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里通外国”冤情始末

1959年7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部长的彭德怀元帅．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庐山会议）期间,不顾个人安危,为民请命,勇于直言,写信给毛泽东主席,在肯定“大跃进”成绩的前提下,提出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浮夸风”和“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问题。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提出批评。在随后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彭德怀受到错误的批判,被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首领;8月16日,全会作出《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     

李富春与“八字方针”

60年代初,"大跃进"中的中国社会经济已是危机四伏。在这艰难时刻,中国该如何走出困顿沼泽?闻名于世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适时而出。在那充满尖锐矛盾和意见分歧的年代,"八字方针"是怎样提出和贯彻的?当年决策者又是以怎样的勇气逆流而上?欲知详情,请惠阅《李富春与"八字方针"》一文。     

唯有苍生为己任，两袖清风为人民——缅怀敬重的老领导吴学谦

吴学谦是我国外交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优秀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曾任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政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他一生低调,淡泊名利,正如他的名字一样,“谦谦君子、虚怀若谷”。在他身上,处处体现了老一辈领导人谦逊低调、朴实无华的本色。不管是生前还是身后,关于他的文章很少见诸报刊,人们对这位老领导工作和生活的情况也知之甚少。本期,我刊特别约请曾任吴学谦秘书的黄桂芳大使追忆他眼中的老领导,以让我们在深切缅怀吴老的同时能从他的事迹中受到教育和启迪。     

政体的继承性探究——以“戴高乐政体”的形成为例

文章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出发,通过对法国近现代政治历史的深入分析,认为＂半总统制＂政体的产生绝非是历史的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渊源和特殊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是法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文章进一步强调,国家政体的设立与运行具有历史继承性,不仅要符合当时的社会条件与政治经济环境,还要借鉴该国的政治历史与思想历史,以及社会大众的政治意识需求。     

昔日大寨的一次思想大震动

山西昔阳、大寨在1978年夏天出现过一场思想大震动。这年夏天,中共昔阳县委第一副书记李喜慎（书记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兼）,和大寨党支部书记郭凤莲参加中国农业考察团去美国考察了一个月。他们在那里看到了现代文明。食、住、行,样样现代化,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这一下麻烦了,他们回来向县里干部做了报告,照实讲下去,马上在干部思想上引起了震动。这个过去以批判资本主义而闻名世界的地方,思想乱了,过去一系列的观念动摇了。     

李富春与八字方针的酝酿形成

<正>20世纪60年代初,中共中央为克服"大跃进"给国民经济带来的严重困难,实施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经济工作"八字方针"。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的李富春作为国家经济政策的决策     

从“大跃进”到庐山会议——李先念的心路历程

尽快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早日把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梦寐以求的强烈愿望。1957年末,毛泽东开始发动“大跃进”运动,很快得到广泛的响应。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财贸工作的李先念也头脑发热,在财贸战线提出一系列紧跟措施,造成严重损失。但他始终存有疑虑,发现问题早,在毛泽东提出纠“左”后,     

从中央苏区的“同志审判会”看“群众反腐”路线

<正>上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的反腐败斗争中,创造性地设计了"群众法庭(同志审判会)"的群众路线工作方式。这种工作方式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观点和实行群众路线的工作传统在司法工作方面的反映,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利益的阶级本质。这种工作方式是一种先进的、极具实效和创新意识的制度文明,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一、中央苏区的"群众法庭"——"同志审判会"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开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     

胡厥文与顾振乐的“布衣交”

今年是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胡厥文(1895-1989)逝世20周年。关于他的许多事迹,如筚路蓝缕创办新民机器厂,倡导实业救国,创建中国民主建国会,以及坚持抗日、反对国民党统治等,早已广为人知。     

任弼时：爱护干部的“党内妈妈”

2014年4月,是任弼时（1904—1950,湖南湘阴县人,曾任中共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诞辰110周年。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任弼时不断关心和爱护同志,在我党历史上丰功卓著。在世时,他有三个绰号：“骆驼”“被子”和“党内的妈妈”。     

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如何迫害林枫的

“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对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林枫进行了残酷迫害。粉碎“四人帮”后,我在中央党校做落实政策和清查工作时。曾查阅、收集和整理了有关“康生问题”的资料,写出多份材料,上报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转呈中央。本文就是依据当时的相关资料写成的。     

彭湃牺牲后悲愤的周恩来发出“绝杀令”——严惩叛徒白鑫纪实

英雄就义,周恩来亲令“锄奸” 1929年8月23日,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的白鑫秘密通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等同志,次日下午在他家开军委会议,研究重要军事问题,并且说,党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也参加。24日下午,会议按时进行。周恩来因为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就临时请假。     

从“公推”到“票举”：近代天津商会职员推选制度的曲折演进

近代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投票选举制度虽然率先在清末的民间工商社团商会中实行,但各地商会的具体实施过程却并非同步进行。上海、苏州等商会正式成立后即开始制订并实行这一制度,天津商会则在清末坚持采用"公推"的方式推举总理、协理和会董,没有真正实施"票举"。到民国初期,天津商会依然认为"公推"优于"票举",直至明定商会必须实行投票选举制度的《商会法》公布之后,天津商会还希望政府"准予特殊办法,仍行公推"。但实施"票举"在当时已是大势所趋,1918年天津商会也在章程中拟订了投票选举制度,并由此进入"票举"会长和会董的新时期。自清末至民国时期天津商会从"公推"到"票举"的曲折演进历程,说明在选举制度的建设中,天津商会的领导人在思想认识和实践操作两个方面都偏向于保守,不仅自身缺乏创造性的举措,而且很少主动借鉴和学习其他商会已有的投票选举制度,这种现象也表明了清末民初各地商会对现代投票选举制度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     

李金华：我与“审计风暴”（四）——“就是要敢于揭露我们的缺点”

1999年6月26日,我受国务院委托,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做1998年审计情况的工作报告,人大常委们对这一报告报以长时间的热烈鼓掌。之后有人问我：对此是否早有预料？坦白地说,我虽然没预料到常委们会报以掌声,但是在作报告之前,我已想到,这个报告肯定会引起很大的反响。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谁听了那个报告都会反响强烈。在那样的场合,揭露那么多问题,而且语言非常犀利,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也许是没有过的。     

从“围剿”到反“围剿”——一名苏区红军的传奇经历

刘琦同志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和长征时主要从事情报侦察等工作。1943年春从新疆回到延安。解放战争期间,任职于东北、华南,此后任职于交通部门。“文革”期间受到冲击和不公正待遇。全国政协五届三次会议被增补为委员,是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任第六、七届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五至七届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军事组组长。     

从“讼师”到“律师”——从翻译看近代中国社会对律师的认知

源自西方的律师制度在近代中国确立之前,英文中的lawyer等概念已经通过各种途径在中国译介并传播,且出现讼师、状师、法家、律师、辩护士等不同译法。最终,律师这一译词以立法的形式固定下来。译词的选择与使用,反映国人对律师制度及律师职业认知历程的嬗变。早期译介者以讼师这一传统概念对译lawyer一词时,并没有给予其明显的价值判断,但由于传统社会中讼师的不良形象,以及在中国官方话语的构造之下,讼师这一词汇本身承载的根深蒂固的负面意涵便被无限放大。这种负面意涵直到民国时期律师制度确立、律师阶层产生之后依旧存在,影响了律师阶层在近代中国地位、身份的确立。     

对本土环境下“娱乐至死”的探讨分析——我们会“娱乐至死”吗

近几年,学界对于《娱乐至死》的解读可谓硕果累累,不乏精品。但细读起来,笔者认为对于中国社会文化全面‘娱乐化’的批评这一主流观点有待商榷。就我国是否“娱乐至死”这一命题,本文从国情、受众、传者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以引起进一步思考,在本土语境下,我们是否真的“娱乐至死”了?     

从“天”的异名看古人对天的认识

从“天”的大量异名入手,分析了古人对天的直观感受、理性认识和哲学思考.异名所含语素“虚”、“空”、“高”、“寥”、“苍”、“青”、“碧”、“玄”等,表明古人对天的直观感受是虚空、高远、颜色或蓝或黑;语素“圆”、“穹”、“盖”、“九”、“璇”、“均”等,反映了古人对天的形体与状态的分析与推断;语素“清”、“上”、“皇”、...     

从“无印良品”看设计师对大众消费的引导作用

在倡导"可持续发展"与"绿色时代"的今天,设计的伦理性要求成为现代设计新的关注点,人性化设计与绿色设计思想成为21世纪设计的主题。从日本百货品牌——"无印良品"的设计理念我们可以看出,设计产品的影响更体现在它所蕴涵的设计思想对人们观念的冲击上。因此,设计师在设计时所扮演的引导角色是毋庸质疑的,应该适度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唤起大众对绿色消费习惯和绿色生活理念的关注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