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玄更始五铢钱

刘玄字圣公,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西南)人,西汉皇族。初加入平林兵,被推为更始将军。新地皇四年(23年)在洛阳称帝,年号更始。后更始军攻入长安,推翻王莽政权。次年自洛阳迁都长安,封诸将十余人为王。以李松为丞相,赵萌为右大司马,刘秀为萧王。更始三年(25年),刘秀在部(今河北高邑南)称帝。樊崇等率赤眉军数十万人关中,立汉宗室刘盆子为帝。     

关爱下的“笼驭”：刘秀的“善下”艺术

起自平民的东汉光武帝刘秀,在西汉末年纷扰繁复的局势中迅速翦灭群雄,平定天下,建立东汉王朝并成就“中兴”之业,足令后人追慕称颂。作为南征北战的指挥者和治国理政的统治者,刘秀运用“善下”策略,“推诚接士”,细致入微地关爱下属,推心置腹地信任下属,褒惩有度地扬抑下属,能容人过地宽宥下属,入情入理地调解下属,从而使下属人尽其才。虽然囿于统治阶级的本性,刘秀善待下属之举,终极目的在于“笼驭”他们。但不可否认的是,“善下”确为刘秀带来了“英俊云集”,以及下属的信任和忠心,并由此而成就伟业。     

土司媳妇戴凤冠

相传刘秀和王莽争天下时,起先刘秀总是打败仗。因为王莽力大无穷,头像背斗、身如大树,两手有簸箕那么大,而且刀砍不进,绳捆不住。刘秀很是忧愁。 这事被土司的媳妇知道了,她不仅人长得攒劲,还很有计谋。一天,她吩咐手下的人给牲口驮上酒肉,带上几个精壮的小伙子来到王莽驻扎的山上,对着营盘大哭起来。正在营帐里睡觉的王莽被哭声吵醒,生气地问:     

简论刘秀的人才谋略

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平定天下以及光武中兴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而他高明的人才谋略却是极其重要的一个原因。刘秀求贤若渴、屈尊待贤的对待人才的态度，爱护人才，团结人才的手段，把众多的人才集聚在他的周围；凭借其高超的领导能力，刘秀又从容不迫地驾驭着这些猛将、谋臣，顺利贯彻自己的一系列军令、政令，为其统一中国，实现光武中兴奠定了坚定的基础。在改革开放、亟需人才的今天，回顾历史，探讨一下刘秀的人才谋略，汲取其成功的经验，或可从中受到一定的启迪。     

光武帝独出心裁的封爵之赏——“不义侯”

光武帝刘秀经营河北时,一度倚重为"北道主人"的渔阳太守彭宠起兵造反,对刘秀的"中兴"之业形成冲击。彭宠被其家奴子密所杀,光武帝得以消除心腹之患。光武帝给予弑主家奴以"不义侯"的特殊封爵,本是经略天下者的权宜之计。"不义侯"在制度史上的意义是:其一,以列侯之名号,表达含有政治贬斥的涵义;其二,列侯爵号与封邑地名无关,实际上呈现的是"列侯虚封"的新格局。"不义侯"爵赏在政治史与政治伦理史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后人对之有仿效、有贬议,从而成为意蕴深厚的文化符号。     

《后汉纪》校笺

东晋袁宏《后汉纪》三十卷,旧有四部丛刊缩印的孙氏明刊本、嘉靖黄氏刊本、万历南京国子监刊本、光绪岭南学海堂刊本等等。晚近出版的《后汉纪校注》①是新式校点简注本,眉目清楚,便于检阅,可惜印刷错误较多。笔者曾用新、旧刊本互校,对上述刊本中的校点问题（不包括《校注》的印刷错误）略有笺记。下面刺举若干,就正于同好。为便于读者查核《后汉纪》的原文,引文后面标明了《校注》本的篇卷和页码。河内被山带河,足以为固,其土地富贵．殷之旧都,公之有此．犹高祖之有关中也。（光武帝纪一／27页）这是更始元年邓禹对刘秀的进言。…     

天下绝响 大汉风范——南阳汉画像石拾遗

<正>地处豫、鄂、陕三省交会处的河南南阳,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西汉时南阳是全国最大的商业城市之一。《盐铁论》盛赞:"宛(南阳)周齐鲁,商遍天下,富冠海内。"东汉光武帝刘秀发迹于     

刘秀治国方略述论

历朝开国皇帝中,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在位年代是比较长的（33年）,仅次于南朝梁武帝萧行（48年）。不过,梁的统治区域仅限于长江流域,而且梁“成也萧衍,败也萧衍”,其功业与刘秀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此,真正统一全国的开国皇帝,在位时间要数刘秀最长。他指挥千军万马统～全国,并以政治家的雄才大略治理天下．重建稳定的社会秩序,奠定东汉二百年江山的根基。本文拟对其治国的理论、政策及其策略试加探讨,以见其卓越的战略家眼光及一代雄主的恢宏气度。与民更始,开创政宽人和局面新莽时期,“人心思汉”是民众的共同心理,各地起事者…     

东汉建都洛阳始末

在群雄逐鹿之时,光武帝建都洛阳,既有河北是其赖以争夺天下的基地这一原因,也是割据之形势使然。天下一统后,面对新的形势与问题以及洛阳本身的地理局限,刘秀的一系列举措清楚地表明,“国家亦不忘乎西都”,而有迁都关中的愿望。但朝廷最终未能迁还旧京长安,这在很大程度上既与关束豪强大族的反对有关,也与儒学及儒家政治势力的影响有关。束汉建都洛阳一事之始末,不仅反映了朝廷与豪族的复杂关系,关西与关东的畛域之分,王道与霸道的政治理念之争,也折射了两汉政治、社会时代变迁的实况。     

《后汉书·光武帝纪》辨误二则

1·《后汉书·光武帝纪·上》云:“更始元年正月甲子朔,汉军复与甄阜、梁丘(?)战於沘水西,大破之,斩阜、(?).”这里所载“甲子”,当为“壬子”之误.《汉书·王莽传·下》云:地皇四年“三月辛巳朔,平林、新市、下江兵将王常、朱鲔等共立圣公为帝,改年为更始元年,拜置百官.”《后汉书·刘玄传》亦云:地皇四年“二月辛巳,设坛场於淯水上沙中,陈兵大会.更始即帝位,……建元曰更始元年.”据此可知,王莽地皇四年,亦即刘玄更始元年.另据《汉书·王莽传·上》载.王莽上台后,改国号,并改元,同时又改历法,把汉初始元年“十二月朔癸酉”,改为“建国元年正月之朔”,也就是说.王莽时所用历法比原来西汉时所用历法提前了一个月.更始即位后,以汉统自居,复用原西汉历法.这样,《汉书》、《后汉书》记载这一段历史时,往往有一个月之差.因此,《汉书·王莽传·下》所载:地皇四年“三月辛巳朔”,亦即更始元年“二月辛巳”.既知更始元年二月朔日为“辛巳”,那么其正月之朔日即可推定.当时正月为二十九天,查干支表,上推二十九天,则为“壬子”,而非“甲子”.另查陈垣《廿史朔闰表》,更始元年正月朔日亦为“壬子”,恰好相合.以此可证,《后汉书》当属误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