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斯基尔”与犹太社会——以启蒙视阈下的德国为个案

欧洲启蒙运动发生之后,德国犹太思想家马斯基尔以自由理性为旗帜,批评传统犹太教、发展世俗教育、提倡现代生活方式,引领犹太人走出隔都,对犹太社会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也留下了惨痛的教训,越来越多的犹太人背离了民族传统。从此以后,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成为犹太史上的核心命题。本文以启蒙视阈下的德国尤其是柏林为个案,探讨社会转型时期犹太思想家对传统社会的重创,分析犹太文化与现代主义、德国主流文化多重汇集之后,犹太知识阶层无所适从的精神困境,从而为研究现代化背景下少数族群的身份认同以及亚文化的存续与发展提供借鉴。     

德国的经验——以中学历史教科书为中心

二战结束后,德国寻求与欧洲国家进行历史和解,尝试与法国等西欧国家以及波兰等东欧国家共同编写中学历史教科书,其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但经过努力,在和解道路上取得了进步。将二战后德国修订中学历史教科书的政治框架和条件与1945年后的东亚局势放在一起比较,尽管东亚在过去20年间也出现了一系列就中学教科书开展合作的倡议,为何迄今仍没有出现与西欧相似的发展趋势?值得探讨。     

试论近代欧洲民族主义及其史学的浪漫主义渊源——以德国为讨论中心

近代欧洲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史学的产生,是浪漫主义运动在历史和政治领域的反映。浪漫主义对情感、历史连续性、独特性和整体性的强调,是民族主义产生的思想和情感基础。在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影响下,欧洲各国历史学家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命运进行深入的研究,形成了民族主义史学。浪漫主义对个体独特性以及个体与整体协调发展思想的强调,使早期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在根本上保持一致。     

五世达赖喇嘛与17世纪喀尔喀蒙古政局变动——以“名号”问题为中心

本文主要利用新近公布的蒙古文档案,结合相关的藏汉文史料,以喀尔喀蒙古的“汗”和“济农”号问题为中心,探讨五世达赖喇嘛在17世纪喀尔喀蒙古政局变动中的影响以及清廷治理蒙藏政策的演变,认为其结局是清朝势力进一步控制喀尔喀,直到1691年多伦会盟喀尔喀正式归附清朝.     

战后英美史学理论界关于“历史解释”与“历史叙述”的论争——以曼德尔鲍姆的批判为线索

"历史解释"与"历史叙述"的论争是英美分析派历史哲学关于历史知识性质的核心议题。首先,分析的历史哲学关于"历史解释"的讨论是对欧洲大陆历史主义传统中将自然(自然科学)与历史(历史科学)分成两撅的反叛,它摒弃了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历史认识"路径,聚焦于经验主义传统的"历史方法"。其次,分析的历史哲学关于"历史叙述"的讨论仍聚焦在"历史解释"的框架内,历史叙述本质上还是一种历史解释,这虽说与叙述主义历史哲学有交集,但已貌合神离。     

中国史学近代化的一个缩影——以“浙东学派”概念的构建为中心北大核心

“浙东学派”的概念产生于20世纪初,迄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关于其命名、性质、内涵及定义的研讨从未中断。清末,梁启超最早揭橥了近代学术意义上的“浙东学派”概念。((1))民国时期,又有章太炎、傅斯年、陈训慈、姚名达、周予同、张其昀、刘咸炘、何炳松、邓广铭、蒙文通、宋念慈、张寿镛、钱穆、李源澄、金毓黻等著名学人先后论及“浙东学派”。((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持续深化了对“浙东学派”的研究。纵观“浙东学派”百年学术研究,一方面成果斐然,粲然可观;另一方面,“浙东学派”研究史本身的积淀也殊为丰厚,作为学术史与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具备了多维的学术意义与价值。中国近代史学呈现复杂多样化的状态,中西史学碰撞、新旧学问争锋,彼此相互渗透、磨合,在缤纷融合中完成了近代化。“浙东学派”是梁启超提出新史学以后建构的一个概念,同时,因为“浙东学派”承载了诸多传统史学的学理与内涵,抱持不同治学取向的民国学者通过对“浙东学派”的研究来表达各自的学术主张——新文化的拥趸者希望以“浙东学派”为理,沟通中西,改造文明;文化保守主义者则试图以“浙东学派”为名,钩沉绝学,寻求传统学术的近代出路。无论贬斥抑或表彰、谬误抑或精准,各派学者的尝试与努力在客观上都促进了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转型。     

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商业社会”理论——以亚当·斯密为中心的考察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关于18世纪启蒙运动的研究发生了转向,苏格兰启蒙运动受到重视并成为热点。18世纪的苏格兰启蒙运动与法国启蒙运动不同,它是以亚当·斯密提出的"商业社会"理论为中心而进行的另一种启蒙。亚当·斯密改变了17世纪和18世纪一批思想家从政治的维度来思考现代社会的转型这一模式,而是从市场交换出发,论证了"商业社会"的道德基础,确立起了以"自利"为中心的现代道德观。在市场的观念下,"商业社会"的运行机制发生变化,整个社会以市场交换作为其基础与法则。而市场交换的前提条件和目的就是实现公正,由此带来了整个社会的自由、文明和繁荣。亚当·斯密的"商业社会"理论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其阐述了现代社会的基础,揭示了现代社会的基本特性,从而推动了现代社会的建立。     

白寿彝与20世纪中国民族史学的大众化历程——以白寿彝对回族史与伊斯兰教史的研究为中心

在20世纪中国民族史学的大众化过程中,尤其是在中国少数民族史的历史大众化进程中,白寿彝先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贡献与作用。如先生对回族历史与回族人物的史料搜集与整理,对回族与伊斯兰教关系的历史梳离与定位以及对回族史与伊斯兰教史的通史编撰等,资料详实,立意宏大,起到了对中国少数民族史的研究拓荒及历史传播之效。     

从“神话与历史”到“神话历史”——以20世纪“神话”与“历史”的关系演变为考察中心

"神话"进入中国学界后始终与"历史"相形相生。顾颉刚受民俗学的启发提出"疑古"口号,倡导多角度审视"神话"的独特性质,然"古史辨"极端派却将"神话"与"历史"完全剥离;钱穆、徐旭生等历史学家驳斥其"妄肆疑辨",认为神话传说中自有历史真实的因子;陈梦家、张光直等考古学家将神话学理论用于古史研究并取得新的进展。随着"神话历史"理论的提出,"神话"与"历史"经历了对立、交集、融合的百年发展,最终走向同一。     

历史记忆与历史书写——史学理论视野下的“记忆的转向”

西方史学理论自19世纪以来的发展演变是一个不断发生范式转换的过程。大约从本世纪初开始,西方史学理论进入了一个旨在调和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所谓后-后现代主义阶段。史学理论家已经在盘点后现代主义的后果:哪些方面仅是昙花一现,哪些方面具有永久的价值。"历史记忆"(也许还有"历史叙事")就是此类具有持久意义的论题。它既是后现代主义反对统一性追求多元性的必然结果,也因其排斥语言的经验在场性而可望成为后-后现代主义阶段进一步探讨的话题。彭刚教授在综合批判各种相关观点的基础上,通过口述史实践和古今中外的大量例证,对历史与记忆之间、记忆与真理和正义之间的复杂纠葛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和阐述。在作者看来,受当下关切、文化传统、社会体制、政治权力和语言驯化等因素的制约,记忆不免具有重构和诠释的特性,但也不应因此而全然否认其通向真实过往的可能性。此外,在利用记忆伸张正义和实现政治目标之间也需作谨慎的处理和把握。我们期待更多学者参与有关历史记忆问题的讨论。     

文化民族主义的经济、政治悖论——以德国“原生形态”文化民族主义为例

本文通过对“原生形态”文化民族主义产生的经济和政治基础进行分析后认为,德国之所以在当时没能给文化民族主义以充实的政治诉求,是因为经济的滞后和政治框架的残缺;德国文化民族主义产生的独特经济、政治基础是全球第一次民族主义浪潮之普遍性经济和政治基础的一个悖论。而无论是就整个世界而言,还是就各国内部而言,经济与政治发展不平衡是常态,所以文化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具有普遍性。对文化民族主义产生的机理进行全面研究,有助于采取措施对其加以积极引导、合理利用。     

历史语境下“四隅”概念的空间表达——以“西南”为中心

历史语境下“四隅”概念(西南、西北、东北、东南)在空间表达上存在的歧义,主要表现在:“四隅”概念可能是方位词所指向的方位表达,也可能是区域专名;就构词法而言,“四隅”概念包括偏正结构式的复合词和并列结构式的连接词两种形式,由此形成了“一隅”和“半壁”两种空间表达形式.从方位词向区域专名的演变路径来看,作为区域专名的“西南”并非始自“西南夷”.北魏迄至初唐的西南道行台等准政区的设置,对“四隅”概念演变为区域专名具有直接影响.     

二战后德国史学家对纳粹大屠杀的反思——以约恩·吕森“三代人”理论为中心

纳粹大屠杀以其历史经历的极端性打破了德国历史的连续性,并作为历史意义的断裂和历史创伤,打破了战后德国人的代际认同、集体认同和民族认同。黑格尔“命运的因果性”、兰克“内在的关联”等德国传统思想资源成为对纳粹大屠杀进行历史反思的思想和意识前提。作为当代德国具有代表性的历史学家,约恩·吕森提出德国人在战后反思纳粹历史的过程以1968年和1989年为界,形成了以参加战争及战后重建的一代、战后一代及战后二代这三代人的历史意识和民族认同取向为主导的嬗变过程。吕森以“命运的因果性”命题为核心来阐述战后德国人为纳粹历史悔罪的理论储备与精神机制,由此形成了第一代人的沉默、第二代人的道德批判和第三代人的历史化处理方式。“三代人”理论对纳粹历史反思的代际处理具有“理想型”和“形而上学罪责”的思维特征,其本身也是关于纳粹反思的学术性成果之一。     

德国对日本近代地方自治的影响——以格奈斯特、莫塞和山县有朋的地方自治观为中心

日本近代地方自治制度是以德国、主要是普鲁士为模本建立的,那么德国究竟对日本近代地方自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文主要通过对德国著名宪法与行政学者格奈斯特及其学生、协助日本近代地方自治立法的莫塞,以及日本近代"地方自治之父"山县有朋的地方自治观进行考察,分析其共同点与差异,从而总结出德国对日本近代地方自治的影响及日本近代地方自治的特点。     

18-19世纪的市场争夺:行帮、社会与国家——以巴县档案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通过清代巴县档案提供的诉讼案例再现了巴县行帮在自身组织化、市场争夺、行业规范中的作用,分析巴县脚力行帮组织化过程中官府、行帮成员以及由夫头等组成的"第三领域"之间的互动关系,揭示行帮与国家在城市地方社会建构中的作用。     

汉语“博物馆”、“博物院”的产生及使用——以19世纪外汉字典、中文报刊为中心

museum是西方近代文化的代表,近代博物馆知识、理念和思想传入中国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狭隘意义上的翻译问题,而通过考察museum一词在19世纪的翻译及使用情况,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见博物馆知识早期传播的景象。在museum及其对应西方词汇的翻译过程中,中西方人士均参与其中,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天主教传教士、林则徐及其翻译班子等都是其间最重要的推动力量。通过对19世纪外汉字典的研究发现,至1844年,museum一词后来被广泛采用的"博物馆"、"博物院"两种汉语译名均已出现,但在这一时期的中文报刊中,"博物院"一词的使用频率要远远高于"博物馆"。同时,将museum翻译为"博物院"的译法也逐渐被晚清时期的中国士人广泛采用。由此,museum这一西方文化的舶来品完成了其本土化的第一步。     

20世纪30年代城市居民的疾病与死亡——以南京、北平、广州为中心

本文根据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编印的《统计期讯—卫生》,围绕着死亡疾病类型和死亡者的身份属性、职业背景以及生理年龄,考察20世纪30年代的南京、北平和广州城市居民的疾病与死亡问题。文章认为从死亡疾病分析,20世纪30年代南京、北平和广州居民的死亡疾病涉及到传染性疾病、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心脏系统以及神经系统等诸种疾病,其中一些非传染性疾病或者非法定传染性疾病的威胁较大。从死亡年龄与职业分析,南京、广州和北平三地居民死亡年龄分布情况虽然存在地域性差异,但是死亡年龄主要集中在0—1岁、1—4岁、40—60岁和60岁以上的年龄段,不同年龄段所染患疾病也表现出一定年龄特征;职业差异对城市居民健康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文章认为,这些事实逻辑实际上是提醒我们要谨慎对待目前这一领域的某些认识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