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

50岁以上的人都知道,在60年代初,史学界围绕“历史主义”问题展开过一场波及整个理论界、学术界持续几年的重大争论(或论战)。《历史研究》在这场争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我当时正负责该刊编辑部工作。引起广泛关注的范文澜的反对放空炮,蔡美彪评论农民战争史研究的论文,宁可论历史主义的两篇文章,是由主编黎澍约写,由我负责编发的。后来某些人利用历史主义问题大作文章,在史学领域搞“文化大革命”,翦伯赞被迫害致死,黎澍被打倒,许多历史主义的主张者横遭摧残,我也受到牵连。正因为     

我对方志性质定义的新表述

<正>我一直认为方志的性质是“资料性著述”,写过一篇名为《地方志是资料性著述》(载《方志天地》1989年第4期)的文章。我虽然简洁地称地方志是“资料性著述”,但也认为,要给地方志下一个完整的科学的定义,还需要在前面加上一些限定词,来进一步说明资料性著述。在《新方志学理论的基石》(载《方志研究》1992年第5期)一文里,我把方志性质     

藏獒故事

正在青海东奔西颠,突然接到《西藏人文地理》杂志的约稿,第一个反应就是拒绝。2005年我写了《藏獒》,2006年写了《藏獒二》,2007年又写了《藏獒三》。关于“藏獒三部曲”的构想已经完成,掐指算算,也有100万字了。精彩的体验深刻的都写过了,在这100万字之外,我还能讲出什么关于藏獒的新故事来？但我这个人是海拔越高脑子越清醒,坐在去海北草原的车上,想着我过去的生活,渐渐便凸现了几件不曾在“藏獒三部曲”中写过的有关藏獒的事,那都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往事了。     

乐在文海问苍生——记著名作家赵范奇

他本身就是个摇笔杆子的人,写总结、写新闻、写小说,还给别人写讲话稿,“一把刷子两边用”,我实在不知如何写他才好,考虑了许久,仍是迟迟没有动笔。可是在我即将编辑出版的《朋友》一书中,写了那么多的文化人,又怎能没有他呀？加之我们是货真价实的朋友,而且“友龄”也有20年了啊!     

几个与我父亲周楞伽有钱财纠葛的文化人

周全平是创造社的小伙计,“左联”执委,是我父亲的堂兄。1929年他在上海老西门开了一爿西门书店。我父亲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白烧》送去给他审阅,他看后认为写得相当成功,决定以新兴学丛书的名义出版,其一是郭沫若的《沫若小说戏曲集》,其二是柯仲平的长诗     

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和史学著作

一部未完成的中国古代史专著《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 ,是傅斯年先生生前未能完成的一部讲中国古代史的专著。据他自己说 ,到民国二十年 (1931年 )夏 ,“写成的将三分之二矣”。他在《夷夏东西说》的前言里说 :“这一篇文是我在‘九·一八’以前所作《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中的三章。这一书已成之稿 ,大致写在‘九·一八’前两年至半年间。这三章是 (民国 )二十年 (1931年 )春天写的 ,因时局影响 ,研究所迁徙两次 ,我的工作全不能照预定呈规 ,所以这一书始终不曾整理完。”在《周东封与殷遗民》的“前言”里 ,他又称此书的书名为《古代中…     

我所认识的“皇亲国戚”

<正>“亲王溥杰”和《流浪王妃》我最早认识的是末代皇帝溥仪的亲弟弟“亲王溥杰和王妃浩”。记得那是1984年初冬，中国作协和中国文联在沙滩北街2号、北大红楼后面的地震棚里办公。一位朋友对我说：“有一本书，是溥杰的妻子嵯峨浩用日文写的，想译成中文出版，溥杰委托李文达（溥仪《我的前半生》的执笔者、作家）代理翻译出版事宜，李先生托我问你想不想译？”我说：“我不认识李先生，他怎么会找我？”     

从主人公五龙的形象看苏童《米》的新历史主义特质

大约从1987年到1992年,中国新历史主义小说发展到了全盛时期。这一阶段的作品,历史纵向的流程被碎片化、空间化,显现出"超越历史""寓言化"的特征。苏童小说《米》是新历史主义小说全盛时期的代表作品之一。本文将从小说的主人公五龙的人物形象分析入手,简单解读《米》这部小说所体现出的新历史主义特质。     

道路,风筝,罗兰·巴特和灰烬计划

对上海,我曾经写下过许多和我并不相关的文字。一座舞台般的空城,街上阒无一人,房子陌生。我梦中看到的上海永远如此。的确有点刻意,连潜意识也中了毒。1998年写《老上海》,最先是图片诱发了我,观察、援引、讽喻紧随其后。我在图片里倘佯,竭力修改梦中所见。那时候,许多人迷上了“上海考古学”。我觉得我有必要同他们划清界线。一年以后,我在《地图与肖像》中徒劳地辩解道:我写上海,“不是出自热爱,或不合时宜的怀     

聆听曾卓老师的教诲

1992年,我在《武汉晚报》的副刊“夜明珠”上,发表了题为《留下》的新诗一首,当时有一位女读看了以后。她约我到汉口民生路口的工艺美术陈列馆一叙,见面后。她赞扬了我写的这首新诗,接着又说：“你要有一位名家指点指点,那就更好了。”我问：“你     

我所了解的遇罗克冤案

1980年6月《新时期》第四期刊登了我写的《逆风恶浪中的雄鹰──遇罗克》一文。随后,《北京日报》又全文登载这篇文章。凭心而论,写这篇文章完全是出自内心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义愤。近二十年了,写文章接触到的那些触目惊心发人深思的材料,至今仍历历在目。遇罗克母亲的一封来信1978年11月15日,我在《光明日报》发表《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第一个为《海瑞罢官》平反。文中在批驳“四人帮”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没有冤案”时,写了这样一段话：“冤案就是你们这些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制造的,今天我们就…     

问一个记录中国变迁的美国非虚构作家--迈克尔·麦尔：越了解外面的世界，越知道中国小村庄有多特别

P：为什么会对中国东北感兴趣,甚至跑到大荒地村住两年就为了写一本书？ M：我是1995年作为“和平队”的志愿者来到中国四川的,两年后到了北京。写上一本书《再会,老北京》时,我住在大栅栏的胡同里,还在大栅栏小学当老师。学校里一些学生不能在北京参加中考,小学毕业就要回到家乡生活。我很好奇他们都去了哪里,所以想了解中国乡村的变迁。但我并没有找到相关的书．就想自己去写一本。大荒地村是我妻子的家乡,那里生活着她的一些亲戚．     

答编辑问

编辑:您写的《改革动摇不得》一文发表后,在海内外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各种议论都有。我想请问您几个读者感兴趣的问题。首先,您为什么要写《改革动摇不得》一文,有什么背景? 答:2006年,是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的30周年,也是我主持撰写“皇甫平”系列评论呼唤深化改革的15 周年,同时义是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去年(2005年)11月底,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旗下的《世界》月刊执行主编姚献民先生,前来找我,写了一     

马丽华发现青藏高原科学之美

马丽华穿着灰色外套,精神矍铄,卷发随意用发箍盘在头上。秋末冬初,北京怀柔新i J新小镇住处,她正忙着修订书稿。在西藏工作过27年的马丽华,曾在诗集《我的太阳》中,写过这样的句子:“听说在小小的地球之上,有一片大大的高原,是谁招呼了一声:人往高处走!这一群人,就这么来了。”     

《受活》与新历史主义

作为一种新的文学观和新的文学批评方法,新历史主义传入中国后,许多作家开始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理论探索与创作实践。其中,《受活》便是对新历史主义创作方式的一个大胆实践尝试,同时也是对这一理论方法的有力质疑与反省。本文拟从《受活》的历史文本性与《受活》的新历史主义质疑两方面试探二者之间的关联。     

我记忆中的印刷厂排字房

1946年,我在汉口统一街一个叫“辅仁”的教会小学读书,课余喜欢到交通路的书店看书,在街头看报。当时报纸不少,其中有一张《武汉日报》,它只有一个文艺副刊“鹦鹉洲”是我喜欢看的。第二年,我来到宜昌,不久就失学了。仍然喜欢在书店看书,在街头看报,居然发现宜昌也有一家《武汉日报》,是汉口《武汉日报》的分社。一天,在报上看到一则广告,说“本报排字房招考‘练习生”’。我走进去了。里面的人让我用毛笔写了一篇自传,录取了,从此走进了排字工人行列。     

再论萧关的地理位置

1981年,我在《文献》第8期上写了《萧关位置辨》一文,针对一些学术著作中关于萧关位置的说法作了辨析,指出了萧关在甘肃环县西北说是不能成立的,并认为古文献中关于萧关在宁夏东南30里是正确的。近年来,不少从事地方史志研究的学者,对萧关的地理位置作了深入的研究,提出很多新的说法。如萧关在宁夏固原县南的三关口说、瓦亭说、牛营说、开城说等。①还有一个最有影响的说法是萧关在今甘肃环县城北。《西北史地》1997年第1期刊出的《“北萧关”考——兼证萧关原址在今甘肃庆阳地区环县城北二里》(以下简称“环县说”)一文,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近现代文献中隐形字迹的发现破译与保护

一、隐形字迹是传递机密信息的特殊方式在《陆定一传》第51页,有这样的记述“这些信件稿,有的是明写的,有的是密写的,密写的方法常常是把一本线装的旧小说拆开,用五倍字写在背面,收到后用碘酒一抹,字迹就显示出来了。”在《我的父亲邓小平》第172页这样写的:“从     

象祠遗址寻觅记

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在一次集会上有人提到《古文观止》里收有王阳明在贵州时写的《象沉记》。我听后暗自一惊,《古文观止》是我喜欢的书,曾经熟读过里面的许多文章,但却对《象沉记》毫无印象。吃惊之余自然是赶快找出书来查阅了,结果大有收获：该书共收入王阳明文章三篇,其中有两篇是在贬居贵州期间所写的。除了《象沉记》,还有一篇名为《房旅文》,作者抱着极大的同情心,写了来自京师却暴死于“龙场驿”附近的小官吏主仆父子三人。该文写于正德四年。《象沉记骰有注明写作时间,按王阳明滴居贵州的时间推算,当成文于正德二年至五…     

编读窗

我是《炎黄春秋》的忠实读者,这次看到2014年第1期的《“毛主义”对现实政治的影响》一文,觉得作者写得很棒!看文风,我原以为是西方记者所写,客观、理智、公正,结果是我们自己的记者所写,佩服!不过有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就是第61页出现的“根红苗正”这个词,我过去也常常这么写,甚至在自己出版的一本书《我的同龄人》中也这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