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在墨西哥经营保皇党产惨遭“滑铁卢”

正对于康有为的研究,迄今为止,一般的研究者多着眼于他在政治和学术思想领域内的建树,特别是他在1898年"戊戌变法"中所发挥的作用及提出的种种政治改良主张。但康有为对工商实业不遗余力地提倡和推动、在流亡海外期间更是身体力行,这些都是他毕生提倡的改良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有的研究对康有为在海外流亡期间的活动关注不足。"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16年,足迹遍及四大洲、共31个国家,     

康有为、梁启超论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

康有为、梁启超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主将。他们在宣传维新变法的主张时,常引据外国历史昭示中国的发展前途,上醒皇帝,下喻百姓。印度是他们常提到的国家之一。康有为著作中讲到印度的约有84篇200处,梁启超有近100篇200多处。这样多地讲印度,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印度的情况和中国有很多共同点,“举印度之事警中国”很有说服力。尤其重要的是,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康     

康有为对《列子》的解读

康有为对《列子》爱不释手,在讲学时讲授《列子》。这使康有为对《列子》具有自己的独特定位,对《列子》的解读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维度展开,使《列子》的内容丰富而立体地呈现出来。透过康有为对《列子》的解读,既可以体会康有为的国学理念,又可以窥见《列子》的近代视界。     

康有为保皇立宪反对革命与民主共和之原因

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一方面使得康有为希望借助孔子的权威来减小改良的阻力,加强与封建士大夫的合作;另一方面他并不希望在摧毁整个封建制度的前提下来推行民主改革。而康有为的忠君思想和对光绪皇帝的期望,以及对知遇之恩的报答,更加促使康有为坚持保皇立宪,反对民主共和与革命。     

康有为的晚年生活

康有为作为政治上的失意者,晚年生活倍显凄凉;作为一代学人,在某些学术问题上又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康有为的晚年生活》和《听康有为先生谈书法》两文讲了他晚年生活和对书法的见解。     

康有为偷书

<正>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仍坚持改良立宪主张,决心保皇。晚年时,因复辟梦想不能实现,康有为不免萧条悲凉,转而沉溺于收藏书画古董。他漫游各地搜罗藏品,所到之处,书画古董屡遭窃获。当时报章上常披露他在什么地方偷走了一批书画或古董、在什么地方又捆走了一大包书的消息,一时其"偷书贼"之名,世人皆知。     

稀见的苏北反缠足文献

妇女缠足是中国古代摧残妇女肢体的陋习,古代有不少有识之士反对缠足。光绪朝后,由于内外形势突变的影响,反对缠足逐渐形成社会热潮,成为社会风俗改良的重要内容。光绪九年(1883),康有为在广东南海,与开明士绅倡议开"不缠足会",康有为并撰有"戒裹足会启"。光绪二十一年,康有为与康广仁在广东成立"粤中不缠足会",使"粤风大移"。光绪二十四     

自立军起义的一份原始材料——丘菽园家藏康有为等信件评析

1900年由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是中国近代史上革命与改良分野前的一件大事。由於史料零星、档卷鲜见,以致有些问题难於判断。丘菽园是捐款资助自立军最多的新加坡华侨,他的後人至今保存了自立军起义前後的一些原始材料,以之与自立军有关的日本所藏《井上雅二日记》校读,不但可以纠正晚近史书的记载有误,而且对自立军起义前後的孙中山、康有为关系等提供了新的素材。     

康有为晚年的隐居生活

<正>康有为,1858年生,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1888年10月,鉴于民族危机深重,他第一次上书清帝,建议变法,并提出改良主张,以图国强。1890年至1893年间,康有为在广州聚徒讲学,培养维新力量,致力变法维新。     

试论康有为的民族观

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在甲午中日战后预感到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曾呼喊过要“救国安邦”。但因为他的“发愤爱国”则始终和他那个不要根本改变封建制度而可以发展资本主义、安定国家内部局势的宗旨联系在一起,因此他的言行基本上未能跳出“君主”一家一姓的正统观念。在百日戊戌维新变法时期,他呼喊要“救亡图存”,并有意识地做了不少提高人们民族意识的工作,但由于阶级立场的局限,他始终脱离广大人民群众,因此在实践上并无多大作为。百日维新变法失败后,康有为由北京逃往上海转香港,又离港赴日本与梁启超一起拒绝了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争取。不久,康有为赴加拿大,鼓吹“今日国势危急”“惟我皇上圣明,乃能救中国”。为了争取光绪皇帝垂掌政权,康有为不仅运动英国政府干预中国内政,扶助光绪皇帝东山再起,而且还在加拿大组织保皇会与革命派抗衡。康有为、梁启超把救国的希望寄托在光绪皇帝的复辟,然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当整个汉族地主阶级都已经与清朝满族地主阶级联合起来维护封建经济基础和政体的时候,康有为的希望只能是空想。因此,他高喊一阵子的改良主张,既失去了资产阶级的     

压力下的辉煌──《俄国彼得大帝的欧化改革》

压力下的辉煌──《俄国彼得大帝的欧化改革》陈雄章研究俄国总避免不了牵涉到彼得大帝，可以说，对彼得大帝的研究是史学研究的重心之我们中国人对彼得大帝并不陌生，自清末王树栅和康有为分别写下了为维新派鼓劲的《彼得兴俄记》，《俄罗斯彼得变政记并序》之后，国内先...     

康有为的边疆建设方略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康有为从今文经学出发,力主君主立宪和"五族合一",进行近代中国的国家建设,其中边疆建设方略是有机构成部分。康有为在世界格局中认识中国的边疆危机,把握了外藩边疆、内属边疆和内地的联动关系,洞察到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海疆的互动,主张变法新政要在边疆优先实施。边疆建设成为近代中国大势所趋的一个内在动力。同时,康有为亦清醒地认识到,在通往大同的道路上,去除边疆的民族社会界限最为困难。边疆建设一直是康有为历史世界的重要支点。     

康有为西安“盗经”

康有为西安“盗经”，事情要从1923年10月说起。这年的深秋时节，康有为受陕西督军刘镇华之邀，风尘仆仆来到九朝古都西安。在这座古老的城市里，康有为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刘镇华特意将中州会馆粉刷一新，以备康有为下榻。     

戊戌时期康有为与光绪帝

康有为《戊戌奏稿》作伪,康著《我史》(即《康南海自编年谱》)和梁启超著《戊戌政变记》多有夸张,然而,从今存《杰士上书汇录》和康有为、梁启超的多部著作进呈本,仍能清晰地看到康有为与光绪帝之间的思想交流。光绪帝采用了康有为的建策,5次保全康有为,并在百日维新的后期,准备设立懋勤殿以安置康有为。康有为仍是戊戌变法的主要推动者之一。     

《教学通义》中所杂糅的康有为后来的经学思想

人们多承认康有为的两考受过廖平的影响,而少有人注意到康有为后来对《教学通义》的修改,也多出于廖平的经学。可以肯定的是,《教学通义》中《春秋》以后的部分,较多地杂糅了康有为后来的经学思想,其内容多出于廖平经学前二变,也有受廖平经学第三变影响的痕迹。有的论著虽然指出《教学通义》受到廖平经学的影响,却语焉不详,且不准确;有的论著则强调康有为前后思想的连贯性,不承认《教学通义》受过廖平的影响,但列举的证据或者是出于误解,或者完全是虚构。如何评说《教学通义》的思想与廖平经学的关系,是一个带有方法论意义的问题。     

康有为与"真奏议"——读孔祥吉编著《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

我一直很坚定地认为,在孔祥吉先生的所有研究中,贡献最大者为对康有为变法奏议的寻找.这首先表现在他于上世纪80年代发表的杰出论文;<乙未丁酉间康有为变法条陈考略>、<康有为戊戌年变法奏议考订>、<<上清帝第三书>进呈本的发现及意义>;后又表现在他于90年代出版的重大成果;<救亡图存的蓝图;康有为变法奏议辑证>(以下简称<救亡图存的蓝图>).     

康、袁交往与戊戌维新政治格局

康有为、袁世凯在戌戌维新运动的前期,即酝酿期,其思想和行动基本上是一致的。康有为频频上书皇帝的同时,袁世凯向光绪皇帝上了一个13000字的条陈,还向当国的翁同稣连连上了两个说帖。他们殷切希望朝廷迅速变法,挽救民族危机。这一时期。康、袁间的交往与合作是愉快的,他们思想及行动上的一致性,有利于维新运动的迅速开展。戊戌维新运动的后期,即实行期,在怎样变法的问题上,二人又有着明显的差异。在变法的力度和范围问题上,康有为主张大变、全变,并把政治改革作为变法的关键。袁世凯力主变法,变法范围限定在军事、经济等方面,反对政治改革。在变法的方法和步骤上,康有为主张由上而下,先从中央政府开始,凭借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而雷厉风行。袁世凯则认为,变法应由下而上,先地方后中央。二人思想上的不同导致了行动上的分离,袁世凯早已从康有为变法阵营中游离出去。而康有为不察,不能不说是一大失误。对于袁世凯告密,我们在谴责他政治品格恶劣的同时,忽略了他和康有为思想上的差异。     

康有为澳门创办《知新报》

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早年为宣传变法而创办了“一会三报”，即强学会、《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强学报》。其时，康有为十分看中报纸的特殊功效，他在上光绪皇帝书中，多次提到“设报达聪”的建议。他以为欲变法，非开通民智不可，而欲开通民智，亦“非有报馆不可”。为此，他倾注极大精力开设报馆，倡言变法。在《万国公报》发行不久，康有为即称“报开两月，舆论渐明”、“识议为之一变”、“渐知新法之意”，言辞间不无得意之神色。然而好景不长，康有为京城之举很快便引起了封建顽固势力的强烈不满，而这股势力的总后台…     

梁启超的政治自期及悲剧

正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他的思想日趋激进,言论明显倾向革命,并开始了与孙中山的密切交往。其师康有为持坚定保皇立场,对梁启超的激进很是不满,教导训诫梁启超的书信有数万言之多。于是,梁启超也开始有些担心革命的破坏性。革命,梁启超所欲也;改良,亦梁启超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于是,在我们看来,对梁启超来说,选择革命还是改良,是一个很难回答而又不得不回答的问题。     

康有为设制度局思想试析

康有为在1898年初的第六次上书《请大誓臣工开制度新局折》里首次提出设制度局的主张后,在以后的变法过程中,他又反复强调这一主张,并努力付诸于实践。所以,设立制度局,是康有为进行变法维新的重要主张之一。如何正确看待康有为设制度局的主张,是研究戊戌变法运动史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此,我愿提出个人一些粗浅的看法,以求教于史学界的同志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