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

日本昭和天皇(1901——1989年)在位63年,自1987年9月患病时起,到1989年1月7日病逝之后,日本国内又出现了否定天皇裕仁战争责任的动向。1989年2月15日,日本首相竹下登就裕仁天皇战争责任问题,回答在野党议员质询说:“在上次战争中,昭和天皇为避免战争作出了全面努力,对结束战争作出了英明决断。”这是公开为昭和天     

评“一亿总忏悔”与“天皇退位论”

战后初期,日本“战后处理内阁”为了维护天皇制的“国体”,相继抛出了“一亿总忏悔”和“天皇退位论”,旨在把战争责任转嫁在1亿国民的身上,从而掩盖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逃脱联合国军事法庭的正义审判。本就这两个谬说提出的目的、实质、影响及其美国占领军总司令部的“太平洋战争史观”予以剖析。     

天皇的战争责任——兼谈日本天皇制度的演变

本文旨在通过分析日本天皇制度发展演变的历史,探讨昭和时代天皇所处的位置;分析二战中日本的指挥机构及战后审判,集合西方及日本本国学者对昭和战争责任不同观点,从而引出集团意识与权责问题,并从这两个角度分析昭和天皇战后免于惩罚的的原因。     

简论裕仁天皇在日本化学毒气战中的责任

日军在侵略中国过程中灭绝人性地大量使用化学毒气武器,荼毒中国军民至深,并且遗害至今。日军的这些暴行与裕仁天皇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裕仁天皇指示并督促日本大规模研制、生产化学毒气武器,大规模培训和组建化学毒气部队,特别是他下令大规模地在中国使用化学毒气武器。裕仁天皇是日军丧心病狂在中国野蛮实施化学毒气战的决策者、主使人和放纵者,日军在中国的化学毒气战是根据他的指令而泛滥的。     

侵华战争中的日本天皇及皇族

从1894年日本武装侵略我国台湾开始,到1945年战败无条件投降的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日本明治天皇睦仁、大正天皇嘉仁、昭和天皇裕仁都亲自策划和指挥了对中国的侵略,几十名皇族成员直接指挥和参加了侵华战争,每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都有日本天皇和皇族的魔影。日本天皇及众多皇族成员是侵华战争的策划者、指挥者和急先锋。他们的双手沾满了中华民族的鲜血,他们的罪恶罄竹难书。     

由日本《停战诏书》所想到的

1945年8月14日上午,日本皇宫防空室。天皇裕仁在这里举行御前会议。同日发布了签有裕仁天皇御名御玺及各国务大臣副署的《停战诏书》。15日中午,《停战诏书》通过电台正式播发。其主要内容为:朕深鉴于世界大势及帝国之现状,欲采取非常之措施,以收拾时局。兹告尔等臣民,朕已饬令     

东京审判:审判日军在华战争罪行

正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亲自宣读《终战诏书》,同意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虽为战胜国之一,却在战争中饱受国土沦丧、国民流离之苦。为惩罚战争罪行,同盟国先后在纽伦堡和东京举行了两场先驱性的国际军事审判。在东京设立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日军在华所实施的种种罪行,以及发动战争的个人,     

天皇即位仪式及其内涵

昭和裕仁天皇的去世(1989年1月7日)迎来了日本战后第一次的天皇易位。关于此次天皇即位的仪式,日本政府本着“在旧规定废止新规定未出的情况下,参照旧礼进行”的原则,业已部分举行,对其余仪式,政府亦组成“即位礼准备委员会”(官房长官任委员长)按旧习于年内举行。天皇的即位仪式与天皇制的存在一     

“克里斯玛”在日本——论一个外来文化范畴的翻译阐释运用

"克里斯玛"在日本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词汇,20世纪60年代开始流行,在解释时往往联系到马克斯·韦伯。那么,这一概念在日本的宗教、文化,特别是政治领域是如何运用的呢?根据韦伯的统治社会学,日本天皇统治的合法性,来自他们的神圣血统,就是"遗传克里斯玛",至于日本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他与希特勒这样的独裁者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他缺乏个人魅力与独掌大权的绝对意志,但他拥有"职务克里斯玛",这是"克里斯玛"统治的一种类型,政权创始人的后继者们都借此实现其统治的恒常化,因此其地位不会受到质疑,其行为不会受到挑战,麦克阿瑟在战后也是因为利用了这一点而保留了天皇制。     

日本究竟为何不服东京审判

天皇未被究责、官僚及财阀的责任未被追究、美国滥用法律、东条英机等人被当成代罪羔羊、原爆的责任未被追究等等,这是东京审判确实存在的问题。之所以造成这些弊端,归根结底,是由于审判多方面受制于胜利者的各种政治目的。无疑,东京审判的正义性在“黑吃黑”的大国博弈逻辑中大打折扣。日本朝野批判东京审判缺乏正义性,指责西方强权的违法与伪善,确有其合理性。     

试论二战中日本教育工作者的战争责任——兼论国民的加害者及受害者角色

二战中,日本"国民皆兵"、"举国一致"疯狂对外扩张侵略,国民也是战争参与者和责任主体。对于中国等被侵略民族而言,日本国民是战争加害者;在日本国内,国民则是战争受害者。日本国民的战争加害者角色及受害者境遇,一定程度上是由强调"忠君爱国"、以培养对天皇等权威绝对顺服的"忠良臣民"为目标的近代教育灌输所致。教育及教育工作者沦为军国主义、极端国家主义势力的工具和帮凶,对对外侵略战争负有间接而重大的责任。     

试论二战中日本教育工作者的战争责任——兼论国民的加害者及受害者角色北大核心CSSCI

二战中,日本"国民皆兵"、"举国一致"疯狂对外扩张侵略,国民也是战争参与者和责任主体。对于中国等被侵略民族而言,日本国民是战争加害者;在日本国内,国民则是战争受害者。日本国民的战争加害者角色及受害者境遇,一定程度上是由强调"忠君爱国"、以培养对天皇等权威绝对顺服的"忠良臣民"为目标的近代教育灌输所致。教育及教育工作者沦为军国主义、极端国家主义势力的工具和帮凶,对对外侵略战争负有间接而重大的责任。     

日本在败降过程中维护天皇制的活动

日本在败降过程中维护天皇制的活动徐康明天皇制是日本独特的国家政治体制。这一体制在日本第１２４代天皇裕仁在位长达６２年的昭和年间（１９２６年１２月２５日－１９８９年１月７日）,其动荡的激烈和变化的深刻,是日本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以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     

《田中奏折》曝光记

1927年(民国16年)年底,抱着灭亡中国野心的日本政府秘密制订了全盘侵华计划,由首相田中义一上奏裕仁天皇,史称《田中奏折》。这是当时日本的最高核心机密,被密藏于戒备森严的日本皇宫。由于一位旅日华侨的爱国壮举与机智行动,使日本这份见不得天日的阴谋计划暴露在全世界面前。     

东京审判的反思

东京审判的反思何天义为什么重提东京审判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沉重打击下,日本天皇裕仁被迫发布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１９４６年５月３日根据波茨坦宣言,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同盟各国,在日本东京开设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发动第二次世...     

日本真的是无条件投降吗

二战后期,美日在投降问题上似乎达成了一种“不好说太细”的默契.对于这段历史,日本史学家井上清在《天皇的战争责任》一书中说:“日本投降,实际上是以天皇为首的上层在人民不知情的情况下,同美国进行的一场交易.”原来,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时间里,美日双方一直保持着频繁的接触.当时,日美驻瑞士的代表经常在酒店角落或无人的树林间交谈媾和条件.德国投降次日,日本天皇就得到了驻瑞士秘密使团的报告,说美方应允在“无条件投降”的名义下,可为日本提供包括“保留天皇制”在内的“照顾”.     

黄克诚将军率新四军三师挺进东北

正1945年8月9日凌晨,苏联红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远东战役突然打响。共计128个师的苏联红军长驱直入,在猛烈的攻击下,日军很快丧失了抵抗能力。8月15日,关东军与其他战区的日军奉命收听东京的广播。裕仁天皇宣读了终战诏书。日本的突然投降,对国共双方都是十分意外的。无论是散布在各根据地的八路军、新四军,还是     

二战期间美国关于战后日本天皇制政策的制定

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建立了以天皇制为核心的政治体制。在近代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中,天皇制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之时,美国便已确定对战后日本进行根本性的改造,而天皇制问题则以其重要性成为对日改造政策中的重要一环。美国政府内部对于战后天皇制问题的观点可分为两种:日本派从短期利益的角度,强调保留天皇对促成投降和占领改造的重要性,主张战后暂时保留天皇并利用天皇部分权力进行占领改造工作;而强硬派则从长期利益的角度,强调天皇的战争责任及其同军国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等危害性,主张战后不利用并废除天皇制。美国确立的战后天皇制政策最终将两派观点相结合,既采纳了日本派暂时保留和利用天皇制的意见,更体现了强硬派所主张的削弱天皇制影响的主张,并在战后改造中予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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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建立了以天皇制为核心的政治体制。在近代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中,天皇制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之时,美国便已确定对战后日本进行根本性的改造,而天皇制问题则以其重要性成为对日改造政策中的重要一环。美国政府内部对于战后天皇制问题的观点可分为两种:日本派从短期利益的角度,强调保留天皇对促成投降和占领改造的重要性,主张战后暂时保留天皇并利用天皇部分权力进行占领改造工作;而强硬派则从长期利益的角度,强调天皇的战争责任及其同军国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等危害性,主张战后不利用并废除天皇制。美国确立的战后天皇制政策最终将两派观点相结合,既采纳了日本派暂时保留和利用天皇制的意见,更体现了强硬派所主张的削弱天皇制影响的主张,并在战后改造中予以实施。     

对自由主义史观与司马史观的批判

本文论述了日本右翼自由主义史观出台的社会背景,分析了司马史观与自由主义史观的本质区别,认为:司马辽太郎论证日中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是连续性的侵略战争,战后殖民地的独立并非是日本带来的福音;自由主义史观代表人物藤冈信胜歪曲日本军队强征“慰安妇”、“通州事件”、“卢沟桥事变”等历史事实,宣扬“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司马史观也有荒谬之处,即认为日本没有攫取领土之意,而且有意回避天皇的战争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