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学术界对郭沫若古史分期理论的论辩

改革开放初期,在传统古史分期理论框架下,"西周封建论"、"秦统一封建说"、"魏晋封建论"等学派对郭沫若"战国封建论"陆续提出新的质疑、商榷与批判,"战国封建论"学者则在对来自以上各派种种辩难予以回击反驳的同时,也对郭沫若"战国封建论"进行了补充、订正。以上论辩对新时期中国古代社会形态与古史分期的研究起到了一定的拓展与深化作用。改革开放初期的"无奴说"并未彻底推翻包括郭沫若"战国封建论"在内的传统古史分期理论,但其或多或少地影响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古代社会形态与古史分期理论讨论的学术走向。改革开放初期学术界对郭沫若"战国封建论"的辩难,也屡屡暴露出理论上的公式主义和史料运用上的实用主义等突出问题,辩论双方多有偏激武断之处,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学术评判的客观与公正。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历史撰述中的“古史”建构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和撰写中国古史始于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重视考古材料,将实物史料与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传说记载相结合,从而致力于建立科学、可信、系统的中国"古史",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历史撰述中"古史"建构的主要特点。应对学术之需,关注时代主题,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古史建构的旨趣所在。在共同遵循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基础上,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等人与郭沫若在古史分期等问题上有较大分歧,他们各自的古史撰述亦有特色,由此反映古史建构的多样性。     

川黔彝族社会形态比较研究

本文从人类学、历史学的研究角度,就汉族封建社会中的少数民族社会形态进行论述。主要通过对四川凉山和贵州毕节两个彝族聚居区的历史社会形态进行比较,进一步论述我国历史发展具有不平衡性的特点。而这一特点又是由于多民族国家、多层次的生态环境、"土流并治"的政治实践所造成的。它贯穿中国社会形态始终,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川黔彝族社会形态比较研究简

本文从人类学、历史学的研究角度,就汉族封建社会中的少数民族社会形态进行论述。主要通过对四川凉山和贵州毕节两个彝族聚居区的历史社会形态进行比较,进一步论述我国历史发展具有不平衡性的特点。而这一特点又是由于多民族国家、多层次的生态环境、“土流并治”的政治实践所造成的。它贯穿中国社会形态始终,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国文明时代初期社会发展道路及夏代社会性质研究

我国古代的社会性质问题是专家们长期探讨的重大课题,它直接影响到对于各个历史时代的社会结构的分析和研究。对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探讨早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经开始,许多专家的真知灼见和卓识谠论,推动了这项研究向深入发展。正所谓历史研究得久了这研究本身也成了历史,可以说古史分期研究的本身已经形成了一部很有特色的学术史和史学理论发展史。在下面的讨论中,对于前贤和专家的关于古史分期问题的理论体系,由于个人水平所限,恐理解失当,故而不进行这方面的评析,而只是以叙述自己     

《昭觉开山碑》初探

五十年代在全国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民族调查。人们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城北乡的汉人墓群中发现了一块石碑,命名为《昭觉开山碑》,载于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四川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所编的《凉山西昌地区彝族历史调查资料选辑》中。碑文说:     

夏商奴隶社会说

正最近30年来,中国史学界一定程度上存在淡化甚至回避"五种社会形态"等理论研究的倾向,诸如奴隶社会的相关理论认识一直未能得到实质性推进(陈民镇《奴隶社会之辩——重审中国奴隶社会阶段论争》,《历史研究》2017年第1期),然而"逃避社会形态理论的辩论终究不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王彦辉、薛洪波《古史体系的建构与重塑——古史分期与社会形态理论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67页)。因此,在当前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持续深入的学术背景下,     

新中国史学的初建:郭沫若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

郭沫若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及走向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他在1949年后任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和中国史学会主席,提出史学发展六个方面的转向,规划了中国史学的发展前景。他创办并主持的《历史研究》杂志提倡历史研究应史料与理论并重。郭沫若礼待陈寅恪,邀请其出任《历史研究》杂志编委和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委员。郭沫若重启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引发了研究一系列重要历史理论问题的热潮。在郭沫若和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努力下,新中国史学初步形成了发展规模。     

关于奴隶制经济的几个问题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五种社会形态中,奴隶社会是争议最多的一种社会形态。许多国家的古史分期问题至今没有解决,有的分期先后相距一千多年,比西欧整个封建社会时间还要长。三十年代,我国曾进行过社会史论战,虽然许多进步的史学工作者论证了中国曾经历过奴隶社会,但古史分期问题却至今仍众说纷纭。六十年代开始,国内外一些史学工作者对奴隶社会是人类社会发     

郭沫若就凉山彝族奴隶制问题致刘大年函写作时间及相关问题考

正刘大年"是新中国史学界第一代领导人之一。1952年2月,负责联系中国科学院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卫生处成立后,"中共中央宣传部在中国科学院成立思想改造学习党组,刘大年为副书记……党组下设思想改造办公室,刘大年具体负责办公室工作……刘大年主管全面工作,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在中国科学院学委会主任委员郭沫若领导下工作,一方面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学卫处指导下工作,即负责传达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意见,并找院长、副院长谈学习计划、意见等"。(1)从此以后,刘大年与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有了更多接触,他们有时也通过书信方式联系。王玉璞、朱薇编《刘大年来往书信选》上册共收录郭沫若来信15函(下册未收),其中致刘大年13函,致党组1函(1953年10月3日)、致陈寅恪1函(1954年9月30日)。在这15函中,最后一函写作时间认定为1957年2月25日,笔者认为有误。在搞清楚该函实际写作时间过程中,我们还能够知道以下三方面情况:一、著名史学家胡庆钧上世纪五十年代研究凉山彝族奴隶制的情况;二、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对凉山彝族解放前社会制度的看法;三、上世纪50年代中国的学术生态。     

评《新中国学案丛书》

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之际,学术界出现了一个学术史研究的热潮,其中,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推出的《新中国学案》丛书,特别引人注目。丛书共出版8种：王彦辉、薛洪波著《古史体系的建构与重塑——古史分期与社会形态理论研究》;     

中国古代始炼铁及秦人用铁考述

我国何时开始用铁,这一直是非常受学界关注的古史研究重大课题。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史学界讨论古史分期热潮中,何时用铁是争论焦点之一。那时在史学理论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学说是五种社会生产方式论,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而生产工具又被认为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     

凉山彝族古代建筑小考

彝族是我国一个人口比较多,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根据考证彝族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居住在西南地区,与其他民族一道,共同开拓了祖国西南疆土,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对缔造伟大的祖国作出自己的贡献。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是目前彝族最大的聚居区,有十七个市县,彝族人口有一百三十多万人。在昭觉、布拖、美姑、金阳、普格、雷波、甘洛、越西等彝族聚居的腹心地区,至今还保留着比较多的文化遗存,是我们研究彝族历史文化的珍贵资料。笔者在这里仅就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在复制彝族古代建筑过程中所接触的材料。谈一点看法,以供研究参考。(一) 彝族民居建筑的选地定点。凉山彝族解放以前,主要居住在高寒的山区,地势的高低悬殊很大,社会经济是农牧兼营,     

《读书杂志》与社会史大论战

20世纪三十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 ,是在中国社会陷入困境的情况下 ,引发的一场由对现实中国的社会性质的认识而溯源到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探讨 ,人们围绕古代社会性质 ,提出了种种意见和很多问题 ,影响到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古史分期讨论。论战中 ,《读书杂志》成为主要的论辩阵地 ,对推动论辩的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论辩中 ,人们初步尝试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 ,客观上扩大了唯物史观的影响 ,开辟了中国历史研究的新路径。但在尝试中 ,有得也有失 ,学者们进行了总结 ,为此后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的研究 ,提供了借鉴     

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在凉山的天空下

秀丽的泸山西坡，小城西昌有一座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这里是凉山彝族历史，民族文化的缩影，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与其他民族迥异的场面——     

论中国古史的氏族时代——应用长时段理论的一个考察

从社会结构的角度进行分析 ,中国古史的氏族时代应当是与编户齐民时代相对应的一个漫长的历史时代。它滥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 ,经过新石器时代到夏商时期有了比较充分的发展 ,至西周春秋时期社会上大量涌现宗族 ,氏族时代进入了新阶段 ,氏族时代在战国时期临近尾声 ,秦王政统一六国标志着氏族时代的终结。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可以启发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古史的一些重要问题。先秦时代的社会形态 ,与后世有很大差异 ,这些差异的形成原因为深层的社会结构形态所决定     

改革开放以来先秦史研究的理论模式转换

检阅新时期以来的先秦史研究,人们完全有理由为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所鼓舞。无论是在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先秦经济史、社会史、思想文化史、民族史等专题研究方面,还是在传统的夏商史、西周史、春秋战国史等断代研究方面,抑或是关于先秦古国史、地域文化史的研究,都是新作不断,成就不菲。但是在一片繁荣景象的背后,也的确存在某些隐忧,理论思考的缺失或弱化,就是一个值得警惕的问题。或许是厌倦了以往古史分期讨论的繁杂和空疏,也许是不想再固守社会形态思维的刻板和教条,人们大都表现出对于理论问题的不屑和怠倦。然而,理论毕竟是学术的灵魂,没有理论贯通的具体研究,终究会显得孱弱和苍白;没有理论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学术发展也不可能有根本性的推进。近年来史学研究中普遍性出现的碎片化倾向,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理论研究的弱化,已经成为制约先秦史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的瓶颈。历史研究不能逃避宏大叙事,先秦社会性质的判断也不应该缺失,这些都离不开理论思考。有鉴于此,本刊开辟三十年先秦史研究的理论反思专栏,以期唤起学界的理论兴趣。本期先行发表几位学者的思考成果,并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参与进来。是为盼!     

先秦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检阅新时期以来的先秦史研究,人们完全有理由为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所鼓舞。无论是在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先秦经济史、社会史、思想文化史、民族史等专题研究方面,还是在传统的夏商史、西周史、春秋战国史等断代研究方面,抑或是关于先秦古国史、地域文化史的研究,都是新作不断,成就不菲。但是在一片繁荣景象的背后,也的确存在某些隐忧,理论思考的缺失或弱化,就是一个值得警惕的问题。或许是厌倦了以往古史分期讨论的繁杂和空疏,也许是不想再固守社会形态思维的刻板和教条,人们大都表现出对于理论问题的不屑和怠倦。然而,理论毕竟是学术的灵魂,没有理论贯通的具体研究,终究会显得孱弱和苍白;没有理论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学术发展也不可能有根本性的推进。近年来史学研究中普遍性出现的碎片化倾向,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理论研究的弱化,已经成为制约先秦史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的瓶颈。历史研究不能逃避宏大叙事,先秦社会性质的判断也不应该缺失,这些都离不开理论思考。有鉴于此,本刊开辟三十年先秦史研究的理论反思专栏,以期唤起学界的理论兴趣。本期先行发表几位学者的思考成果,并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参与进来。是为盼!     

如何继承传统文化重建民族精神家园

检阅新时期以来的先秦史研究,人们完全有理由为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所鼓舞。无论是在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先秦经济史、社会史、思想文化史、民族史等专题研究方面,还是在传统的夏商史、西周史、春秋战国史等断代研究方面,抑或是关于先秦古国史、地域文化史的研究,都是新作不断,成就不菲。但是在一片繁荣景象的背后,也的确存在某些隐忧,理论思考的缺失或弱化,就是一个值得警惕的问题。或许是厌倦了以往古史分期讨论的繁杂和空疏,也许是不想再固守社会形态思维的刻板和教条,人们大都表现出对于理论问题的不屑和怠倦。然而,理论毕竟是学术的灵魂,没有理论贯通的具体研究,终究会显得孱弱和苍白;没有理论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学术发展也不可能有根本性的推进。近年来史学研究中普遍性出现的碎片化倾向,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理论研究的弱化,已经成为制约先秦史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的瓶颈。历史研究不能逃避宏大叙事,先秦社会性质的判断也不应该缺失,这些都离不开理论思考。有鉴于此,本刊开辟三十年先秦史研究的理论反思专栏,以期唤起学界的理论兴趣。本期先行发表几位学者的思考成果,并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参与进来。是为盼!     

先秦史研究的10个理论问题

检阅新时期以来的先秦史研究,人们完全有理由为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所鼓舞。无论是在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先秦经济史、社会史、思想文化史、民族史等专题研究方面,还是在传统的夏商史、西周史、春秋战国史等断代研究方面,抑或是关于先秦古国史、地域文化史的研究,都是新作不断,成就不菲。但是在一片繁荣景象的背后,也的确存在某些隐忧,理论思考的缺失或弱化,就是一个值得警惕的问题。或许是厌倦了以往古史分期讨论的繁杂和空疏,也许是不想再固守社会形态思维的刻板和教条,人们大都表现出对于理论问题的不屑和怠倦。然而,理论毕竟是学术的灵魂,没有理论贯通的具体研究,终究会显得孱弱和苍白;没有理论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学术发展也不可能有根本性的推进。近年来史学研究中普遍性出现的碎片化倾向,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理论研究的弱化,已经成为制约先秦史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的瓶颈。历史研究不能逃避宏大叙事,先秦社会性质的判断也不应该缺失,这些都离不开理论思考。有鉴于此,本刊开辟三十年先秦史研究的理论反思专栏,以期唤起学界的理论兴趣。本期先行发表几位学者的思考成果,并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参与进来。是为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