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胡宗南与1943年闪击延安计划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相对缓和,但国民党对陕北地区控制权的争夺并未停止,1943年夏季蒋介石误判日苏冲突在即,命令胡宗南7月10日闪击延安.此后因日苏关系趋于缓和,中共又获悉计划详情,蒋被迫暂停军事行动.随之中共全面改变“和国”政策,展开大规模政治攻势,国共紧张的军事对時演变为舆论宣传战.而苏联公开介入国共冲突,刺激蒋介石再度计划进攻陕北,但罗斯福的反对态度及党内人士对英美停止援助的担心,军事制裁方案最终放弃,重新将中共问题定位为政治问题.由此可窥知,国际因素成为蒋介石考量战时国共关系的关键所在,但随着美苏深层次的介入国共冲突,国共关系及其实力的变化又转而成为影响美苏在华存在的重要变量.更为重要的是,闪击延安计划促使中共重新定位与国民党的政治关系,国共关系迅即迈入新的历史阶段.     

《苏蒙互助议定书》与中日苏外交博弈

九一八事变后,日苏双方在外蒙边境的冲突愈发激烈。苏联基于对日本侵略行为危害性和严重性的过高估计,不断加强对外蒙的援助力度,擅自与外蒙当局签署《苏蒙互助议定书》。为因应变局,国民政府一方面在依据中苏间相关条约向苏联抗议的同时,继续发展中苏关系;另一方面,又利用日苏冲突激化,向日本提出对苏军事协定,以调整中日关系。然而,限于在东亚国际格局中的弱势地位,国民政府无从实现其外交谋略。日本出于加强对苏战备、探明中苏关系的目的,不断对中国施压,反而使中日关系愈发紧张。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国民政府唯有选择与苏合作。东亚国际局势的变动,使得国民政府冀图中立于日苏冲突的设想,毫无实现的空间。     

蒋介石与1935年中日苏关系的转折

1935年初国民政府的对日对苏政策具有多重性质.对处于复杂的互动作用中的中日苏三角关系及蒋介石的战略作出片面的理解,是日本发动华北事变的重大原因.蒋介石在对事变的因应中曾从正反两个方面运用苏联因素,并尝试以"共同防苏"换取日本对华政策的改善.但日本对之提出了中方难以接受的前提,最终迫使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在大政方针上转向对苏不惜联合与对日不惧应战.导致这一转折的决定性的外因,是日苏两国在中国的主权问题与政权问题上的不同姿态.     

新中国成立前夕苏联对华政策剖析--以苏联将使馆由南京撤至广州事件为中心

1949年1～2月间,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之际,苏联驻华使馆却令人吃惊地追随正在逃亡的国民党政府由南京迁至广州.有关苏联驻华使馆撤离南京的真正用意,是史学界长期以来关注的焦点,同时也是部分研究成果论证苏联、斯大林本人怀疑中国革命说法的基础.实际上,苏联驻华使馆撤离事件是苏联方面采取历史上惯用的双重对华政策的必然结果,既不是苏联方面对中国革命的进程判断失误,也不是苏联方面坚持了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原则.相反,在意识形态(革命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苏联方面首先选择的是自身国家利益.苏联驻华使馆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撤退,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最大限度地保护了苏联在华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客观地看,苏联驻华使馆由南京撤至广州作为外交手段捍卫国家利益本无可厚非,但从联共(布)和中共共同的革命利益出发,上述做法显然欠妥.     

蔡和森对“陈独秀主义”的批判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负责人,也是中共党史上最具争议的领袖人物之一。"陈独秀主义"是陈独秀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时期,所形成的关于中国革命性质任务、主要动力以及与国民党关系等方面的错误观点和见解的总称。因此,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其中以蔡和森的批判最为独特、精到。而蔡和森对陈独秀错误的批判主要集中在《论陈独秀主义》[1]一文。     

有关孙中山研究的新论点

孙中山曾与中共合作,成功地改组了国民党,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在中国的兴起。但他最初同意接纳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从一开始就有复杂的政治背景。其中,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作用尤为引人注目。很明显,孙中山很大程度上看重     

蒋介石的对苏纠结与抗日决断(1936-1937)

对1936—1937年间的蒋介石而言,如何综合处理对日对苏关系及其中"抗日"与"防共"这一组复合性的课题,是一个两难抉择。基于"倭患急,俄患缓;俄患大,倭患小"的根本认识,他在这一阶段总体上仍以促使日苏两大强邻相互牵制为目标,故一边为合作抗日而推进与苏联、中共的谈判,一边则在对日外交上以日方最重视的防共问题为筹码,谋求缓和中日关系。西安事变后,蒋虽在抵抗日本侵略方面日趋坚定,但在联苏问题上依然处在纠结之中。最后,在日苏两国对华姿态日趋相反的客观形势下,蒋才为以缓制急而被迫发动对日抗战。在研究蒋介石的这一心路历程时,必须重视其中的多元性、变动性与反复性。     

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

中苏之间在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方面的矛盾主要表现在新疆、蒙古和东北问题上。中苏谈判期间 ,斯大林做出两次重要让步 :一是在毛泽东的执意要求下同意废除旧条约 ,签订新条约 ;二是周恩来巧妙地把蒙古问题与东北问题拴在一起 ,迫使苏联同意按中国的要求归还中长铁路和旅顺港。中苏之间国家利益冲突的解决 ,一方面使中苏同盟关系得以在法律的基础上确立起来 ,另一方面也迫使斯大林调整对朝鲜半岛的政策 ,以保证苏联的亚洲利益 ,并能够继续其远东战略。     

论日苏的最初交往与两国建交

1925年1月20日,日苏两国在北京签订了《日本、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规定两国关系基本法则的条约》(简称《日苏北京条约》),宣布两国建交。日苏的建交,标志着两国关系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反映了列宁提出的“……全力争取改变我们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使它从战争关系变为和平的和贸易的关系”的方针的正确。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倡导的“为争取和平而宣战”的苏维埃外交口号,到日苏建交之时,已获得卓有成效的结果。     

ECFA攻防，谁是赢家？

两岸签署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不但引发岛内的激烈争议,也引发国际社会和大陆内部的不少争议。大陆的愤青和左派势力指责协议对大陆没有任何好处,只是有利国民党以及岛内财团;而国际社会的经济学家,比如大前研一等人,则从侧面论证协议对台湾经济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却只字不提对大陆的好处何在。反过来,中国大陆方面除了大讲两岸双赢之外,也没有对大陆的好处多置一词,给人的感觉是好处都在“不言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