪康年合作办报，各自利用自己的人际资源筹措资金、铺建发行网络，《时务报》乃顺利诞生，并且一开始即拥有相对于当时其他报刊极高的发行量。一段时间后，发行渠道通畅、印数很大的《时务报》不再为资金犯愁，保障报馆不被政治风波倾覆，以及继续扩大发行量成为首要任务。由此汪康年等的人脉关系便越来越发挥主导性作用，而单纯在资金上出力的黄遵宪对报馆事务的发言权也就日趋消减。     

清末景德镇窑案史料一组释读

光绪二十二年(1896)五月,景德镇爆发窑案。案定复闹,闹后复定,持续近4个月。景德镇窑案的敉平主要是依靠政府的镇压和调解。地方耆宿、士绅们不敢主动参与窑案调解,既有受到西方社会价值观念影响的因素,更为重要的是,清代中期以后活跃在景德镇瓷业市场中的士绅多是异途绅商或劣绅,而瓷业内部的劳资纠纷早已到了不可调节的地步。面对瓷业内部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团结起来的窑工以及咸同以后清政府强权形象不复存在的事实,正途出身的地方耆宿、士绅们更多地选择是隐忍和保身免祸。     

“天下有事功名多途”和晚清科举入仕的逼仄

隋唐之后的一千三百年里,"以试为选"的科举制度成为选官取士的主要路径。至19世纪中期,时逢内忧外患,交迫所及,遂因四海穷困而广开捐例,因战争蔓延而保举军功,于科举入仕之外别开一种路径,即所谓"天下有事,功名多途"。之后天下有事了无止境,功名多途也了无止境。捐纳、保举虽属异途,却以其数十年之间成千上万造官汇成的庞大数量累积,节节伸展地形成对于科举制度的冲击和挤压,影响和扼制,并最终改变了科举制度的本义和科举取士的旧轨。而后是科举制度犹未停置,科举取士已前途失路。     

论清代知县出身与康雍乾时期的用人政策

县级是清代国家机关的基层,其主官知县则是“亲民之官”,他既是国家赋税的主要聚敛者,又是司法的初级审判者,他们在本地区劝农赈贫,兴养立教,维持治安和稳定,按清代规定,知县是正印官,在正印宫负责制的当时,知县对地方政治的影响很大,实关系到吏治民生。故对其选用比较严格。然而,知县的选用又是流品最杂,无论是“正途”还是“异途”出身,均有可能破任用为知县。乾隆七年(1742年)廷试进士有条制策云:“康熙年间有清官,雍正年间无清官,非无清官也,夫人而为清官也”。谓人而为清官,是绝不可能的,但反映出君主对吏治的重视,并且结合严刑峻法以整肃之。在流品分明,等级有序的当     

清代的拔贡

清代文人入仕有正途、异途之分。所谓正途主要包括科目和举贡。历来研究科目者众,而对举贡制度则涉入者寡。事实上举员中之拔贡在清代政治地位较高,几与乡试相伯仲,是科目的重要补充,在清代选举制度中占有不可忽视的一席之地。因此,很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以期有助于对清代科举制度的全面了解与认识。一举贡制度起源于元代而形成于明,有岁贡、恩贡、纳贡、副贡、选贡诸名目。所谓岁贡,即每年由府、州、县学选送谋生升入国子监肄业,因挨次升贡,又称挨贡。出贡者称为岁贡生,在外省以通判用,在本省以训导用。所谓恩贡,即逢皇帝…     

出身与出路:晚清上海广方言馆学生述论

上海广方言馆在1863年至1905年所存续的四十二年中,从汉族文童内招考了五百多名学生。广方言馆学生的知识构成以西文西语见长,而算学、天文、制造等科程度尚浅。在"中体西用"的培养宗旨下,中学实属必要,但所习内容与科举考试密不可分,或奖励学生以功名,或学生通过科举获得出身,自始至终存在对科举制度的依附。学生修业期满后,一般有选送京师同文馆、留江南制造局任教习、出洋留学和就职于上海及其周边地区几种出路,而更多的学生寻求出路受阻。上海广方言馆学生面临着中学与西学的双重压力,既无法摆脱对科举出身的依赖,又不得不寻求新的出路,在出身与出路的困境中艰难成长。     

明清之际日本长崎福建籍唐通事家系概略（二）

二、出身于闽籍华人家族的唐通事 童家洲等国内学者围绕唐通事问题展开了比较详细的研究（尽管存在不足与缺陷,有的甚至有严重的错误）。本文在概括介绍唐通事的一般情况的基础上,重点考察福建籍唐通事家族情况。     

广东大埔县桃源钟氏宗族的建构——以《钟氏族谱》为中心的探讨

本文利用广东大埔县桃源《钟氏族谱》中的有关记载,描述明末这个钟姓宗族建构过程。钟姓家族后裔钟铭彝获得功名,成为宗族文化建构者。他们以自己家族这一支世系定为大宗,建构了谱系,并成为整个社区钟姓谱系的基础。     

捐纳、乡贤与宗族的兴起及建设——以清代山西洪洞苏堡刘氏为例

清中叶兴起的山西洪洞县苏堡镇刘氏宗族,经商起家,并凭借捐纳异途进入官场,这与明清时期洪洞县宗族经商起家后,多依靠科举走上仕宦之路有所区别。可见,捐纳是清代地方家族兴起的重要手段,并依靠官商结合保持家道。苏堡刘氏持续性地修谱,强调详慎继嗣、分别自出与他姓为嗣,并强调立宗子,重视祠祭祖先,不断扩充家庙与祭产,完善家训族规、宗祠管理制度。苏堡刘氏凭借捐施义举有四人进入乡贤祠,极大地提高了其家族在地方社会的声望。同时,《洪洞县志》的人物志中多收录苏堡刘氏子孙,与该族拥有较大财富直接相关。苏堡刘氏主要通过纳捐取得例贡、廪贡成为监生进入官场,凭借捐施升官并获得好评。苏堡刘氏对于清朝统治高度认同,致力于报效国恩,为政较为廉洁,同时该族科举不第者多转向文化事业。     

南朝萧氏皇族的闽地仕宦与著述

寒门出身的萧氏家族跃升皇族后,萧氏子弟纷纷进王封侯,出任地方州郡,并逐渐习练文学和经籍才能,以便能颉颃其他文化家族。萧氏子弟先后出任福建州郡,为地方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他们在闽地任上不仅多有政绩,也留下了许多文学著述。     

1910年代安徽教师教育背景的历史考察

1910年代,安徽省教师教育背景可简略分为国外留学、新式教育和传统功名三类.不同教育背景的差异,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教师群体的就职流向和生活空间.留学生、优级师范毕业生掌控了教育资源.新式教育培养的各式人才开始疏离乡村社会.传统功名者,有的凭藉原有社会资源而在新体制下仍可谋得职位;有的不断追求自身蜕变,或入新式学堂,或负笈留学以更新知识获得社会承认.广布乡间的私塾,虽历经整顿、取缔,仍顽强生存.安徽教师教育背景反映了处于新旧学制更易时期多变的社会风习与心态.     

略述入金辽代汉官后人的再发展

辽末金初,许多归降金朝的原辽代汉官,通过入仕和联姻等途径和方式延续着本家族的发展,联姻家族的共同利益使其政治倾向容易达成一致,因此便会产生趋同心理。作者从辽代几家汉官家族后人降金情况入手阐述这一问题,进而认为北宋的灭亡也与这部分汉人有一定的关系。     

王伦:以身殉国的南宋外交官

正由于宋朝重文抑武,导致军备薄弱,常吃败仗。俗话说:"弱国无外交。"宋朝无论是在和平年代还是战争时期,在外交上可圈可点的成效不多,可歌可泣事迹也少,而真正称得上卓越的外交家更是寥寥无几。其中,屈指可数者只有曾瓦解辽、夏联盟的富弼,使辽过程中"舌战群儒"的沈括,使金被拘15年不变节而被宋高宗称为"虽苏武不能过"的洪皓等二三人而已。但除了这三位科举正途出身的博学鸿儒之外,还有一位非科举出身的官僚落     

中晚唐五代科举与清望官的关系

本文以唐德宗至后周恭帝期间 (分四个时期 )的宰相为例 ,考察其社会出身、籍贯、科第情况 ,进而分析其变化。从四个时期宰相的入仕途径来看 ,总的趋势是科举出身者逐渐占主导地位 ,以门荫升迁宰相的机率逐步衰落 ,非科第出身者升迁宰相的机率也大为减少。中晚唐士族兼进士出身者在诸色入仕和升迁中一直处于优势地位 ,直到五代才略有下降 ,小姓兼进士出身入仕、升迁的机会亦大于寒素兼进士出身 ,表明科举出身在诸色入仕与升迁过程中 ,对士族和小姓更为有利。五代宰相中士族所占的比例明显低于科举出身者 ,说明在社会动荡中士族的门第已不及科第更能持久地维系其社会地位的不衰、家族的不败。     

政商之间——近代上海沙船商王永盛家族衍变史

王永盛为上海著名沙船商号,是咸丰年间沪上八大船商之一。另一方面,王氏堪称科甲望族,在上海船商中官绅化成就最高。在官绅化的过程中,家族财力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捐纳成为有一定科举功名的王氏成员入仕和仕途爬升的常见方式;反过来,家族也凭借成员获得的政治资源保障甚而获取商业利益。"以商济政"、"以政哺商",政商之间的良性互动为他们的经济利益上了保险。     

宋朝的“老榜官”

正宋朝是科举制度的重要发展时期。虽然录取的名额比前代大大增加,但毕竟僧多粥少,屡试落第、五六十岁还在为功名奔波的仍大有人在。考虑到这些读书人"易农而学,应书躬策至于历年且老而无所成"。皇帝特许在正榜之外,另发一榜恩赐其功名"与微官使之沾禄而后归",因老人居多,此榜即被戏称为"老榜"。而榜上有名、以特恩获得功名的老年士子们就是     

科举停废与近代乡村士子——以刘大鹏、朱峙三日记为视角的比较考察

清季捐纳保举滥行,造成正途入仕周期延长,使科举考试对乡村士子的吸引力大为降低。科举停废虽导致传统意义的“士”阶层消失,但多数旧学出身者通过各种渠道重新分化组合,直至清末民初仍然占据社会权势的重要位置。清廷虽为士子多方宽筹出路,可是无法遏止中年士人文化心理的失衡及青年学生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刘大鹏和朱峙三两位乡村士子的日记,为考察科举停废对士子命运与乡村社会的实际影响提供了生动的史料。     

河东翟氏出将入相的传奇

开篇是一个从奴隶到将军的故事，霍去病少年从戎，建立了丰功伟业，其弟霍光也因之显贵，这个草根出身的功勋家族，承受了商周以来世袭贵族才有的荣耀，把持着西汉国家的大权。然而大喜过后却是大悲，霍氏家族数千口亡难，鼎盛之家瞬间灰飞烟灭，侵犯皇权是这个家族的死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