鳌拜罪案史料辩证——兼论清史研究中满汉史料的运用

康熙八年(1669)鳌拜被执,四大臣辅政体制彻底终结。这是清初宫廷政治发展历程中一个节点,对康熙朝乃至其后清代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拟从梳理满文档案、汉文档案及官修史籍入手,发掘与鳌拜罪案有关的史料,辨析其记载之正误,评价其研究价值,以阐释满、汉文史料对于清史研究具有同等重要作用。     

鳌拜后裔家谱的发现及其有关问题

鳌拜是清初的重要人物,康熙皇帝四辅政大臣之一。玄烨亲政后,因其擅权专横、目无君上,于康熙八年(1669年)被革职问罪,妻子家产籍没。鳌拜本人卒死囚所,妻子获释,后代虽得保全,却多被贬出京,散居四方。最近在辽宁省庄河县发现了一份家谱,证明那里有一支鳌拜的后裔。本文拟就家谱的内容、调查得来的口碑资料,结合文献记载,对家谱所涉及的有关问题作初浅分析和说明。     

明景泰朝辅政群体探析

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发生"土木之变",明英宗被瓦剌俘虏,宦官王振与内阁阁臣曹鼐、张益等辅政成员身死于役,致使明朝皇权和辅政群体的格局发生剧变。郕王朱祁钰被拥立即皇帝位即明景帝,于谦和王文成为辅政群体的重要成员,内阁阁臣陈循发挥一定的辅政作用,高层宦官金英、兴安也是景泰朝辅政群体成员,王直、胡濙等部院大臣则是辅政群体的外围成员。景泰朝辅政群体内部关系复杂,辅政地位差别大。在景泰朝辅政群体的这些变化中,皇帝和皇权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关于康熙四辅臣的几个问题

顺治十八年(1661),八岁的玄烨登极,改元康熙。福临遗诏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佐理政务。直至康熙八年(1669)五月,玄烨亲政,凡八年零五个月,史称“四辅政时期”。本文拟就四辅政有关问题,略陈管见。     

论墨洛温王太后弗蕾德伽德的摄政统治

弗蕾德伽德是法兰克墨洛温王朝的摄政王太后,她凭借"幼王"母亲和监护人的身份在纽斯特里亚王国确立了摄政统治,她对亡夫财产的占有使她拥有了赏赐贵族的资本,确保了摄政统治的长久稳固。在摄政期间,弗蕾德伽德手腕灵活地驾驭主教和贵族,不遗余力地与纽斯特里亚和勃艮第同宗诸王对抗,为儿子克洛塔尔二世统一法兰克奠定了基础。弗蕾德伽德的统治策略和手段遭受了世人的诟病,但其延续墨洛温王位传承和壮大王室事业的政治意义理应得到肯定。     

试评康熙初年的四大臣辅政体制

清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世祖福临逝世,年仅八岁的玄烨即帝位,由上三旗元老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等四大臣辅政。康熙六年(1667)七月玄烨亲政,直到八年五月拿问鳌拜,辅臣最后退出历史舞台。史家往往将顺治十八年至康熙八年这段时间通称为辅政时期。如何估价四大臣输政这一领导体制?辅臣鳌拜是在什么条件下专权的?年幼的皇帝在辅政期间处于何等地位?本文就这些问题试谈初步看法。     

论北魏宗王政治与有限皇权的短暂发展

建立在草原武装基础上的北魏拓跋政权,由于初期受鲜卑异姓军功贵族的影响,皇权不能完全行使。因此中期历史主要以孝文帝改制为契机,确立宗王政治占主导及专制皇权独立权威的时期。但宗王政治毕竟不能等同于皇权政治,二者必然发生矛盾。     

大权将何以总揽?——从召对、奏事的改变看预备立宪时的皇权

召见制度与奏折制度是维护清代皇权专制的核心制度。宣统二年(1910)底,清廷决定仿行责任内阁制。在制订内阁官制时,加强内阁总理大臣责任,限制召见官员资格、缩小奏事范围是这一制度的应有之义。不过,摄政王与众大臣们考虑到实际情况,只能拟订暂行章程基本维持原状。但是,暂行章程毕竟只是临时政策,随着完全内阁的实施,召见制度、奏折制度必将产生巨大变化,这甚至会触动皇权的根本。由于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灭亡,才中断了这一进程。     

清代盛京城六部建置及坐落位置

清人关前,已建立了严密而有效的政治机构和一套完整的统治政策。继努尔哈赤建立八旗制度后,为削弱王公大臣的势力,皇太极设立盛京六部,它在机构设置、施政形式及内容等方面虽仿于明制,但又具有本身特色,反映了清初国家向封建制度过渡这一阶段的特点。六部的设置,进一步提高了皇权,为缔建统一的大清王朝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对清初六部建置及演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满族社会和清王朝的认识。     

"都英额"地方之考察

都英额地方赫舍里氏是满洲著姓,出现满文创始人额尔德尼,大学士希福,一等公辅政大臣索尼,保和殿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索阿图等人,历史地位显赫。清初从龙用八大户中的索姓,即都英额赫舍里氏,索姓是寻找都英额的重要线索,都英额的地理方位是建州女真抚顺市西,都英额的汉译文是关键,为四、四个之意还原大泗水的“泗“为四,是寻找都英额的根本。     

汉武帝时“宽厚长者皆附太子”新考——对阎步克《汉武帝时“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考》一文的商榷

文章通过重新分析各类核心史料,认为在汉武帝统治后期的高压政治生态下,朝中并不存在所谓"宽厚长者"守文政治势力。石徳、张安世等人亲附太子刘据,是出于政治投机目的,极少数持不同政见的臣僚,也不能作为形成政治势力的判断标准。分析武帝、太子在巫蛊之祸前后的政治表现,也难以得出所谓宽厚长者亲附太子形成政治势力的结论。巫蛊之祸超越了汉武帝、太子两条政治路线之间的纷争,交织着皇权、新兴军功集团、酷吏、外戚四股势力之间的争斗,深刻的影响了西汉中后期的政局。     

治吏与“和平”——论康熙“中正和平”之道对吏治的影响

在国家元气未苏、民困兵乏的特殊社会背景下,玄烨将中正和平之道施行于地方统治,强调不生事、不扰民,培养国家之元气,清朝社会出现了天下粗安,四海承平的治理局面。但康熙将其中正和平之道施行于吏治,则产生了极其消极的影响。康熙朝中期以后,玄烨极力强调和平、安静,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凡事不可深究者极多,不能严禁浮费和规银,宽纵州县火耗和亏空,至康熙晚年,整个清王朝吏治废弛,贪贿公行,个别地区出现暴动和骚乱,统治秩序奏出了不和谐音符。     

康熙天坛祈雨的历史书写与史实考析——兼论康熙雍正灾异观念演变及其影响

康熙早年虔信精诚格天,分别于十年、十七年、十八年、十九年、二十六年五次亲诣天坛祈雨,二十六年底为孝庄祈寿未果后,对"天道"认知发生显著变化,停止亲诣天坛祈雨,在荒政方面更侧重防灾备灾与人事赈救。《清圣祖实录》纂修者基于雍正的灾异观念,篡改康熙十七年、十九年降雨时间,删削康熙对停止亲诣天坛祈雨的解释,从而维护康熙敬天的"圣君"形象和上天的"灵验"形象。康熙不言祥瑞,对灾异持务实态度。雍正的灾异观念虽然有助于他加强君主集权,提升统治效能,但很大程度上也造成官僚系统灾情呈报的讳匿风习,对民生吏治与国家治理产生负面影响。     

康熙皇帝肖像画及相关问题

帝后像是清代宫廷绘画中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并没有得到国内美术史界的重视。笔者希望通过对康熙帝肖像画相关问题的探究.引起更多的学人对清代帝后像加以关注。本文是在整理故宫博物院现藏的康熙帝肖像画的基础上,运用文献资料,初步对史籍中记载的这些画作的绘制者加以考辨。进一步勾勒出清初宫廷画家进行创作的工作程序。此外,借助梳理御制诗文,指出康熙帝对绘画的淡漠态度。揭示了其肖像画数量不多的原因.并探求了其行乐图极少的缘由。文中指出康熙帝肖像画受西方绘画的影响实则微乎其微,而且康熙时期的帝后肖像画创作既是清代宫廷肖像画的转型期又是定型期。     

清代君臣语境下“奴才”称谓的使用及其意义

清代,八旗出身的文职官员和总兵以上的所有武职官员,在与皇帝奏对时自称奴才,成为清代君臣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本文从历史主义的立场出发,详细考察了在君臣语境下,大臣中奴才称谓出现的背景、表现及其意义,揭示了奴才称谓变化背后复杂的政治、社会、观念诸方面的作用和影响。     

南宋进书仪探析——以圣政为例

南宋时,圣政修纂完毕后,须进呈皇帝和太上皇。在进呈过程中,宋廷制定了一套庄严肃穆而又极其烦琐的仪式。进呈皇帝之仪在皇帝和大臣处理日常政务的垂拱殿中完成。进呈给太上皇帝之仪在太上皇帝居所完成。在迎奉圣政和皇帝赴太上皇帝居所的环节中,秘书省道山堂和祥曦殿成为与进呈仪式紧密相关的空间。圣政的进呈仪式是由太上皇帝、皇帝、臣僚面向公众共同完成的两场表演,这种可视化表演具有浓厚的象征意义:对皇帝而言,是向天下臣民宣示自己总结和继承先朝的政治遗产,开启本朝的治道,并且以自身的实践教化臣民,传递"孝"的理念,倡导"孝";对臣僚而言,通过仪式表演,表达了他们致君"贤能"的愿望。圣政这种史籍的进书仪式为我们考察南宋官修史籍进书仪式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     

乾清宫空间功能的转换与制度变迁（上）

乾清宫是明清皇宫中位于内廷的宫殿,在明代是皇帝的寝宫,清康熙八年,皇帝居住场所从保和殿迁入乾清宫,这座明代皇帝寝宫遂被改造成清帝的理政中心。随着乾清宫空间功能的改变,清代一些重要的制度也随之出现,如乾清门御门听政、乾清宫召对臣工、懋勤殿秋谳勾到等。而且乾清宫功能的转变,直接影响了外臣进入内廷的行为方式。本文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梳理,论证了乾清宫空间功能转变的原因、过程及相应制度的产生。     

《钝斋文选》与《南山集》案

明末清初的方孝标<钝斋文选>,为理清康熙时代最大文字狱<南山集>案的重要文献.清廷以<钝斋文选>中的<滇黔纪闻>为方孝标所定三项罪行,按之<钝斋文选>皆不能成立.康熙皇帝却将错就错铸成<南山集>案.雍正明知此案"中有隐情",在矫枉时故意留条尾巴.既维护了康熙的权威,又显示了自己的恩泽.人们从中也能窥测到某些历史的奥秘.     

关于清代帝后朝服与朝服像的几点看法

通过对故宫现藏帝后朝服与朝服像的系统排比,结合有关文献研究,作者认为:1、康熙的4幅半身肖像画分别为两幅朝服像的稿本;2、清代帝后朝服像可分为写生像和祭祀像,祭祀像的背景是程式化的,自康熙以后的皇帝服饰,乾隆以后的皇后服饰是写实的,与制度基本吻合,并表现出时代特征,而此前帝后朝服像中的服饰存在着虚构想象的成分;3、康熙《大清会典》记载的服饰形式是康熙青年时期的,雍正《大清会典》记载的则应是康熙晚年和雍正时期的服饰面貌。雍正元年颁布的服饰制度在康熙晚年已经付诸实施。     

清雍正朝的官造玻璃器

玻璃器是清代工艺美术品中的新宠,备受皇家珍爱。清代的玻璃制造始于康熙朝。雍正朝在此基础上继续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制作为皇室享用、馈赠的玻璃器皿。本文通过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中有关雍正朝玻璃制作档案的整理,并结合现存珍贵的玻璃实物,系统地对雍正朝玻璃厂制作的玻璃品种、工艺、用途及风格特点进行了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