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帝国——西利、卢卡斯、艾格顿与英帝国史

自19世纪末开始,西利、卢卡斯与艾格顿相继注意到了英帝国的历史,但是三人的英帝国史书写并非处在同一个学术与政治脉络当中。西利支持帝国联邦论,把国家当作历史学研究最主要的对象,认为英帝国就是英格兰国家的扩大,其撰写英帝国史仅是延续了以往清理麦考莱史学遗产,重整英国历史学的思路,所以他没有开辟新领域的自觉意识。英帝国史的学科化与普及化得益于帝国联邦论没落后出现的帝国研究热潮。卢卡斯与艾格顿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可以被视为奠定英帝国史研究与教学框架的主要推动者。他们的英帝国史书写中个人的角色及道德说教的意味更加明显,而这与其证明英帝国是一个"好帝国",维护帝国统治正当性的意图有关。     

区域与整体:环境史研究的碎片化与完整性刍议

中国环境史的研究已从2008年学科初建时对有关学科名称“环境史”“生态史”“生态环境史”等的名实之辩、学科归属及与其他学科关系的研讨, 周琼:《中国环境史学科名称及起源再探讨——兼论全球环境整体观视野中的边疆环境史研究》,《思想战线》,2017年第2期。 经过了接受、内化国外环境史的理论方法,到探讨并初建本土环境史理论及方法,研究区域环境史及具体问题,再到反思及总结目前研究瓶颈突破及转型的学理思考, 周琼:《承继与开拓:环境史研究向何处去?》,《河北学刊》,2019年第4期。 中国环境史学逐渐进入新阶段。     

澳大利亚历史书写中的人与自然:以殖民农业史为中心

殖民农业史提供了考察澳大利亚史学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可靠视点。澳大利亚历史书写的演变受制于社会发展和学术风向。殖民地时期以来,殖民农业史先后被纳入帝国边疆论、民族主义叙事、殖民批判和人地互动四种主要的研究框架中。在既定框架下,农业开拓议题最初被嵌套进"征服自然"说,又在澳大利亚民族国家建构时期被纳入"利用自然"的民族主义进步书写。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和文化危机,殖民农业史成为澳大利亚历史学界反思殖民进程引发的生态破坏,恢复和重塑少数族裔生态地位的重要步骤。近来它又成为澳大利亚史学超越进步主义与殖民批判语境,反思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主要内容。     

全球环境史在美国的兴起及其意义

全球环境史探讨生态环境因素在洲际、甚至全球范围内对人类历史的影响.全球环境史研究的兴起,与环境问题的全球化有密切关系,是全球史和环境史两个领域相互融合的结果,它还受到近年来兴起的“大历史”这一新兴研究领域的推动.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环境史研究在克罗斯比和约翰·麦克尼尔等学者的努力下,取得了明显进展.全球环境史有助于从整体上揭示环境对人类的影响,为史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扩展了史学的研究范围,有助于克服西欧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深化对历史的认识.与此同时,全球环境史的发展又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     

德国的环境变迁与环境史研究--访德国环境史学家亚克西姆·纳得考教授

亚克西姆·纳得考教授是德国著名环境史学家.2002年笔者在美进行环境史学研究期间,专门就德国环境史学问题访问了纳得考教授.访谈主要涉及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德国的环境变迁,尤其是对环境变迁的感知,如自然的思想、景观的概念、绿党的历史、生态现代化的理论、疾病与环境的关系、社会制度与环境的关系、自然保护与文化的关系等;二是从与美国比较的角度分析德国环境史学史,重点探讨环境史在德国的起源和发展、它与全球史的关系、未来的发展趋势等.这个访谈为中国学者了解德国的环境史学提供了基本线索,有助于中国学者深入认识德国环境史的特性.     

英帝国史研究的“后殖民转向”

正1883年,正值英帝国的扩张达到高潮的时刻,约翰·西利出版了经典著作《英格兰的扩张》,推动了英帝国史研究的出现。(4)显然,英帝国史学的产生是英帝国扩张的产物,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殖民主义辩护的一种意识形态,激励英国人担负起全球性帝国统治者的责任。(5)但是,随着英帝国的解体,英帝国史学也走向了衰落,甚至到20世纪70年代,帝国史学已经成为历史学科中最死气沉沉的研究领域。(1)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英帝国史学受到人类学、生态学、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及后     

“环境史理论与方法研究”笔谈

近年来,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动态:一是环境史专题实证研究成果大量涌现;二是更加深入地探讨环境史研究的主旨关切及学科体系构建等问题;三是包括社会史、城市史、全球史和经济史等历史研究领域,生态转向的趋势愈发明显和突出;四是区域环境史继续受到重视,整体环境史建构也被提上议程。本期的“环境史理论与方法研究”笔谈,包括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生态文明研究院王利华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梅雪芹教授、云南大学西南环境史研究所周琼教授、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暨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滕海键教授的四篇环境史专题文章。王利华教授的《“盲人摸象”的隐喻——浅议环境史的整体性》探讨了环境史研究实践中如何运用多学科手段和实现“整体史”的学术目标这一令人困扰的问题;梅雪芹教授的《生态生产力标准——环境史研究中历史评价尺度的创新及其意义》从环境史角度讨论了历史评价尺度的转换和创新问题;周琼教授的《区域与整体:环境史研究的碎片化与整体性刍议》探讨了环境史研究碎片化与整体性的辩证关系;滕海键教授的《论经济史研究的生态取向》论述了经济史研究生态取向的内涵和趋势、价值和意义。这四篇文章聚焦于环境史研究的前沿问题,各自提出了独到见解,希冀对促进环境史研究能有所启发。     

殖民与医学的“共谋”：殖民医疗史的认识视野

<正>西方医疗史早已成为史学领域比较成熟的专门史。与科学技术视角的传统医史不同的是,从史学视角开展的医疗史研究更注重对医疗与社会的批判和反思。英国医疗史学者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Pratik Chakrabarti)的著作《医疗与帝国——从全球史看现代医学的诞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8月,李尚仁中译)从殖民医疗史的视角揭示了现代西方医学     

现代体育在英帝国的传播及功用

文化治理策略是英帝国殖民统治的关键要素。18—19世纪,英国人发明了符合现代社会的新型体育,并赋予其文化标准和道德规范。现代体育以英帝国的外扩性为动力,通过多种路径持续传播,在帝国空间内建构起“共有”的体育传统,呈现出帝国扩张与殖民权力的增长。现代体育是英帝国扩张与治理的重要工具,它强化了公学毕业生为帝国服务的意识,培养出优秀的管理者和继承人。在维系英帝国层面,现代体育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加强了帝国统治的合法性及殖民地对帝国的忠诚感,是影响英帝国秩序的一股重要力量。作为启发式工具,现代体育在帝国的传播及其功用反映了英国的殖民扩张、治理方式,以及文化与帝国主义间的关系。     

生态—社会史研究圆桌会议述评

2008年7月22—24日,由南开大学“中国思想与社会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举办的“社会—生态史研究圆桌会议”在天津召开。会议旨在研讨中国环境史研究发展中的问题,分析海外环境史学的最新动向,探讨环境史学科建设大计,推动环境史与其他史学研究特别是社会文化史的联结和贯通。来自全国21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三十余位学者参加了会议,除历史学者之外,还有来自地球科学、人类学和中医学等领域的多位知名学者。会议分“生态人类学、环境考古学与环境史研究”、“东西方环境史的理论方法和研究动向”、“疾病、灾害与医疗卫生史”、“农业、食物与环境历史”等四个专场,与会学者就环境史学科建设、理论方法和研究路径等重要论题展开对话,介绍了各自的最新研究成果。为了让更多同道师友分享会议成果,现就主要问题和观点进行简要评述。一、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前景和意义环境史作为一种新史学,首先兴起于美国。一般认为,纳什(Rodrick Nash)1972年在《太平洋历史评论》上发表《美国环境史:一个新的教学领域》首先提出“环境史”一词。环境史兴起的直接导因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环境保护运动,但其学术渊源相当复杂,可以上溯至大航海时代之...     

城市环境史研究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学术现象探析

城市环境史在其近20年的发展历程中,出现了一些值得思考的学术现象。首先,一场关于城市是不是环境史研究对象的学术争论不仅肯定了城市环境史研究的必要性,更推进了环境史的理论思考。其次,在城市环境史研究范式的转变上,新一代学者提出了用“政治文化路径”分析补充“技术路径”分析的主张,并最终改变了城市环境史研究的面貌。再次,因为空间尺度和研究对象的差异,城市环境史研究出现了“内在论”和“外在论”两种方向。但不同学者在坚持各自方向的同时,也在尝试进行综合,力图写出更全面的城市环境史。回顾城市环境史以往发展历程中的这些现象,有助于中国学者开展新的研究。     

动物史的起源与目标

最近三十年来动物史研究逐渐兴起,学者称其为史学的"动物转向"。究其起源,实为多种思想和学术传统以及社会现实所产生的合力促成的结果。这其中包括近代蓬勃发展的自然史,欧美学者关注对自然界动植物的科学观察和分类,并探求其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影响。动物史的传统还包括20世纪中叶以来逐渐发达的科技史,动物在人类科技发展过程特别是生物学、医学、现代农业科技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而当代史学所谓动物史则受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史学"文化转向"的影响,同时也是动物权利运动以及环保运动等社会政治思潮影响下的产物。动物史研究取向致力于研究动物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能动性,强调动物的史学主体性,其目标是将动物视为与人类平等的历史创造者和参与者。     

论经济史研究的生态取向

经济史研究的“生态取向”就是以生态意识或生态理念为指导来研究经济史的范式和趋势。以往学界特别是经济学学界在经济史研究中严重忽视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环境史的兴起促进了这一局面的改变。环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y)也有称“生态史”和“生态环境史”的,对不同称谓学界也有不同的内涵阐释。是一个外来词,现已为国内多数学者认同和接受。近年来,环境史在中国似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学界将焦点进一步深入到其主旨关怀与学科体系构建及其对相关学科的影响上。众所周知,环境史研究以生态学为理论基础,生态学正日益深刻地影响着其他诸多相关学科。如今,历史学科的许多研究领域,包括城市史、全球史、社会史、农史等等,都出现了“生态转向”的趋势。经济史与环境史的关系最为密切,经济史研究要追踪学术前沿,不能不对环境史研究发展的大势做出回应。当下经济史的传统论题有待拓展,研究范式面临着挑战,经济史研究的生态转向是突破现有研究瓶颈的途径,这也是未来经济史研究的学术增长点。以生态学意识和理念来研究经济史,可以形成一门新的学科——“生态经济史”。     

英国的环境史研究

英国的环境史研究的起源与美国不同,它是英国深厚的环境研究基础和英帝国多元学术文化交流相结合的产物。在英国的环境史研究发展进程中表现出了三个突出的特点:农业生态史与城市环境史研究并重;强烈的南方环境史研究取向;优秀的基础设施和平台建设。另外,对西蒙斯教授和娃岑博士的访谈也会有助于我们弄清楚英美环境史研究的联系与区别,有助于打破美国在国际环境史研究领域的话语霸权。     

全球史视野下的郑和下西洋

正全球史(Global History)兴起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史学界对于全球化的学术反思与回应。随着全球(global)核心词汇在史学论著中的频繁出现,史学的全球史转向成为一股潮流,已经为世界上越来越多学者所接纳,并将中外关系史研究推到史学研究的前沿。21世纪初,笔者将晚明社会变迁研究与全球化开端相联系,从单纯关注中外国家间的相互关系,转变为关注全球史的一部分(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绪言》,商务印书馆,2005年)全球史意味着以全球的视角重新     

全球史与跨国史:法国革命研究的新动向

新世纪以来,全球史与跨国史的范式被应用于法国革命史研究,相关成果层出不穷,为学术传统悠久的大革命史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全球史与跨国史视野下的法国革命史研究侧重从全球经济的发展、殖民地与法国本土的互动、帝国间的全球竞争、跨国启蒙运动等角度探讨革命的起源以及发展动力问题。在20世纪后期的革命史学中,以经济与社会因素为中心的正统派逐渐让位于强调意识形态与政治文化的修正派。新近出现的全球史与跨国史范式,在保留政治与文化因素的同时,试图在更广阔的空间内重新考察经济与社会结构问题之于大革命的意义。本文通过爬梳相关著述,探析全球视野下的法国革命起源学说,解读殖民地与大革命的关联,归纳全球转向下不同法国革命史研究路径的特征与得失。     

论西方环境史的政治特点

国内外环境史学者基本认为,环境史是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历史,因此他们对环境史中人与人的关系普遍重视不够。但通过对环境史发展过程及环境史理论的分析,尤其对环保运动与反环保势力的政治特点的概述,人们会意识到生态危机的实质是不同的利益冲突,是社会危机、人与人关系的危机。因此,在肯定环境史独特的生态视角的同时,也应充分认识到它与一般史学分支尤其是政治史内容的密切关系。     

当代俄罗斯史研究的帝国视角探析北大核心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俄罗斯史研究出现了明显的“帝国热”倾向。这一热潮的出现,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单一的学科发展趋势,其中也包含通过政治学、民族学、文化学、社会学、语言学、性别学等多学科视角进行的综合研究。在此背景下,史学研究的帝国化视角可以理解为脱离先前单一的民族国家桎梏,转向突出帝国的后殖民时代背景。新时期的俄罗斯帝国研究以“帝国范式”为主要分析工具,突破了原有的不适用于帝国研究的民族国家研究范式,帝国的“古老”叙事也在本质上突破了旧有的对历史上某一个时间节点、历史人物或者历史事件的碎片化理解,进而以跨学科的研究方式将帝国史研究置于多学科视角下。     

爱德华·汤普森阶级史观的多维阐释

在英国新左派史学界内部，学者们普遍关注爱德华·汤普森阶级经验叙事方式，将阶级研究中的文化与结构因素结合起来，探讨汤普森阶级史观在文化转向和新左派史学转向中的学术价值与政治意义。国际新文化史学界重点分析汤普森阶级话语运作机制、阶级经验方式及其主体性关联表征，强调在大众政治行动中的阶级经验形式与阶级意识差异，揭示政治、地域、性别以及不同社群文化对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从批判阶级话语分析学派出发，坚持对汤普森阶级史观进行历史唯物主义重建。在国际史学回归“宏大问题”叙事的当下情境中，全球劳工史学界亦参与到对汤普森阶级史观的阐释之中，学者们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推进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史研究，彰显英国马克思主义范式的全球史学意义。     

近代以来韩国学界中国史研究述评

近代韩国的中国史研究体系,在日本殖民统治压迫下萌芽,伴随“光复”起步发展,并在战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迎来繁荣期,最终于20世纪90年代步入成熟期。其研究脉络不仅吸收中国传统史学宝贵经验与诸多治史理念,也融合了近现代实证主义史学的研究特色,其研究领域从朝鲜民族本位的“脱殖民史学”端启,逐渐扩展至中国史研究的各个层面,呈现出全面化、分门化、细节化的趋势。特别是,“闵斗基学派”编修、出版的《讲座中国史》,则成为繁荣时代的代表著作。本文通过考察近代以来韩国学界的中国史研究发展脉络及不同阶段的特征,为新时代中国史学“三大体系”建设带来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