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想起来为《资治通鉴》策展

<正>4月16日,由国家文物局、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主办,北京市总工会承办,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中国国学研究与交流中心、北京市文物局、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协办的"知古鉴今——《资治通鉴》"展览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太庙艺术馆开幕。最早是看到相关领导针对复建阿房宫的批示,并建议举办"秦亡于奢"为主题的展览开始进行策划工作的。历史上的阿房宫建而未成,是秦二世灭亡教训的见证。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的封建帝王,代表了当时历史发展的要求,但他好大喜功,横征暴敛,传至二世秦王朝就灭亡了。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     

卷首语

悲剧的落幕,往往收获同情的泪水和悲怆的喟叹,然而这浮光掠影般的表层体验并不能使前车之鉴真正成为后世之师,“哀之而不鉴之”,只能是“后人而复哀后人”。重读半个世纪以前的激昂文字,正视历史中曾不应发生的悲剧,那些不敢忘却的记忆将警示着后来者。胡风,这位因三十万言而家喻户晓、进而引起席卷全国的“全民性大批判”的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和诗人,在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作为人文精神的表率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2004年3月15日,胡风铜像在其母校南京师大附中正式揭幕。为此,本期《钟山风雨》特别刊发《九死未悔说胡…     

《管子》货币起源思想的考古学观察

《管子》一书,今人郭沫若认为“当得是齐国的国史”。但早在晋代,傅玄就怀疑其为管仲所撰,认为“半是后之好事者所加”。宋人叶适的“《管子》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而莫知谁所为”,以及宋人黄震的“《管子》书不知谁所集,乃庞杂重复,似不出一人之手”的观点,为多数学者认同,认为该书为后人采拾管仲的言论、行事,托名管仲而由多人撰写,且非一时之作。春秋时,该书基本思想已孕育,主要篇章写于战国中期,而轻重篇等很可能是西汉人补写的。     

周大夫家父《节南山》创作时世考

周幽王骊山之难,标志着西周王朝历史的终结,开启了天王宜臼与携王余臣"二王并立"的特殊政治格局,拉开了我国春秋史悲壮的帷幕.史官用记史方式"实录"这一历史性剧变,启迪后人知古而鉴今;诗人以自己的艺术笔触,形象地再现了自己的痛苦经历,表达了他们对周幽王黑暗政治怨怒之愤和对西周王朝覆灭的哀挽之情,并对此作了痛苦而又深刻的反思,以警策后人.周大夫家父的《节南山》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     

箕子与箕子朝鲜是一个历史存在——评今西龙《箕子朝鲜传说考》

近读李健才先生译文日本今西龙的《箕子朝鲜传说考》。此文是今西龙于1922年发表的,文中“认为《史记》、《汉书》等关于箕子朝鲜的记载只是传说,而被后人信以为事实,认为箕子是历史上的传说人物,实际并不存在,认为箕子并未到过朝鲜,在朝鲜的箕子遗迹及世系家谱等都是后人伪造的,是不可信的”。“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对今西龙这篇“奇文”,我们应认真对待,何况它巳流传80多年,谬种流传,很有澄清之必要。     

郭店楚简文字续考

关于新出郭店楚简中的一些文字,我们已做过考释（说拙文《郭店楚简文字考释》,《中国古文字研究》待刊人文成后我们在进一步阅读《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的过程中又产生了些许想法,今成续考,以求正于方家。①《缁衣》26有林字,简文为：“虚大夫共,林人不敛。”裘锡圭先生按：“第一句疑当读为‘吾大夫恭且俭’”,甚是,下句“林”即“麻”之本字。《说文》：“林,葩之总名。”“麻,与林同。”《缁衣》36“白之石,尚可（磨）也。”“磨”字从“麻”作林。《成之闻之》8“君哀而处立”句,裘锡圭先生按：“哀下一字…     

略论桂馥《说文解字义证》之价值

略论桂馥《说文解字义证》之价值陈东辉清代著名学者桂馥因其著有《说文解字义证》（以下简称《义证》）,而与段玉裁、朱骏声、王筠并称为“说文四大家”。然而,后人对上述四位学者的研究很不平稳,其中关于段玉裁及其所著之《说文解字注》的论文最多,数量远超桂、朱、...     

创造社时期的郭沫若(下)

胡适求和,却身染痢疾和痔疮 倒也有趣,胡适被郭沫若痛斥一回之后,不是“应战”,而是“求和”。胡适给郭沫若写了一封较长的信。这封信在今天还能看到,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胡适书信集》中就收有这封信。郭沫若在《学生时代》中正好提到了胡适的求和情况和信件的片断：“一鼓的作气的确是很勇猛,使敌对者对于我们也隐隐生了一种畏惧。《周报》发刊不久,《季刊》的四期又出版了,那里面有我的《卓文君》,达夫的《采石矶》,不期然地同时刻薄了考据家,把胡博士骂我们‘浅薄无聊’的话来发挥过一下。就在那时候胡大博士到了上海,他…     

《文心雕龙·祝盟》疑义辨析举隅(二)

7、又汉代山陵,哀策流文。前句无疑义。后句的“哀策”,似宜将各本注释汇总拢来,方为完整而明晰。“哀策”,各本均确认为是一种文体。牟注指出．“哀策”又写作“哀册”．“这是迁移帝王及太子、诸王、大臣灵枢时用的一件文体”。不误,但说得或不够全面。《后汉书·续礼仪志》有帝王驾崩“司徒、太史令奉溢、哀策”的记载．《文章缘起》也说“汉乐安相李尤作《和帝哀策》”,可知哀策并非迁陵时的专用文体。周注三：“祭陵墓用哀策文。”赵注大致相同。汇合各本,说哀策是专门用于皇帝是室等的祭记艾体较为妥贴．最初的哀祭、日后的祭…     

读骚札记

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今案,偷乐即贪乐,犹“贪天之功”亦作“偷天之功”也.偷贪透母双声.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余虽好修姱以(革几)羁兮,謇朝谇而夕替.今按,艰在安部,替在壹部,艰替韵不相叶.疑当作“哀民生之多艰兮,长太息以掩涕”,替涕同叶衣部.《远游》:“思旧故以想像兮,长太息而掩涕”,亦以“长太息而掩涕”作下句,与下文叶韵,可证也.古书因传钞倒句而失韵者多有之,《离骚》一篇,即有数例,可参下文而并证之.     

为卫宏之司马迁“下狱死说”辨诬补证(《太史公卒年考辨》之四)

郭沫若先生认为:“司马迁之死是有问题的”,他很可能在写作《报任安书》之后“再度下狱致死”。(《关于司马迁之死》,载《历史研究》一九五六年第四期)郭先生的推断是有根据的。他的根据是汉人卫宏的《汉旧仪注》:“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史记·太史公自序》“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第七十”句下裴骃《集解》注引)     

读《广西通志·政府志》的思考

中国古训：“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编著广西通志工程浩大，今已陆续完成，值得庆贺。盛世修志的设计，是继承我国历代重视修志的文化传统，发扬光大，功绩显著。通志组成中以政府志最为重要，应居各志之首，可谓举足轻重。一部高质量的史学著作，从编辑目的到社会影响，都会对后人提供历史借鉴和启迪。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完成后，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谈到该书的编写原则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入书，希望统治者读后能“鉴前世之兴衰，考古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可以说这…     

读郭店楚简字词札记（四）

郭店楚简《语丛四》中有“善使其下,若 蛩之足,众而不割,割而不仆。”句,旧读“割”字为“害”,本文认为“割”字读为本字亦通。《唐虞之道》有“(?)=不(?)”向,本文读为“身穷不困”。《尊德义》有“（?）利”一词,本文读为“(?)利”。《尊德义》有“由礼知乐,由乐知哀”句,本文认为与《逸周书·度训解》的“知和以知乐,知乐以知哀”相同。     

温县盟书的年分

温县武德镇出土的东周盟书,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根据盟辞“十五年十二月乙末朔”,以为在晋定公时。今由历法推算,因晋用夏正,晋定公十五年十二月,当鲁定公十四年二月,此月平朔己未,与盟辞之历朔相去甚远,必不可能。且盟辞不称十又五年十又二月,也不似春秋时体。《史记·韩世家·索隐》说:“《纪年》:魏武侯二十一年,韩灭郑,哀侯入于郑。二十二年晋桓公邑哀侯于郑。……韩山坚贼其君哀侯而韩若山立。”《晋世家·索隐》说:“《纪年》云:韩哀     

新乡市博物馆藏唐代花形铜镜赏析

中国古代人民将铜镜的起源归于黄帝轩辕,南朝祖冲之所著《述异记》有载:“饶州俗传,轩辕氏铸镜于湖边,今有轩辕磨镜石,石上常洁,不生蔓草。”不过,这大多是古人对神话传说的崇拜所致。郭沫若认为“古人以水为鉴,即以盆盛水而照容,此种水盆既称为监,以铜为之则为鉴……铜镜背面有花纹,背心有钮乳,即是盛水铜器扁平化的遗痕,盛水铜器的花纹是在表面的,扁平化后则变成背面了。钮乳是器足的根蒂。”     

创造社时期的郭沫若(上)

郭沫若的第一部诗集《女神》于１９２１年８ 月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女神》发 表,离不开“创造社”。这一诗集的发表奠定了郭沫若在中国诗坛上的永恒地位,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他的这部诗歌大大风光了一番,并将胡适的（尝试集）比得有些暗淡。在近代“新诗”的探索方面,胡适与周作人耕耘播种而郭沫若则开花结果。“薄有名声”之后,郭沫若对自己的医学,就兴趣不是很高。这种不感兴趣有两个原因,一是自己的耳朵有严重的重听,不适合再做医生,二是自己的文学创造有了成就,极大地吸引着他的精神。 “创造社”的创立,是…     

《颜氏家训集解》释词补正

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因其“家法最正,相传最远’’而被后人赞为“古今家训之祖”。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为之“考出处、明字义、断是非”,是研究《颜氏家训》的集大成之作。本不揣浅陋,拟在“明字义”方面,为《集解》补正一二。     

孟子“天时“辨正

《孟子》一书中“天时”一词,目前流行看法以为是指自然界的阴晴寒暑,是不确切的。《孟子》原书“天时”一词的本义,还应依从《孟子章句》作者赵岐的解释：“天时谓时日干支,五行旺相孤虚之属也”。“天时”在春秋战国时代是常用语,运用于战争,都作“天命”或命运之好是机”讲,是古人在战前或战争进行中占卜而趋吉避凶的迷信观念。     

曹操与《内戒令》

千百年来,曹操曾被一些封建卫道士诬为“篡逆者”,以至于他在许多戏剧中的形象都是“白脸奸臣”,而实际上正如《三国志》作者陈寿和现代史学大家郭沫若先生所言,他是一位“超世之杰”。在《度关山》一诗中,曹操说：“侈恶之大,俭为共德。”认为奢侈是最大的罪恶,俭朴是公认的美德。他这不仅仅是说说而已,     

司马迁结局论证

司马迁是我国占代的史学巨匠,关于他的最后结局,两汉史文记载模糊。唯卫宏《汉书旧仪注》(以下简称《汉旧仪》)载录:“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蚕室。有怨言,下狱死。”这条资料对于探讨司马迁一生的结局极为珍贵。1955年,郭沫若先生提出“司马迁之死可能是不自然的骤死”,1956年又以上举《汉旧仪》记载为主要沦据,明确指出司马迁“在既受宫刑之后”,又“再度下狱致死”。公平地说,这一结论是目前仅有的以汉代明文记述为据的研究所得。但多年来,相当一些同志却坚持旧说,认为《汉旧仪》之文不可信,进而否定郭沫若的论点,近年仍可见到这类文章。其根据主要是两个:第一,汉武帝没有见到景帝本纪的可能,因汉太史令不掌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