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舍那法界图像研究简论

卢舍那法界图像,即在佛身上表现出佛菩萨、六道众生及须弥山的佛像,这一图像学研究已具有100年的历史。这种图像作品分布于西起新疆西部、东及中原乃至云南的广大地区,作品年代由5、6世纪持续至9、10世纪。20世纪初,英、德等国学者相继在和田、库车等地发现此类作品。30年代,日本松本荣一博士对新疆的出土品和敦煌的同类作品做了基础性研究,他指出那是《华严经》教主卢舍那佛图,这种观点至今仍具有指导意义。而后,中原地区的作品相继被披露出来,其中三件的图像构成极其复杂,学者们众说纷纭。80年代,美国A·F·侯渥娣博士提出《法华经》教主宇宙主释迦佛新说,在学界产生了莫大影响。然而,持这两种观点的学者一直没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经典与图像仔细对照,证实这种图像确系《华严经》教主卢舍那佛图。这种图像实际是概括华严、涅槃和法华三大部经的禅观实践产物,集中反映了佛教的住法和传法思想。本文主要保留了对直接关联图像的解析部分。     

唐代华严法界救度思想的开展——兼论榆林窟第25窟卢舍那佛与药师、地藏的组合

"法界"是华严义学的一个核心思想,早期最具代表性的华严造像——法界人中像,被赋予的重要象征意义即是"法界"。菩萨遍入法界救拔众生,是华严行者的广大行愿,也是法界人中像传达的重要讯息。唐代法界人中像与药师佛、地藏菩萨产生或对应、或组合的关联,反映出华严救度思想与当时的思想潮流相结合,将华严的教化具体融入法界,说明佛法不离世间法,更符合华严法界的意义。此一发展让法界人中像的图像意涵更为明确,也使法界人中像定位为卢舍那佛的性格更为彰显。榆林25窟卢舍那佛虽以大日如来形象呈现,但与药师佛、地藏菩萨的组合,与法界人中像所传达的概念一脉相承,就是华严法界的救度思想。     

新疆库车新发现的卢舍那佛像刍议

古龟兹地区(今新疆库车、拜城一带),卢舍那佛像不仅见于克孜尔这一具有浓郁龟兹本土特色的石窟中,也见于有浓郁汉地风格的库木吐拉和阿艾石窟所谓的“汉风”洞窟中,从而形成龟兹本土和汉地两个不同的系统。这主要由于唐朝对龟兹的经营开发,使汉文化,包括汉地佛教及其艺术进入龟兹所致。特别是新发现的阿艾石窟中的卢舍那佛像,窟内古代题记中包含其尊名。此像的面世,为学术界确切命名这类佛像提供了最直接、准确的参照,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焉耆七个星毗卢遮那佛法界身图像研究

焉耆地处丝绸之路北道的重要位置,其佛教文化源自印度,后受到龟兹、高昌、于阗、敦煌地区佛教文化的影响,其信仰经历了由小乘到大乘的转变。焉耆七个星第一窟的佛法界身像的创作是处在焉耆民族融合、政权更迭、佛教信仰转型的时期,对其的研究在法界图像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反映了七个星石窟晚期的造像特征。     

龟兹石窟中的佛陀、声闻、缘觉和菩萨造像及其反映的思想

佛、菩萨、缘觉和声闻是佛教的四圣,龟兹石窟中有许多的相关图像,这些图像中包含着丰富的佛学思想,它们的演变反映出了龟兹佛教的变迁。龟兹石窟早期奉行唯礼释迦的观念,菩萨是佛修行阶段的身份,声闻是佛的弟子,辟支佛是自证成道的修行者。佛的十八不共法是菩萨、缘觉和声闻不具备的。公元7世纪以后,汉传大乘佛教传入龟兹,龟兹石窟中,反映多佛、十方佛以及菩萨代佛传法度人等大乘观念图像流行。     

丝绸之路上的贤劫信仰与千佛图像——以《贤劫经》的译传为背景

近年来,随着一些犍陀罗语、梵语《贤劫经》残片的发现及学者们的研究,已大致梳理出《贤劫经》发展与译传历程。与文本的译传相对应,与贤劫信仰相关的千佛图像也在丝绸之路沿线佛教遗迹中大量出现。文章以犍陀罗、于阗和河西地区为节点,围绕《贤劫经》的产生与译传对丝绸之路沿线的千佛图像进行梳理与探讨,勾勒出贤劫信仰与千佛图像流传的时间线索与传播路线,并认为千佛图像是在文本译传之基础上,结合不同地域流行的佛教建筑结构与宗教实践,在图像组合与布局上进行的探索与创新。《贤劫经》的译传与千佛图像流行对大乘佛教在丝绸之路的传播具有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     

敦煌莫高窟第31窟金刚经变说法图主尊探微

莫高窟第31窟金刚经变为近年来识别出来的,其说法图主尊为卢舍那佛,而非释迦佛.殷光明先生认为说法图的主尊为卢舍那佛,是受到澄观的教禅合一思潮的影响出现的.这一说法值得商榷,此文通过对第31窟建窟年代以及三位重要高僧生平和佛法思想的考证,来论证该铺经变说法图主尊为卢舍那佛,并非是受到澄观教禅合一思想影响而出现的,而是禅宗对华严学的吸收,抑或是华严宗与南禅宗在敦煌地区影响力的此消彼长的结果.     

敦煌石窟中的于阗守护神图像研究

在张氏、曹氏归义军时期的敦煌石窟中榜题为"守护于阗国"的八位神祇以一种固定的配置方式出现在前室的盝顶甬道两披,并且其样式在长达八十余年的时间段中基本保持不变。八位守护神按照样式可以分为天王形、力士形、以及女性神三类。通过与长安、西域等地图像的比对可以发现:以毗沙门天王为代表的天王形守护神与开元、天宝年间的天王造像非常接近;力士形守护神、女性守护神的身上则杂糅了多地、多种的图像因素,显示出他们在形成过程中对于多种文化要素的借鉴。在他们身上呈现出的汉化倾向,可能与初盛唐时期中原王朝在于阗的经营有关,这一时期汉地文化、佛教被于阗人了解、认知,从而以汉地的造像样式为蓝本创造属于自己的守护神。此类图像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于阗"俗喜鬼神而好佛"的习俗,另一方面则是《牛角山授记》、《于阗教法史》等经典中记载的佛法衰微,是一种护国、护法思想的产物。这或与吐蕃占领于阗前,于阗乃至西域的社会动荡密切相关。     

古代于阗国的货币

古代于阗国的货币刘文锁古代于阗国的中心相当今天的和田河绿洲地区。于阗国的立国时间,不晚于西汉武帝时期（公元前２世纪）。于阙开始强盛是在东汉初期约公元６０年前后。于阗国的考古文化表现了一种非常典型的东西方文化交流、融汇的“走廊文化”特征。其国货币既包括东方汉文化体系的汉式货币,又包括西方文化体系的货币,然而又有着于阗本地的货币─—这种货币本身又是深受了东西文化的强烈影响。迄今为止发现于以今和田市为中心的广大地区的于阗国货币,分属三种货币体系：１．中原汉市体系,Ⅱ．中亚及西方货币体系,Ⅲ．于阗国自制货币。中原汉币体系的货币,以两汉五铢钱和唐代钱币为主,此外尚有属于新莽时期（公元９－２３年）发行的货泉,以及宋代的铁、铜钱等。于阗汉式货币（五铢钱等）可能直接来自中原地区,因为于阗汉式货币与于阗国的自制货币二者有根本的差别,而且,目前在于阗考古中尚未发现有汉币的钱范资料,这只能使人认为,它们直接来自中原地区;由于丝绸之路的商业来往和使节、军旅等活动,中原地区的货币进入了于阗,而且由于汉币的良好品质和金融信誉,加之汉帝国对于间等地的政治和文化领导等因素,使得这些中原货币在于阗国被使用。属于中亚及西方货币体系的,目前考古     

华严图像研究论著目录

《华严经》是一部重要的佛经,内容浩繁,唐代译本多达80卷,在东亚佛教中流传很广.根据《华严经》绘制的卢舍那佛、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等图像也十分流行.相对于《华严经》的经文,华严图像比较简单.本文介绍了华严图像的主要内容和图像特征,收集尽可能完整的华严图像研究论著目录,方便学者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缤纷入世眼 雕琢尽妙谛——青州佛像断想

中国佛教雕塑史上,南北朝前期重在以线造型,强调风神与骨法,重视对气质、精神的表现,繁密的衣纹左右对称,程式化地披于佛身之上。而青州北齐佛像打破了前期的这些程式,走上了以体造型的新路,在刻划身体轮廓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佛像体格圆实,面相主硕,肩宽颈短腰细,衣饰贴体,通身平滑圆润,感觉单纯而完整。青州北齐佛像彩绘、线刻的重要题材之一是卢舍那法界人中像,均为立佛,一种是在水田袈裟上彩绘,一种是在衣纹上线刻。这种题材的兴起与华严思想有关。     

敦煌石窟"卢舍那佛并八大菩萨曼荼罗"初探

本文从图像学和图像义理的角度,依序从经典、义理、造像仪轨、图像比对等,对敦煌现存的几个遗例加以细部考据,希望寻得其中的发展脉络.发现了它们呈现一种既有传统可遵,又有个别时空差异的丰富变化现象.其发生和演变的过程,显然是与吐蕃占据敦煌、归义军重奉中原有关,成为敦煌佛教文化转型的象征载体之一!     

汉佉二体钱研究小议

汉佉二体钱是古代新疆于阗(今和田)地区的自制货币,从19世纪第一次出现在人们视线中便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目光,引发了诸多探讨。其兼有中国与希腊货币体系的特征,对于研究古代新疆地区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探讨于阗地区政治势力的分布、经济的往来、文化的交流有重大意义,为讨论佉卢文在于阗等地区的流传提供了实物依据,开创了将两大系统钱币特征交融并会的先河。     

吐峪沟石窟寺第38窟龟兹风探析

吐峪沟石窟寺第38窟形制大体上与龟兹中心柱窟相同,但细节上已经发生了变化。吐峪沟第38窟的壁画内容与流行小乘佛教的龟兹不同,整体上表现的是大乘佛教思想,不过正壁上的化佛形象、侧壁的说法图、纹饰图案和服饰等方面都类似于龟兹石窟。总的来说,吐峪沟第38窟具有浓厚的龟兹风,但又有所变化。吐峪沟石窟介于龟兹与河西走廊之间,这对考察佛教美术的传播与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曹元忠、曹延禄父子两代与于阗政权的联姻

五代宋初之际的曹议金、曹元忠、曹延禄祖孙三代都曾经与西域于阗政权进行过政治联姻,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遏制了甘州回鹘政权向河西走廊西端的扩张,而且要借助于阗政权的力量去开通向中原政权朝贡政治之路的通畅。本文利用敦煌文献,采用文献细读的方法,将呈现碎片化的曹氏归义军政权曹元忠、曹延禄与于阗的联姻线索,试图进行实证性的梳理,尤其是解释了促成归义军与于阗联姻的政治因素。     

杭州净慈寺后慧日峰佛教摩崖窟龛造像

净慈寺是杭州著名的禅宗寺院,始建于五代后周显德元年(954)。寺后慧日峰北麓山腰处的石佛洞与无名洞造像应为吴越国净慈寺的重要组成部分。石佛洞内现存的造像主要有正壁大龛内的三世佛坐像与南壁上层大龛内的卢舍那佛并骑狮文殊、骑象普贤像,二龛均应雕造于公元954年净慈寺创建后不久的10世纪50年代。其中,石佛洞正壁大龛的雕凿应略早一些。二龛为研究杭州地区的三世佛与卢舍那佛崇拜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特别是施双手上举这种特殊手印的卢舍那佛三尊像龛,应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此类龛像。无名洞内的小龛应表现西方三圣像,雕造年代也应在十世纪中期净慈寺开山建寺不久,反映了西方三圣像在吴越国流行,并且继承着唐代造像样式。     

隋唐时期塔里木城邦诸国的社会生活

隋唐时期塔里木盆地四个主要城邦国家龟兹、焉耆、疏勒、于阗在统一、安定的社会环境下物质生产都在继承各自历史传统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进步,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领域也有了重大的历史变化。其中疏勒还发生了碧瞳人入主其国的人种变异,社会习俗与宗教信仰的变动尤剧。龟兹、焉耆各自经历了一段突厥化的过程,入唐后又受到汉文明的强烈影响,出现了推发型逐渐取代剪发型以及大乘佛教自东返传并且转盛的新趋势。于阗大乘佛教一度中衰而后复兴,仍占主导地位,汉语文与汉历法都已溶入当地文化。龟兹乐、疏勒乐、于阗乐的分野显现了城邦诸国的文化差异。龟兹乐的源头是印度北宗音乐;疏勒乐的源头是被斯袄教音乐;于阗乐不用琵琶则反映了一种西域古乐种的历史延续。此外,城邦诸国的节日、娱乐活动的异同亦共同印证了作为丝路中枢的西域地区多元文化共存的格局     

于阗的地神图像及其流变

于阗是著名的西域古国,汉唐时期佛教及其艺术在其地兴盛一时。本文主要围绕一百余年来在新疆和田地区发现的多件地神图像,结合文献,探讨了此类图像的外在形式、文献依据及其所反映的思想内涵。作者认为,于阗佛寺的地神图像是据《金光明经·坚牢地神品》绘制,它影响了龟兹和敦煌佛教绘画的王族供养人画像,反映了出身为世俗人的王族供养人试图藉此神化自我,宣扬王权天授的思想。     

麦积山第127窟七佛图像研究

麦积山第127前壁七佛图是现存中国北朝时期最完整的七佛绘画之一,其图像来源、构图样式、绘画技法、艺术风格等受到中原和南朝地区强烈影响,不仅反映出当时有关七佛经典的思想内涵,而且也表明七佛是北朝晚期石窟造像中重要题材之一.作为第127窟中诸多经变和本生故事画的组成部分,充分体现出与释迦信仰之间的密切关系.     

有关大住圣窟与三阶教的关系问题

本文从多方面论述了三阶教并没有影响到大住圣窟的开凿,大住圣窟刻经反映了华严经卢舍那"十方三世"思想和末法思想,而实际用途是礼佛忏悔灭罪,而不是三阶教的普佛思想。甚至可以说大住圣窟的内容反而有可能对三阶教有所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