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与西方史学的危机和变迁

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从其诞生之时起,就在历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同资产阶级史学根本对立的观点,以其巨大的科学威力,向资产阶级史学提出了挑战。 简略地回顾一下近百年来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在西方资产阶级史学中引起了什么样的反响,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在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压力和影响下,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危机和变迁,这对于我们加深认识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巨大科学威力,或许是不无裨益的。     

变动中的西方史学

在西方学术发展史上,19世纪被称为“历史学的世纪”。进入20世纪,西方史学在“新史学”的旗帜下,取得了新的成就。科学地认识20世纪的西方史学,借鉴其有益的内容,对当代中国史学的建设具有积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发展的特点和趋势之一是随着史学家历史视野的开拓,研究领域迅速扩大,传统史学同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在广泛采用新的史学方法的基础上,出现了一系列历史学新的史学方法和分支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发展的特点和趋势之二是关注社会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强调现实决定了历史研究要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中国世界史研究的真正动力,在于独立地对世界历史进行认识和思考。     

李大钊论孟德斯鸠的社会历史观

李大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在他探讨马克思的历史观的同时,还十分注意对西方史学思想史的研究。1920年,他即在北京大学等校开设了史学思想史课。但这个“史学思想史”并非一般历史学家的史学思想,他主要是探讨近代欧洲的思想家们对人类自身历史的认识过程,他研究西方历史哲学的发展是为了寻求唯物史观产生的足迹。在西方历史哲的发展中,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思想,占有重要的地位。李大钊在这个课程中,用一章的篇幅讲述孟德斯鸠的历史思想。这就是保存至今的《史学思想史讲义》中《孟德斯鸠的历史思想》一文。尽管这是中国先进思想家对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历史思想的最初探索,但他的评述闪耀着科学,智慧的光辉,对我们今天认识启蒙思想家的社会历史观,仍然很有价值。     

“新史学”视域中的缪凤林学术——兼与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之比较

缪凤林初期治学对西方诸多史家呈现出兼收并蓄的学术状态:史学"求真"中有美国伍德布里奇、伯恩斯,英国牛津学派鲍威尔的论述;史学"致用"里有"实用主义"大师詹姆士的主张;史学方法中对史料的审查又有兰克的身影;而史学重归纳与演绎的方法特征又有杜威的源头。但是在这驳杂的史学讨论中,缪氏如梁启超一样经历着不同的变化:历史为科学、寻求历史发展的律则、重视归纳、演绎等思想多有表露;而随后一改初论,主"科学求同,史学求异",历史要在追求"相关相异"的个性中获得真实。在这种转换中既有西方学术的影响,也更多的承接了中国史学中"史职求真"、经世致用的传统特性,取、守之间对其一生治学影响深远。     

《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流派》出版

姜芃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重点教材《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流派》一书,已在2007年7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十多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开设的“西方史学理论”课程的基础上吸收了近年来最新资料修订而成。除一位作者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外,其他六名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史学理论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全书共分14章,即现代西方史学的演变、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形成、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西方思辨的历史哲学、西方分析的历史哲学、法国年鉴学派、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美国的新政治史、西方心理史学、西方城市史学、西方妇女史学、西方家庭史学、西方儿童史学和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挑战。全书不仅描述了20世纪不同阶段历史学的发展趋势,涉及多个历史学分支学科,而且还从历史学与社会以及社会学术思想的关系上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对人们了解研究西方史学理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流派》出版     

史学理论结构的非平衡发展--西方和古代中国的比较

20世纪以前,中国古代与西方各有自己独立发展的史学理论。但由于历史环境的差异,双方史学理论结构的发展呈现明显的非平衡性。即在共时性结构上,西方史学理论独立自主地形成了完整的内容体系,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侧重本体论与方法论而忽视认识论。在历时性结构上,随着近现代科学的发展,西方史学理论的研究重心经历了从本体论向认识论、方法论的转移,并极大地推动了历史研究的发展;而由于近代科学的缺位,中国没有经历上述变化,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历史学近代化(职业化和科学化)的进程。现当代西方史学研究的实践证明,中观史学理论是历史学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历史“人性化”——德国传统学院历史科学的新视角

在世界历史科学领域中,大师朗克创立的德国实证主义史学占据着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一百多年来,德国的历史学家们始终稳重地固守着实证主义史学的传统,在政治的视角下对制度史进行研究。尽管以法国年鉴学派为首的新史学一再冲击着西方史学传统     

法国当代的历史思想

一 二十世纪西方历史思想的演变是曲折而复杂的。一方面,马克思唯物史观影响越来越大,种种唯心史观错误论点已难立足。另一方面,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新发展也不断向旧的历史思想提出挑战,于是西方的史学研究者们就不得不反复重新考虑历史科学的各种问题。虽然有如波兰著名史学家T·托波尔斯基(Topolski)指出的,多数西方实际的历史研究者和史学方法论研究者几乎各不相侔,所谓历史哲学尤其被看成哲学家份内的事,但是在西方学     

科学与人文之间——关于现代史学建设路向的一点思索

在中国,历史科学之观念兴起于20世纪初,大盛于“五四”以后。它原是西方近代科学和历史理论直接影响下的产物,但在具体理解和运作上,又有两种不同的路向：一以自然科学为比照模式的“科学化”;一以西方社会科学(在当时主要是社会学和经济学)为参照系数的“科学化”。此两种治学路向,蔚然已成现代中国史学之主流。而对此风气持保留态度的,则另有钟情于新人主义的一派,其方法上倾向于以人阐释与科学实证相结合的治史途径。上述三派对西方现代史学和中国传统史学俱各有所承,剖析其方法论的内涵结构与特点,是一件很有意义之事。     

李大钊与西方历史哲学

李大钊对中国史学发展的杰出贡献在于,他首先找到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这一认识、解释历史的科学的思想武器,最先倡导用马克思的历史观来改造中国的传统史学。1920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开设了史学思想史课,写出了《史学思想史讲义》(即已收入《李大钊文集》的《史观》等11篇文章),这是他对近代西方史学发展史的系统研     

文史摘

西方史学的两个发展趋势在西方学术发展史上,19世纪被称为“历史学的世纪”。进入20世纪,西方史学在“新史学”的旗帜下,取得了新的成就,科学地认为20世纪的西方史学,借鉴其有益的内容,对当代中国史学的建设具有积极作用。“二战”后西方史学发展的趋势和特点之一是,随着史学家     

20世纪20年代中国史学界对历史的认识

20世纪20年代初,有些学重新认识“历史”一词,厘清和界定它的基本含义,明确区分和论述了客观存在的历史、历史学和史书等概念,从而为中国现代史学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这在拓宽史学研究的思路、扩展历史研究的空间和范围、建设科学的历史学以及建立中西方史学对话的环境,使中国史学走向世界等方面有积极的意义。     

本土化、科学化和方法热：民国时期史学理论研究的基本趋向

民国时期的史学理论研究，经历了从输入、移植、介绍西方史学理论到逐渐领悟而尝试建构中国本土化史学理论的过程。它主要是沿着两条路径推进的：一是以西方史学理论著作为蓝本，接受并综合西方近代史学理论而创建中国本土的史学理论；二是用西方史学理论的基本理念来关照中国史学传统，发掘中国传统史学中适合近代西方史学理论的因素，进而构建具有中国本土化特色的史学理论体系。民国史学理论研究，深受西方近代实证主义史学思潮影响，以科学化作为史学理论建构的主要目标，努力建构实证主义的科学化史学。科学化的史学研究，重视历史考证和史实求真，致力于历史学的科学化并强调科学方法，将研究重心集中于科学方法论，出现了史学研究的“方法热”。这种“方法热”趋向，既体现为自觉借鉴并运用自然科学方法及社会科学方法，更体现为集中探究狭义的史料学方法，即研究实用性的史料考证方法。因此，本土化、科学化和方法热，构成民国时期史学理论研究的基本趋向。     

乾嘉考据学派对20世纪新历史考据学的影响

20世纪新历史考据学不只是受西方史学影响,而且与乾嘉考据学有直接的联系。乾嘉考据学派与西方近代史学多有相通之处,20世纪的历史考据学治史所采用的理念和方法既来源于西方,也来源于中国传统史学。乾嘉考据学派对近代中国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学者传承了乾嘉考据学的精神和方法,在借鉴传统史学优长的基础上引进西方史学的理念与方法,从而构建了新的理论体系。在民族史学近代化过程中,史学的转型离不开民族文化的载体,而乾嘉考据学本身的生命力适应了近代史学转型的要求。     

论西方“历史人类学”及其学术环境

目前学界多站在西方史学脉络中、从西方史学“人类学化“的角度来讨论西方“历史人类学“。本文通过对引发人类学“历史化“的学术环境进行系统揭示,论证了西方人类学脉络中“历史人类学“产生和存在的客观可能性,为全面理解西方“历史人类学“展示了一种新的视角。     

引远室之光,照古老史学之殿堂——《欧洲近代史学史》读后

孙秉莹教授编著的《欧洲近代史学史》,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读了有关近代西方几个主要史学流派的章节之后,联想到过去梁启超对清代学术包括史学的看法,颇有所感。 近代西方史学开端于人文主义史学。孙书第一章即分节列述意大利、法、英等国的人文主义史家及其著述。西方人文主义史学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本思潮在史学方面的反映。其共同趋向是面向世俗,面向人间,把开始摆脱宗教桎梏的有自我意志的人,视为创造历史的力量;把历史视为人的行为的记录,人的活动的结果。西学东渐之后,到本世纪初,我国学术界对西方历史逐渐有     

“庶民研究”与后殖民史学

“庶民研究”是印度近二十余年来以后殖民主义为研究视角的一种历史编纂实践。它主张摒弃传统史学撰述中的精英主义话语,从“庶民”的角度重写印度殖民与后殖民时期的历史。“庶民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上代表了当今后殖民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它既批判了西方现代史学观念中的历史主义弊端,又对近现代以来非西方史学在西方普遍主义话语之下继续“受殖”的状况进行了深刻反思。“庶民研究”努力建构的书写非西方历史的新模式,以及由此导致的后殖民史学对非西方历史学的重新定向具有一种普遍意义,值得第三世界的历史学者借鉴与思考。     

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史学

后现代主义是 2 0世纪 70年代在欧美等西方学术界兴起的一种社会思潮。近些年来 ,我国学界对于后现代主义作品的介绍颇多 ,但对其进行认真研究的论著则较少。本文对后现代、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史学的发展过程进行了疏理 ,尤其是就后现代史学对现代史学的挑战作了认真的探析 ,认为后现代史学的核心是力图动摇西方现代历史编撰学的基础 ,颠覆西方自启蒙以来建立起来的历史观念     

从计量史学迈向基于大数据计算思维的新历史学——对当代西方史学量化研究新发展的思考

进入信息时代,历史学能否彻底走出20世纪下半叶诸多批评中指出的"量化陷阱",而真正成为"基于大数据计算"且定量与定性很好结合的历史科学,是当今历史研究领域须加深入思索的新问题。量化研究应用于历史学的合理性和重要性首先在于它有助于历史学家更好地解决"质"的问题进而推动历史学成为真正的历史科学。论文通过回顾西方史学量化研究在20世纪经历的两个不同演进阶段及其基本特征,分析指出,系列史/序列史和美国新经济史学的研究实践表明,量化研究对于历史学寻求科学化目标实现的重要价值正越发凸显。伴随信息革命的到来,借助于大数据时代的优势,量化研究方法可能引发历史学的深层革命性变革。论文包括三个部分:量化研究是历史学科学性的重要保证、西方史学中的量化研究演进轨迹和新趋势、当代西方史学量化研究新发展的思考。倘若克服对大数据的曲解并调整历史研究思维方法,量化历史研究将带来历史学领域革命性变革。量化历史研究未来将大有前途。     

跨文化视角、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对话王晴佳教授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林漫和邓家力于2015年7月22日对北京大学长江学者王晴佳教授进行了学术访谈。访谈主要围绕着"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研究与历史书写"的项目内容展开,包括当前西方史学的发展趋势、世纪之交西方史学理论的变化及其对历史书写的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跨文化历史研究等方面的问题。王教授在访谈中提出,当前史学有两大平行发展的潮流,但其共同之处在于突破近代西方为我们建立的知识架构;后现代主义并非被超越了,而是很多观念已经被内化于历史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对现代社会和现代性的批判,这与后现代主义有一定关联,对后现代主义的认识需要从其产生的社会条件出发,这是一种唯物史观的方法;跨文化研究对当前的历史写作是一个较好的切入点,可以提出很多新的选题;全球史研究不能停留在理论层面的讨论,而需以具体的历史写作展开大量的实践性研究;在中外史学交流中仍然存在着"不对称"的问题。现将访谈内容刊发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