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都督诸州军事与其所领将军职的关系探讨

东晋国家设置的都督诸州军事与将军职有密切的关系。实际上,将军职是都督诸州军事任职的必要条件。东晋都督诸州军事与将军职的结合表现出明显的多样性,并且也呈现出复杂性。由于都督诸州军事与将军职结合的密切,因此将军职可以体现都督诸州军事的地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现都督诸州军事的等级,可以表现国家对都督诸州军事的表扬和惩处。都督诸州军事与将军职的密切结合,就使其军事职官的特征更明显了。     

西晋永嘉、建兴年间都督诸州军事制度探讨

西晋永嘉、建兴年间,继续在全国重要地区设置镇戍区,由都督负责镇戍区的防卫。但是,由于西晋末的政治、军事形势十分复杂．因此这一时期都督区和都督的设置,出现了不同于建国初年的较大变化。为了挽救日益深重的政治危机．西晋政府除进一步扩大都督的军事权力外,还相应增加了都督的行政权力。但是。随着各地方都督势力的衰落及其离心力的加强,西晋末年的都督诸州军事制度不仅没有巩固王朝的统治,反而加速了它的衰落与灭亡。     

东晋征讨都督探讨

征讨都督是在西晋末年出现的。在东晋时期,征讨都督为当时国家广泛使用,并且,在征讨都督的设置上,表现出明显的特点。东晋国家严格控制征讨都督的设置权力。征讨都督实际上是国家中央和地方官员的兼领职。征讨都督具有比较明确的等级区分,具有持节的权力和比较明确的称号。征讨都督可以统率中军、外军以及州郡兵,可以行使军事惩罚权,可以有效地指挥参与征讨作战的将军。征讨都督与当时国家的各种名号的将军以及都督诸州军事有密切的关系。由于都督诸州军事兼领征讨都督职,因而,就使它具有在都督区外作战、统率都督区外的军队的权力,并且,在特定的条件下,可以扩大都督区的范围。对征讨都督在战争中起到的这种作用,是不应该忽视的。     

都督诸州军事职能在魏晋南北朝的演变——以非军事职能为侧重点

都督诸州军事的产生是为了适应当时的战争环境,主要是围绕军事斗争建立并为其服务的。但随着这一制度的进一步发展,衍生出许多非军事职能。这一制度对中国古代的行政区划产生了重要影响。而魏晋南北朝各个时期的时代特征不同,都督制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南朝直閤将军制度考

南朝官制继承晋制而有所变革 ,在禁卫武官制度中 ,直将军是南朝初年产生而又在南北朝及隋代延续一个半世纪的一项颇具特色的制度。正史官志中仅有梁代朱衣直将军品级的一条记载 ,本文全面钩稽南朝诸史纪传及《资治通鉴》有关记载 ,对南朝直将军的出现及定型 ,直将军的地位与职掌 ,直将军与南朝政治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认为 :宋孝武帝初年以中下级禁卫武官“直”之制 ,到宋齐之际定型为专职禁卫武官直将军 ,其地位相当于四、五品左右 ,其职掌为入直省、侍卫君主 ,属君主最亲近的禁卫武官之列 ,直将军对南朝政治有重要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军事领导体制的历史特点

委任都督中外诸军事代表皇帝统率全国武装力量 ,尚书台下设五兵尚书作为常设性的军事行政主管机构 ,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施行都督制 ,构成魏晋南北朝军事领导体制的主要历史特点 ,而皇权的强弱异势和民族关系的变化 ,则制约着这一时期军事领导体制的运作。魏晋南北朝军事领导体制上承秦汉 ,下启隋唐 ,具有鲜明的过渡时代色彩。     

我所知道的戴安澜将军

戴安澜将军是抗战中为国捐躯的革命烈士,周恩来先生曾为他写下了“黄埔之英,民族之雄”的挽词。     

魏晋南朝的禁碑与立碑

公元3世纪初,曹操禁止厚葬。属厚葬之制的墓前立碑,也在禁断之列,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禁碑”。碑禁导致了墓志的盛行,但是,公元3—6世纪每当皇权不振之际,士家大族往往擅自立碑,所以西晋、东晋、南齐、梁朝的君主又多次申饬碑禁。禁碑与立碑从一个侧面显示了那个时代皇权与士族、政令与习俗之间的矛盾。梁朝时,武帝好古尚文,朝廷大立碑石,吏民有所奏请,亦许私家立碑。梁朝的私家立碑在朝廷的管制之下盛行起来,化解了禁碑与立碑的冲突。隋朝明确规定依官品、名望听立碑碣,禁碑时代于是结束。     

试论清代伊犁将军与锡伯军民西迁的关系

清朝统一天山南北后,设立了总统伊犁等处将军,以军府制的体制驻防并统辖新疆天山南北。在此期间,清廷调遣东北、河北地区官兵携眷赴新疆戍边屯垦,西迁的锡伯军民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本文从伊犁将军治理新疆全局的高度,评价锡伯军民西迁这件历史大事的政治意义和战略意义。首先分析了清代伊犁将军对新疆的管辖及锡伯族官兵西迁的历史背景;其次着重研究了清代伊犁将军与锡伯族官兵西迁的内在关系;再次具体阐述了西迁锡伯军民在伊犁将军领导下的重要建树。     

南朝的著作郎与著作佐郎

南朝的著作郎、著作佐郎作为国家的专职修史人员,在这一时期国家修史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我们只有把这两种官职的情况弄清楚,才能进一步认识这一时期的史书编撰。     

魏晋南朝的军府管理与地方变乱

魏晋南朝地方军政官的频繁变乱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其原因主要在于:军府长官在获得财富方面具有先天之利,名义上属于国家的地方财富常常会被越轨的军政长官挪作私用。当时以“节”为发兵符信,但是诏书与尚书符都很容易被伪造,朝廷无法防止地方军政官擅自募兵、兴兵。中央也曾对军府内部士兵、府僚、属州刺史与军府长官之间过于亲密的关系进行干预,并且加以种种规定。但这些规定具有矛盾性,而且这种矛盾性又总是向有利于军府长官的方向转化。中央一直向军府派驻有各种监察性质的官员,但这种官员在身份和地位上又从属于府主,有听命于府主的义务。     

试论两宋进士前三名遴选中的异常现象

在两宋对进士前三名——状元、榜眼、探花的遴选过程中,其他诸多因素也掺杂渗透进来,造成了12种异常现象,彼此间还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糅合状态与互动关系。这些既从最高层面上体现出个别做法的可取性,更在终极范围内暴露出科举取士的严重弊端,并显现出某些具有周期性的嬗变规律。     

论南北朝交接地区的墓葬--以陕南、豫南鄂北、山东地区为中心

从南北朝交接的三个关键地区墓葬文化因素的构成,及相关的历史、地理背景和文化传统中可清晰看出,陕南、豫南鄂北、山东地区是南朝文化向北传播的三个重要通道。     

魏晋南北朝方志初探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继承秦汉杂述及地理志书的基础上,进入了中国古方志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的繁盛阶段。在国家分裂,朝代更迭的背景下,各种方志层见错出。计有:"记"、"志"、"录"、"传"、"赞"、"图"等多种体例的方志,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一现象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时代特点有紧密的联系,结合时代特点来考察此一时期的方志,才会在总体上得出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     

南朝女性墓志的考释与比较研究

南朝女性墓志是珍贵的献资料。其内容不仅反映了南朝时期的世族门阀制度、联姻制度、丧葬制度、侨郡制度和里坊制度,亦可补史之阙和正史之误,同时也填补了六朝学的空白。     

后进·强盛·衰败——六朝陈郡谢氏家族的历史轨迹

陈郡谢氏是后进世族,很长一段时期内都被旧族所轻。到了东晋中期,随着谢氏子弟先后列为方镇,谢氏的政治势力开始强大,以至逐渐掌控了东晋王朝的政治、军事大权,从而在东晋中后期发展成为一流世族。南朝以后,由于门阀政治衰微,陈郡谢氏逐渐失去了手中的实权,又因历经数次变故,族人多有丧亡,以致人脉不继,陈郡谢氏便在南朝后期彻底败落。     

略论敦煌吐鲁番出土的东晋南朝文献

敦煌、吐鲁番出土了一批东晋、南朝时期的文献,它们大多为佛经,也有道经,以及儒家典籍、书札,其中佛道写经的发愿文题记均有纪年,且含有丰富的历史信息,学术价值极高。从发愿文题记可知,这些东晋、南朝文献大多抄写于南方,通过当时东南与西北之间的交通渠道,最终流入到敦煌、吐鲁番等西北地区。这一情况证实：在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西...     

从"荆扬之争"到"雍荆之争"--东晋南朝政治军事形势演变略论

东晋“荆扬之争”,不仅是门阀政治发展的结果,更是东晋守国实施“中间地带”战略的结果。南朝从刘宋开始为了加强皇权,派宗王出镇荆州,限制、分割荆州,以削弱荆州实力。但同时不得不大力强化雍州,以适应新的“中间地带”战略的需要。因此,随着荆扬之争的解决,雍荆之争或雍扬之争又出现。这表明方镇与中央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间地带”的军事政治形势。     

试论襄阳南朝画像砖墓的营建及图像布局

南北朝时期襄阳地区集中出现了一批砌筑考究、图像精美的画像砖墓,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地方特色。本文主要以襄阳南朝画像砖墓为研究对象,以视觉分析的研究方法讨论其营建特点,并发现画像砖的垒砌与墓葬中图像的布局直接相关。     

南朝禁卫武官组织系统考

南朝禁卫武官制度主要是对东晋制度的继承和变革。南朝同样有以领军将军/中领军和护军将军/中护军为核心的禁卫武官制度,其下有左、右卫将军等各级禁卫武官。刘宋还陆续恢复了前代卫尉、虎贲中郎将、武卫将军、积射将军、强弩将军等禁卫之职。南齐明确规定左、右卫将军以下禁卫诸职构成“西省”,与散骑诸职构成的“东省”相对。刘宋末年还出现了直将军,负责殿禁卫,极为机要。南齐直将军有了更大的发展,梁代又置位尊于直将军的朱衣直将军。南朝复置卫尉并具有“掌宫城管钥”的禁卫职能。《隋书·礼仪志六》所载大量低级禁卫武官名称,其中亦体现了梁天监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