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邑、晋阳、平阳是否夏都之我见

禹传启继后夏代 ,是我国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第一个王朝。由于它年代久远 ,故后世有关它的记录或语焉不详 ,或相互抵牾 ,及至在夏都何地这样重要的问题上 ,学者们都不能达成一致。依《古本竹书纪年》 ,我们知“禹都阳城” ,“太康居斟寻 ,桀亦次之” ,“相居商丘” ,“予先居原 ,后迁于老丘” ,“胤甲居西河”。即夏代先后计有“阳城”、“斟寻”、“商丘”、“原”、“老丘”、“西河”六个都邑 ,无它书所载的“安邑”、“晋阳”、“平阳”三都。是《古本竹书纪年》漏记了 ,还是后世学者搞错了呢 ?我认为 ,《古本竹书纪年》中所载夏六都当不为…     

郑州大师姑城址性质试探

郑州大师姑城址是一座夏代晚期古城。其性质既不是夏都斟寻,也非夏王朝东部的军事重镇,更与韦、顾等方国都城无关。根据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进行综合考察,我们认为它很有可能就是昆吾之城。     

夏都“河南”在偃师

目前不少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就是史书上记载的斟寻,而此种观点与考古实际和文献记载均不相符.依据相关文献和考古资料,二里头遗址应为夏代晚期的都城"河南"而非斟寻,"河南"与阳城、阳翟、斟寻、原等相比较,是夏王朝延续时间最长的一处国都.     

二里头遗址与夏桀末都河南城

根据《逸周书·度邑》和今本《竹书纪年》记载,夏朝在洛阳盆地有两处都城,一处是洛汭的斟■城,另一处伊汭北侧的河南城。斟■始建于夏朝早期,原是太康的都城。夏桀元年将都城从西河迁至斟■,十三年又迁都至河南城。二里头遗址位于古伊汭北侧,古洛水之阳,且在夏朝末期成为都城,位置和年代都与河南城相符合,可以确认二里头遗址不是斟■,而是河南城。     

夏王朝年代的另类推测和夏都钩迹——兼论夏文化有关问题

本文对夏王朝年代做了依三代以后王朝积年世数的另类推测,得出由启建立的夏王朝应始于公元前20世纪中叶,并结合考古资料对相关夏代都城及夏文化问题做了探讨,认为:登封王城岗古城为禹都阳城,禹州瓦店遗址可能是禹、启所居,新砦古城为夏启至少康时的早期夏都,二里头遗址为帝槐以后的夏代中晚期都城;夏文化应是一个将考古学与历史学整合的概念,指夏代在其王朝统辖地域内夏族或以夏族为主体的人群创造的文化,"新砦期"遗存是形成期夏文化,二里头文化是成熟期夏文化。     

晋南"夏墟"考

夏王朝包括夏代晚期的都城皆在豫西地区,晋南地区不存在像安阳殷墟那种都城废址性质的属于夏王朝的都邑故址;文献所记的“夏墟”应该是泛指广大区域而非专指某一地点,整个晋南地区皆应该属于“夏墟”之范围;晋南地区被称作“夏墟”的原因是由于商王朝灭夏之后夏族聚居晋南所致,“夏墟”即夏族聚居区;晋南地区被称作“夏墟”只能说明商代和西周初年夏族曾聚居于此,其与夏族的起源和夏文化的渊源没有必然的联系。     

《洛阳市志》“概述”集锦（连载之二）——《洛阳市志》第3卷第7篇：《城市建设志》概述

洛阳从考古发现的夏都斟鄩始,距今已有4000余年的建城历史。先后有夏、商、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唐、后梁、后等13个王朝在此建都,长达1300余年,成为中国历史上建都时间最早,朝代最多,年代最长的名古都。在以邙山和洛河为依托,东西近40公里的范畴内,分布的夏     

论二里头文化四期中原腹地的社会变迁

二里头文化四期中原腹地的社会发生了两次重大变迁:第一次是二里头文化四期早段郑州商城控制了中原腹地东部,二里头都邑失去中原腹地主导地位;第二次是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偃师商城取代二里头都邑主导洛阳盆地,二里岗文化的精英舍弃了二里头都邑。广域王权国家的都城从二里头都邑转移到郑州商城的重大事件,不是二里头文化精英阶层的迁都,而是下七垣文化(漳河型文化为主体)的精英阶层主导了"改朝换代",并与文献上夏、商王朝的更替最为拟合。     

商丘古城变迁其文化内涵

商丘古城位于商丘市中心广场正南 8公里处 ,为睢阳区政府驻地。这座古城的前身曾作过古帝王都、王国都、郡国都、部都 ,重建后作过府都、州都 ,也曾作过县府驻地与省府的临时驻地。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中 ,它历来是黄淮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创造了丰富灿烂的古代文化 ,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境内已发掘的许多遗址中 ,常伴随出现许多的蚌螺壳和黄河象、犀牛、马、牛、鹿等动物化石 ,从而说明远古时期的商丘境内河沟纵横 ,湖泊密布 ,沼泽连片 ,丘岗连绵 ,水草茂密 ,林木参天 ,各种野生动物出没其间。这片富饶的土地 ,为古代的…     

商汤伐桀路线新探

郑州商城就是商汤所都的亳邑,成乃成皋,戎山就是文献所称的陑山,也即后世的雷首山和中条山。今陕西省合阳县东南一带,是夏桀逃亡的“莘之墟”。鸣条位于今夏县西北和安邑镇以北地带。今河南省陕州市是夏王桀所逃的“南巢氏”,又称“焦门”。今山西夏县为中心的晋南地区古称“夏虚”,是夏王朝统治集团的最后归宿。     

略论民国时期的地方政治行为

民国时期地方政治行为从主体到内容都是非常确定的。从纵向考察,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两大阶段的地方政治行为既有总体上的共同性,又有各自阶段上的特殊性。从横向考察,则包括内向性的自为地方和外向性的对抗中央两大方面。从政治学审视民国时期的地方政治行为可略见其诸种表征。     

杞国史地考略

本文通过周代杞国史地的对比研究,论证了周代杞国不宜再分为“殷杞”、“周杞”或是“夏杞”、“夷杞”,而应该把杞作为一个国家来对待。同时也对商代、周代杞国的地望、迁移及迁移中的问题作了进一步论证。     

Over a Century of Explorations at Etowah

The Etowah site is one of the larger and more famous Mississippian period mound centers in the American Southeast. Despite the fact that over a century of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have been conducted at the site, its history is not as well-understood as sequences of other major Mississippian centers like Moundville or Cahokia. This is because few attempts have been made to synthesize existing information and place the site in a broader social context. In this paper I review previous research at Etowah and present a reconstruction of the site's history as a chiefdom capital. In attempting to understand that sequence, I draw upon the distinctions made by dual-processual theory concerning the orientation of chiefdom political economies and how they vary. Both the specific history of Etowah and the parallels it shares with the sequences of other chiefdom capitals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understanding more generally the emergence and operation of ranked societies.     

"穆党"对道光朝晚期吏治的影响

穆党是道光朝晚期以穆彰阿、琦善、伊里布、耆英、讷尔经额为核心的一个政治势力集团。对外妥协议和,对内排斥异己,导致吏治极端腐败。穆党的统治进一步加速了清王朝的衰败进程。     

民国时期边疆政区的内地化——以磴口设县为例

今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所辖磴口县位于河套平原西部,地处西北农牧交错带,清代属阿拉善王爷的封地。由于该地便利的沿黄灌溉和黄河水运条件,晚清以来天主教会以此地为中心,通过开垦土地、修建灌渠、招徕陕甘等地汉族贫苦农民等方式,在磴口地区建立起天主教社会。发展至民国时期,伴随着汉族移民逐渐聚集,甘肃省及由甘肃分出的宁夏省都试图延续清政府“蒙人归旗、汉人归县”的以属人管理为原则的政策,将政治势力伸展至磴口,并建立县治。在磴口地区行政区划设置中的政治角逐和利权争夺,一方面反映了民国时期中央政府的边疆政策;另一方面体现了边疆地区不同人群、不同立场的各种势力对政区设置的影响。     

元代长社县尹袁英记功碑研究

元代长社县尹袁英之碑是一方刻立于元代至正年间的记功颂德碑,记载了袁英入仕为官直至调任长社县尹后的政治经历。袁英其人史书无载,碑文详细记载了袁英的仕宦经历、为官作为及政治交游情况,是元代县尹群体的时代缩影。碑记铭文关于袁英任县尹期间所采取的一系列治理措施从侧面反映了元末长社地方风貌,对元代中原地区居民民族构成情况也有相关涉及;袁英及撰额者冯梦弼的出仕经历,体现了元代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为巩固自身统治所采取的人才选拔措施,所表现的元代统治者对待儒家思想的态度亦值得深思;志文所记载的长秋寺知符节一职亦有助于对元代长秋寺职官设置的考证和研究;关于云南王出行之事反映了元代宗王的政治特权。     

明代徽州盐商盛于两淮的时间与原因

徽州盐商之所以能够称雄淮扬,基本原因难以归之于实行并不久长的弘治叶淇变法,也很难归之于万历四十五年袁世振突然实行的纲运法,而很可能应该归之于明代中后期两淮盐业的运作实态和徽商的所作所为.由边商内商到内商,到内商之有力者,到囤户,到纲商,徽商是在盐商的这种不断分化中占了先机而逐渐称雄的.     

出土墓志与东魏北齐邺京行里制度探析

东魏北齐邺京里坊的设置沿袭北魏洛阳里坊制度,文献记载往往以里或乡里形式称谓居住地。然而有4方东魏北齐时期墓志,志文记载墓主的居宅异于常例,为某行某里,或某行某坊。通过对墓志时代及墓主身份等因素的综合研判,并结合史书记载,可知东魏初至北齐末,某行某里(坊)是邺京里坊称谓的一种常用格式。"行"的称谓源自邺京行经尉制度,行名与里(坊)名的连用,是基于城市治安管理角度所产生的隶属关系的呈现,在名称上反映了某行区域内里的管辖情况。且行名与里名存在一定关联,将行名与里名对照,可知邺京部分行名与里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