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以"物"为载体的信息传播:局限、困境与对策

博物馆传播的是依托实物重构的信息.当前,以观众为中心的认识论偏差,以及立足物及其研究进行的多元阐释的耗时耗力,导致了 一部分博物馆出现信息传播的错位和偏向.以"物"为载体的博物馆信息传播的局限在于难以阐释隐性信息以及难以还原真实的历史,造成博物馆传播的信息无法与过去、现今等未知领域,与观众的需求和兴趣以及与观众整体的感知觉相适应.为弥补信息传播的局限,博物馆应重视物及其研究,满足不同物的差异化阐释需求,策展人保持价值中立等.为突破信息传播困境,博物馆应重视对物、人和传播手段有机组合的阐释,提升传播的信息与观众的相宜性等.无论如何,博物馆应坚持以"物"为载体的信息传播的主流方向.     

中国古代人际传播思想中的关系假设

人际传播是人与人之间的意义创造和意义关系的交流.它因人们的交往关系而存在并运用于交往关系之中.关系总是同传播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不可分割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关系假设无所不在.正是这些建立在通常假设意义的核心基础之上的"关系"理论造成中国古代乃至现代华人社会信息传播的隐蔽性.因此,只有研究维系中国古代人际传播秩序的关系假设,才能正确诠释"仁"、"礼"、"忠恕"、"和为贵"等传统思想范畴在古代人际传播过程中的意义.     

论民俗艺术传播的“意义空间”

在媒介的发展推动下,民俗艺术传播的"意义空间"发生了衍变,从着重于文化共享过程与风俗传承认同的初始意义,渐变为由媒介科技化介入之后的被表述、被干预的意义呈现。通过现代媒介传播的民俗艺术能够被媒介能动地反映与创造,而媒介技术的影像传播也造成了民俗艺术传播现场感的缺失与人际交流的淡化,媒介科技化与民俗艺术传播的互动关系将进一步促进关于民俗艺术传播"意义空间"的探寻、阐释与反思。     

传播学视角下的文学旅游资源开发研究——以秦皇岛为例

文学旅游既是一种经济活动,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的传播活动,本文拟从传播学的角度,以传播过程中的三个重要因素——传播主体、传播受众、传播内容为切入点,结合蕴含着丰富文学旅游资源的秦皇岛个案分析,探讨如何加强文学旅游过程中传播的有效性,从而为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整合提升提供一种策略参考。"一切能造就吸引力环境,能为旅游业所利用,并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因素"都可以被称为     

从方志记载的辣椒地方名称看辣椒在中国的引种传播

辣椒传入中国已有400余年,在栽培传播过程中,辣椒获得了40余种地方名称。现对中国方志记载的辣椒地方名称进行梳理,对其记载时期、覆盖区域范围等进行分析后发现:"番椒"和"秦椒"是最能体现辣椒传播扩散过程的地方名称;从世界范围看,辣椒传入中国是迁移传播,在中国本土的传播扩散具有扩展扩散的特征;早期,辣椒传入中国形成了两个主要传播中心,即北方地区以陕西、河北、山东为中心,南方地区以福建、广东、台湾为中心。     

从敦煌本佛教灵验记看佛教的传播技巧

佛教自汉代入传中国以来,通过不断发展最终形成了有别于印度佛教的中国佛教。期间,佛教弘法者针对不同阶层的受众采取了"分众传播"的策略。敦煌本佛教灵验记恰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的传布佛法的"宣传案例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佛教传播的原貌、见证了佛教的传播过程。因此,以敦煌本佛教灵验记为核心分析佛教的传播技巧,或可有益于中国佛教传播史的研究,并有助于宗教传播史的发展。     

“感动中国”的传播心理学研究

本文从传播心理学的角度对"感动中国"这一精神品牌栏目进行研究。"感动中国"自2002年播出以来,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在学术界也引起了高度的关注。但是,从传播心理学角度对精神品牌栏目进行研究的还很有限。因此,本文从全新的视角,以相应的传播心理学效应以及榜样与受众的行为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并给出启示。     

文化下乡:公共文化传播的强农逻辑与服务路向

我国公共文化之间的区域"鸿沟"和城乡间"二元结构"的存在,致使文化下乡的强农逻辑贯穿于以公共文化服务为切入点的文化传播进程中。目前,农村公共文化传播的强农逻辑表现出文化传播与农户需求的三重张力,即文化政策的推行与农户需求的脱节,传播媒介的嵌入与文化政策执行的异化,村落共同体的解构与城镇化的冲击。对于传播媒介的服务路向而言,有必要理清"三农"信息与政府服务传播的互动关系,依照农民的职业分化进行传播内容的更新,逐渐拓展多元媒介的宣传渠道,凸显"文化下乡"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战略地位。     

“中华文化的跨境传播:海外华人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3年12月16—17日,由厦门大学历史系举办的"中华文化的跨境传播:海外华人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厦门举行,来自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及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两岸三地的20余名学者与会。会议围绕中华文化跨境传播的路径、方式等议题展开。(一)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路径与方式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梁元生以儒学在海外传播为切入点,通过对港台"新儒学"、"新加坡儒学"及"波士顿儒学"三者进行比较,认为港台"新儒学"是继承的典范;"新加坡儒学"是整合的典范;而"波士顿儒学"则是创新的典范,并由此引申出对"文化迁徙"与"跨境传     

博物馆观众:积极发言的行动者——2017“浙江大学博物馆认知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侧记

2017年4月10—11日,"浙江大学博物馆认知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浙江杭州召开,近40位来自国内外的学者以及博物馆从业人员进行了口陈报告,从博物馆观众认知特征、博物馆传播理论、博物馆策展与设计实践、观众研究与评估和新社会形势下的博物馆使命五个方面,就"博物馆认知与传播"问题展开解析。博物馆传播的核心是观众,因此,博物馆需要更多地关注观众的认知特点与偏好,并以此为基础探索传播方式与策略,让观众真正加入到传播的过程当中来,成为博物馆的合作者、积极发言的行动者,而不是被动的接收者。这次会议为日后的博物馆发展提供了一些借鉴,希望能够促进更多的相关研究和实践。     

关于本刊内容网络传播权的声明

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更好地维护广大作者和读者的利益,本刊声明如下:一、自即日起,所有作者向本刊投稿的同时即将该稿件的网络传播权一并授予本刊。     

跨文化传播中网络媒体所扮演的角色——以“洋节热”现象为例

现今,跨文化传播活动大量借助于网络媒介,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深入",洋节热"就是文化"西进"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网络新媒体发挥了巨大的推动的作用,但同时网络跨文化交流的缺点也暴露出来。在文化竞争与融合的时代,民族传统文化应保持一种宽容进取的姿态,并有效地利用网络资源进行跨文化传播。     

“非遗后时代”传统民俗的生存语境与整合传播——基于泰山东岳庙会的考察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由"重申报"转为"重保护"阶段的"非遗后时代",传统民俗面临着信息传播的"全媒体转向"和当代文化的"视觉转向"这样的传媒生态。要在传统和现代、世俗与神圣、地方性与全球性、文化建设与产业发展等诸多对立统一的存续要素间获得更好的发展,"非遗后时代"像泰山东岳庙会这样的传统民俗必须顺应媒介化社会的现实语境,应和全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全媒体转向"和当代文化的"视觉转向"这一传媒生态,以提升社区参与度,从传播内容、传播主体和平台、传播形式等层面进行更为多元的整合传播。     

地市媒体民生新闻建构策略

地市媒体由于技术和人员的限制,在传播民生新闻时存在不同程度的欠缺,表现为"传者本位"、庸俗琐碎、态度隔膜等。在"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新三民主义"时代,切身体验生活,提供参考架构是地市媒体记者们应该考虑的民生新闻有效传播途径。     

他乡之神:宋代张王信仰传播研究

宋代民间信仰世界出现的重要变化之一,是部分神祇挣脱"祭不越望"观念的束缚,到外地建立行祠。两宋之交政治、经济、交通网络等方面的变动,使张王信仰的传播路径发生了重要变化,以临安为中心的东南地区出现张王信仰传播的热潮。东南地区的商品经济发展只是张王信仰向外传播的隐性因素,一些转任各地的官员、士人和释道人士是推动张王信仰传播的主要力量,朝廷的态度在其中则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试论博物馆传播与社交网络“意见领袖”——以微博为例

社交网络是新时期最为快捷、广泛的信息传播平台,其功能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利用,也成为很多博物馆实现信息传播的重要选择。社交网络中,有一些知名用户由于其强大的影响力,他们关注时事,引导舆论,成为不可忽视的传播力量,很好地扮演了"意见领袖"的角色,同样也成为了博物馆应该加以重视和借鉴的优势传播资源。在未来的发展中,思考如何利用好这些社交网络中的"意见领袖",构建合理的合作模式,促进自身信息传播,对于博物馆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清末船山思想的传播及其特点

近代船山思想资源的开发,不仅体现在对船山形象的塑造上,也体现在对船山思想的传播上。1895年以后,船山在报刊杂志中的曝光率与日俱增,极大地提升了在大众中的知名度。大众媒介中的船山,是经由传播者重新解读、赋予特定内涵的船山,具有明显的加工改铸色彩。在传播方式上,既有学理的剖析,更有通俗白话的解读;既有论说、诠注,也有诗歌、小说。在传播内容上,侧重于王船山的民族气节与攘夷思想,以船山史论振起国魂,以船山《黄书》凝聚黄帝魂,将船山思想通俗化为"攘夷的道理"与"攘夷的法子"。在传播对象上,则由传统士大夫转变为青年学子与社会大众。船山思想经由新媒介而传播到民间,成为清末思想启蒙运动的重要资源。     

穿行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贵州新学——《新学入黔：贵州近代教育的源流与发展》序

近代"新学"的传播一方面与"西学"的挑激与引进有关,一方面也与儒家传统内部变革思想的高涨紧密相联.就"新学"入黔并逐渐本土化的具体过程而言,无论国家权力系统或地方知识精英,都发挥了主导性的范约作用,并构成了错综复杂的知识格局.严修、李端菜、张之洞、粱启超四人,虽然他们最终的价值选择不尽相同,但均一度徘徊或游离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直接间接地影响了黔地"新学"的传播,值得以个案的方式认真加以研究.地方精英华之鸿创办文通书局,在"新学"的传播史上可说是厥功甚伟.抗日战争时期大批外省高校内迁贵州从事讲学科研活动,则标志着地方文化的现代性转型进入了"质"的飞跃发展阶段.     

实效来自何处:革命战争时期与当下思想政治教育比较——基于传播学视角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从传播学的视角看也是一种传播的过程,传播学的理论对于提高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重点分析了在传播学视角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作为传播主体的中国共产党的信仰与形象、作为传播对象的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与需求以及传播环境等对思想政治教育实效的影响。     

李大钊对早期马克思主义“校园传播”的历史贡献

马克思主义从被"附带涉及到",到后来在中国广泛传播,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这与李大钊是密不可分的,正是由于李大钊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历史贡献和作用,因而在思想界的先驱者中享有了"南陈北李"的崇高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