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尔德与文化进程研究

著名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为考古学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今天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了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英国考古协会和史前学会1992年5月在伦敦大学的考古研究所联合召开了纪念柴尔德诞辰一百周年讨论会。一百多名国际知名学者出席了这次会议,他们从多个角度对柴尔德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会议主持人大卫.哈维斯把会议上发表的论文整理成集,定名为《柴尔德的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V.Gordon Childe)。科林.伦福儒在这篇被收录进论文集的文章为这次讨论会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他在文中论述了会议上发表的主要观点,并通过研究柴尔德的主要学术成果,证明他是过程考古学的先驱。     

试析柴尔德1930年之前的考古学文化见解

作为20世纪伟大的考古学家之一,柴尔德于1930年之前建立起的文化-历史研究方法是在人文社会科学思想经典中的综合与突破,同时也成为其所处时代的考古学研究范式,影响深远。柴尔德构建的欧洲史前年代学框架,以及东方传播论观点等考古学文化见解在1930年之前便已深深扎根于他的研究体系中,并且成为其日后构建宏大阐释模型的重要基础。     

为史前考古学带来一场变革的杰出论著——柴尔德经典代表作补读

正值柴尔德去世50周年之际,上海三联书店将翻译出版他的系列经典著作,具有纪念和学习的双重意义。对于一般的考古学家来说,在其身后50年的遗作大概只剩下历史价值了。但是,当我们在阅读柴尔德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写的著作时,仍然可以体会到其巨大的魅力和深邃的洞察力。而在国际上,虽然1960年代欧美的新考古学变革已使柴尔德所倡导的文化历史考古学范例成为历史的过客,     

柴尔德的考古学文化观浅析

作为本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学家之一,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V·G·Childe,1892-1957)在考古学理论上的建树是多方面的.他不仅提出了“新石器时代革命”和“城市革命”等学说,而且对考古学本身的概念也进行了严格的理论论证,其中影响最大的便是他对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定义和分析.中国考古学文化理论的本源便来自柴尔德.1959年,夏鼐先生向中国的考古学者介绍了柴尔德的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以及文化与族的关系等学说,长期以来这便成了我们进行研究的唯一准则.但是,夏先生所介绍的毕竟只是柴尔德文化理论的一部分,实际上,柴尔德的文化观是相当复杂的.从1959年至今已过去了30多年,但中国考古学界对柴尔德的考古学文化理论一直缺乏全面的了解和整体研究,这对于学科的发展是不利的.本文不揣浅陋,拟在整体上剖析一下柴尔德的考古学文化观,旨在抛砖引玉,以期促进对考古学文化理论的研究.     

宾福德与柴尔德:什么造就了考古学家的影响力?

本文从历史背景,学科发展,个人魅力和具体贡献比较了20世纪两位最伟大的考古学家柴尔德和宾福德的影响力。文章对名气和影响力做了区分,认为要成为具有影响力的学者要比有名气困难得多。显然,这种影响力是学者本人洞察力和所作贡献的体现,表现为不满足于现状和传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而且,这种影响力往往要在这些学者过世后才会显现,而他们身前往往因为与传统或现状有所冲突而备受争议,饱受批评和压制。柴尔德因为欣赏当时苏联考古学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而丢掉饭碗,二战后被美国政府拒绝入境。宾福德因挑战传统而遭遇被推迟授予博士学位、被美国顶尖大学解雇和到69岁才入选美国科学院院士的坎坷。他的遭遇几乎是沃尔特·泰勒的翻版,但是与泰勒只能离开考古学界相比,宾福德因影响了新一代年轻学者而名满天下,最后扭转乾坤,使过程考古学最终成为20世纪下半叶的范式。柴尔德和宾福德难分伯仲,他们都是20世纪考古学范式的奠基人,前者在20世纪初建立了文化历史考古学的范式,而宾福德在20世纪中叶建立了过程考古学的范式。范式的变化是科学的革命,他们两位为考古学带来的变革,从学科发展和科学史上的影响力而言,怎么评价也不会过分。柴尔德与宾福德身上所具备的特质,可能正是我们所欠缺的。中国的文化传统过于强调传承,削弱了创新和探索的能力。如果中国考古学要对世界考古学界产生影响,那么造就像柴尔德与宾福德这样的变革者也至关重要。     

柴尔德在澳大利亚

著名考古学家柴尔德为考古学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今天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了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英国考古协会和史前学会1992年5月在伦敦大学的考古研究所联合召开了纪念柴尔德诞辰100周年讨论会。100多名国际知名学者出席了会议,他们从多个角度对柴尔德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会议主持人大卫·哈维斯把会议上发表的论文整理成集,定名为《柴尔德的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V.Gordon Childe)。马尔瓦尼这篇被收录其中的文章对柴尔德1892～1922年在澳大利亚的经历以及此对他以后的思想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     

社会考古学综论

“社会考古学”一词早在1921年就已出现,但直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柴尔德为首的考古学家才真正开始社会考古学研究。至今,社会考古学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其研究对象为社会;其内容则包括社会组织、社会规模、社会结构以及社会之间的关系等;其研究方法主要有聚落分析法、墓葬分析法、民族历史学分析法和人类分析法四种。而中国的社会考古学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在许多方面还有待改进。     

考古学导论

译序《考古学导论》（Ａｓｈｏｒｔ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ｓｖ,１９５６）为英国著名考古学家柴尔德（ＶｉｃｔｏｒＧｏｒｄｏｎＣｈｉｌｄｅ,１８９２-１９５７）生前的最后著作之一。它以一般的读者为对象,对于考古学的实质,专门术语的分析,作     

考古学的范例变更与概念重构

陈淳先生的《考古学的范例变更与概念重构》,由考古学的学术目标开始,对研究对象、学术术语、方法等的要求,以及整个学科的操作方法及其特点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并借用库恩的范式说、福柯的知识型和特里格的发展阶段等视角下的科学或者考古学的发展历程,将我国考古学也归入国际考古学范例发展的特定范式或者知识型与阶段,他的大致判断是,当下的中国考古学主流是文化历史考古学,相当于欧美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前流行的范式。更有启发的是,陈淳先生还梳理了西方考古学在六十年代之后的范例变革,并同样进行了批评性反思,尤其是对当下中国学者关心较多的以功能论与过程论、系统论作为主导性话语的新考古学进行了辨析。新考古学的独特之处是不再将文化看作是特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的一群遗存或者器物组合,而是将其看作是一种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复杂系统,并认为可以从这种系统的运转来解释文化变迁,进而与当时其他社会科学相呼应,提出认识人类文化发展动力学法则的宏伟目标。陈先生认为,中国考古的主流在本质上主要关心的是古代遗存的时空谱系,当然也进行了诸如族群、社会发展阶段等诸多研究尝试,但是总体上仍然是以地层学与类型学为主导的区系类型排比关联与历史复原。以环境考古学和聚落...     

宾福德、过程主义和中国考古学

2011年4月11日,路易斯·宾福德(Lewis Binford,1931 -2011)教授因心肌梗塞于密苏里州克尔克维尔去世.在哀悼他的突然辞世时,世界考古学大会盛赞宾福德“以一己之力,激起考古学的一场知识运动”,“其乐观主义和学术热情足以影响了数代考古学家”.早在1999年底,《科学美国人》杂志就称,宾福德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考古学家”.宾福德的学术生涯几近半个世纪,明年就是宾福德发表新考古学宣言——《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的五十周年纪念日.这半个世纪正是考古学史上告别分类-历史阶段,步入过程主义考古学和后过程主义考古学的转型时期.在这个过程中,宾福德不仅开启了新考古学潮流,而且一直站在考古学研究的最前沿.无论是早期对以基德( Alfred Kidder)的中西部修正分类方案为代表的文化-历史考古学的鞭笞,还是晚期与霍德( Ian Hodder)就考古学中的象征主义的交锋,还是与同属新考古学的施斐尔( Michael Schiffer)的行为考古学在中程理论上的论争,宾福德都有重要的论文.虽然宾福德为考古学提供了第一种独立的理论体系,但是绝不可低估他在众多具体个案上的卓越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