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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正> 封龙山位于河北省元氏县城北部,太行山东麓,呈东西走向。由于元氏县历史悠久,自从西汉初始置常山郡治元氏,一直到西晋常山郡治所移治真定(今石家庄市北郊东古城一带),历经西汉、东汉、三国,先后四百多年间,元氏一直是石家庄一带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古常山郡的治所(今元氏县古城村)就在封龙山脚下,所以,封龙山上遗留下很多文物古迹。有名的汉《封龙山颂碑》、《祀三公山碑》、《白石神君碑》都在封龙山上。汉代李躬、元代数学家、文学家李冶授业之所——封龙书院如今遗址尚存。封龙山石窟虽不及敦煌、云冈、龙门和邯郸响堂山石窟那样规模宏大,多年来也鲜为人知,但它在我国石窟艺术锦带上,也闪烁着灿烂的民族艺术光辉。古人遊封龙山石窟曾刻记下这样的诗句:  相似文献   

2.
正史晨碑史晨碑,隶书,刻立于东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年)。原碑立于山东曲阜孔庙,1996年移至曲阜孔府西仓之汉魏碑刻陈列馆。史晨碑为两面刻,俗称前后碑。碑的阳面刻前碑,即《奏铭》,全称《鲁相史晨碑祀孔子奏铭》,是鲁相上奏朝廷的奏文,后附四言铭文十二韵,是一种典型的公文体裁。后碑刻于碑的阴面,全称为《鲁相史晨飨孔子庙碑》,  相似文献   

3.
《通照大师之碑》刻立于元至正六年(1346),碑文记述了北宋佛教慈恩宗大家通照大师自宋元丰三年(1080)于当时的真定龙兴寺受具足戒,至金天会五年(1127)圆寂,凡47年间在佛教慈恩宗学说方面辗转学法、潜心钻研、秉笔著述的功绩。该碑现立于河北正定隆兴寺内,是研究佛教慈恩宗发展及隆兴寺历史的重要史料。  相似文献   

4.
苻秦碑在宇内存者仅有两通,一是《魏故邓太尉祠碑》,系苻秦建元三年(公元367年)刻,一是《广武将军碑》,为荷秦建元四年(公元368年)刻,两碑皆在陕西境内。这两碑不仅在书法艺术上各具有特色,在史料上也具有价值,以《邓太尉祠碑》史料价值更高,可补史籍缺误之处甚多。以前历史研究者虽曾涉及,如清人洪亮吉的《十六国疆域志》及近人唐长孺《魏晋杂胡考》都曾依据过此碑,但缺欠之处尚多,现在仅就碑文作一些考释。碑为隶书,正文共八行半,行十九字,  相似文献   

5.
《大明诏旨》碑现存曲阳北岳庙洪武碑楼内,按碑文所示,该碑立于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但从其碑首的形制和纹饰看,应为唐碑改刻而成,作者分析认为其可能原为唐太宗祀北岳庙的祭文碑。  相似文献   

6.
《封龙山颂》及《白石神君碑》北岳考论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河北元氏的《封龙山颂》和《白石神君碑》透露出当时社会神秘主义信仰在山川神崇拜方面的重要信息,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当时人有关五岳的意识。碑文所见封龙山“北岳之英援”说及白石神君“气通北岳”说,都体现出元氏地方封龙山、白石神君祀所和秦汉北岳之祀之间的特殊关系。从现有资料看,秦汉时期的北岳很可能是指今河北中部的恒山,而山西浑源的北岳祠祀兴起稍晚。《封龙山颂》所谓“遭亡新之际,去其典祀”,似乎暗示大致在王莽时代,传统北岳祠祀内容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相似文献   

7.
《西嶽华山庙碑》华阴本,是久为世重的书林剧迹之一,现为故宫博物院所藏碑帖中的重要藏品。此碑东汉桓帝延熹八年(165年)立于陕西华阴县西嶽庙内。碑高175厘米,阔85厘  相似文献   

8.
<正>《西狭颂》全称《汉武都太守李翕西狭颂》,简称《西狭颂》,又称《李翕碑》《惠安西表》等。《西狭颂》刻于东汉灵帝建宁四年(171),位于今甘肃成县城西13公里的天井山栈道的摩崖上。整个摩崖刻石由篆额、刻画、题记、颂文、题名组成。近年有学者撰文称"惠安西表"四字并非篆额,而另有他意,故不能将该碑简称为"惠安西表"。可备一说,并未取得学者  相似文献   

9.
汉代衡官考     
正汉代有衡官,见于《汉书·百官公卿表》和东汉灵帝时(168~189)的《西狭颂》、《郙阁颂》。关于衡官的职掌,《汉书·百官公卿表》并无详细记载。陈直先生在《汉书新证》里联系东汉的《耿勋碑》、《西狭颂》的记载指出~([1]):衡官亦兼管一部分铸钱事。汉武都太守耿勋碑云:"又开故道铜山,铸作钱器,兴利无极。"故李翕西狭颂,武都郡有衡官掾及衡官有秩。可以证明衡官在武都是专主铸钱事宜,仍沿用水衡都尉之衡官名称。此说颇为人所信。如裘锡圭先生在《啬夫初探》一文里认为"(陈)说似可从"~([2]),朱活先生在《居延简耿勋碑与东汉币制》一文里也说:"陈氏所释甚得其谛。唯误碑文‘铜官’为‘铜山’,此微疵耳。"~([3])其实,陈直先生的说法恐怕是有问题的。从上引那段话不难看出,他认为《西狭颂》里武都郡的"衡官",是《耿勋碑》里主管"开故道铜山,铸作钱器"的机构,故而提出  相似文献   

10.
正石门颂全称"汉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又名"司隶杨君碑""司隶杨厥开石门颂""杨孟文碑"等。碑为隶书,摩崖刻石有额,额题"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碑文内容为歌颂故司隶校尉杨孟文开凿石门通道便利交通的事迹,作者王升。该刻石计二十二行,行二十五至三十七字不等,刻于东汉建和二年(148年)。宋人洪适《隶释》、赵明诚《金石录》,清人翁方纲《两汉金石记》、王昶《金石萃编》、毕沅《关  相似文献   

11.
一芥 《东南文化》2006,(1):75-75
《校官之碑》刻于东汉光和四年(181年),碑高148、宽76厘米,圭首,有穿。碑原立于高淳固城学宫,1958年入藏南京博物院。碑主潘乾,字元卓,陈国长平(河南西华县)人,为楚国太傅潘崇的后裔。碑文首载潘乾任溧阳长后,整顿社会秩序,扶弱抑强,奖励农耕,使百姓生活安宁,百业兴旺,远地人纷  相似文献   

12.
窦默是元初名臣,其神道碑位于邯郸市肥乡县城西村,刻立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作者在实地考察原碑的基础上,对照《全元文》收录的碑文及上世纪90年代发表的资料,指出了两录文中的错讹和脱漏之处,并重新进行了辨识、断句和录文。  相似文献   

13.
正定隆兴寺大悲阁月台前东西两侧碑亭内现分别立有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御制隆兴寺碑》和乾隆四十五年(1780)《重修正定隆兴大佛寺记》御碑,然而在乾隆十三年(1748)的《敕建隆兴寺志》中,二碑亭内竖立的分别是康熙五十二年(1713)《御制隆兴寺碑》汉、满文碑,二碑碑阳、碑阴的现状与记载明显不符。综合分析文献资料,此状成因系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至四十六年(1781)隆兴寺奉敕大修时,钦工周元理为将乾隆御碑立于寺院显要位置,将原康熙五十二年(1713)满文碑碑阳文字打磨掉,改刻乾隆四十五年(1780)御书《重修正定隆兴大佛寺记》于其上,碑阴亦随之进行了改动。  相似文献   

14.
淮源庙碑,立于汉延熹六年(公元163年)。该庙原址在县西14公里固庙,到北宋景德四年(1007年)才迁至桐柏县城东北隅。《水经注》曰:“……山南有淮源庙,庙前有碑,是南阳郭苞立……”。碑高168、宽90、厚18厘米。凡16行,满行33字,全文计453字。字体隶书,规整清秀。碑右刻“前翰林待制吴炳重书男嗣昌填摹,”碑左刻有元至正四年吴炳的跋文。此碑因长期抛弃于外,经风雨剥蚀,许多字无法辨识,后人曾根据原碑文之意  相似文献   

15.
《西岳华山庙碑》于东汉桓帝延熹八年(165年)立于陕西华阴县西岳庙内,是著名汉碑之一。其艺术价值历来为人推崇。如清代朱彝尊在《西岳华山庙碑》长垣本中题称:汉隶凡三种,一种方正,一种流丽,一种奇石。"惟延熹华岳碑正变乘合,靡所不有,兼三者之长,当为汉碑第一","披览再三,不禁惊心动魄"。华山碑在明嘉靖年间因地震而毁,幸有4种宋代拓本流传于世。  相似文献   

16.
《张迁碑》立于汉灵帝中平丙寅(186年)。最早记载见于明都穆《金薤琳琅》。碑不知何时埋没土中,至明初山东东平农民犁地时,始在地下掘出,遂为官府移置州学,1964年移藏泰安岱南炳灵门。碎石精美完整,高3.15、宽1.02米。碑文为隶书阴刻,碑阳十五行,每行四十二字;碑阴三列,署立碑官吏姓名及出资钱数。碑额题"汉故毂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十二字篆书。碑文内容是一篇辞藻华丽的"谀墓"文章,宣扬张氏祖先及张迁为毂城长时的所谓政绩。碑字书体朴厚雄强,为东汉碑刻隶书的代表作品之一。  相似文献   

17.
蔡副全 《文博》2009,(4):40-47
东汉摩崖《西狭颂》与《都阁颂》、《石门颂》并称“汉三颂”。清末张祖翼提出近拓《西狭颂》笔画肥肿,神气索然,乃吴大敬剜洗所致,是说证据不足。然《西狭颂》摩崖“正文”、“文前题记”及文后第一行“题名”的确有刻洗迹象。《五瑞图》下题名第四行“记”字也系后人重刻,其重刊时间约在嘉庆十七年(1812)至道光二年(1822)间,《西狭颂》剜洗亦或同时。另外,《西狭颂》正文末“时府”二字,字形、刀法、位置均与整篇不和谐,当为摩崖刻竣后补刊。  相似文献   

18.
袁安碑,当立于东汉和帝以后,始出土地不详。明万历二十六年三月被人移置于偃师县西南约三十里辛村东牛王庙中置作供案,1930年夏,发现有刻文。1961年8月重新发现于偃师县扒头乡院内。此碑上下皆残,现存碑高1.39、宽0.73、厚0.21米。篆书10行,行存15字,下截残损,行各阙一字。  相似文献   

19.
《大唐清河郡王纪功载政之颂》碑,俗称李宝臣碑,又名风动碑,位于正定城内燕赵大街西侧,今常山影剧院北侧。此碑刻立于唐永泰二年(766年),王佑撰文,王士则书并篆额,书法遒劲潇洒,为历代学者书家所称道。2001年6月25日由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碑为青石质,坐  相似文献   

20.
在日本有两通翻刻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一通立于京都市的京都大学,一通立于和歌山县高野山。珍藏在西安碑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简称《景教碑》)是唐代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在长安大秦寺立的。于明代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从西安西郊出土以后,被安置在崇圣寺的后院。当时该碑的一张拓片被辗转送到浙江杭州的著名学者、太仆寺少卿李之藻(公元1569-1630年)那里,李之藻同从明末来中国的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有来往,因而,《景教碑》出土的消息,很快就被在杭州的外国传教士知道了。他们派鲁德昭于明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亲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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