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冷战期间美国的“隐蔽行动”战略

“隐蔽行动”是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的主要战略之一,是服务于遏制大战略的一个重要子战略。冷战爆发后,面对苏联的激烈反击,杜鲁门政府很快制订了这一战略予以抗击。之后美国历届政府都继承实施了这一战略。随着冷战格局的变化,美国隐蔽行动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作为美国冷战战略库中的一件重要武器和遏制大战略体系中的一根重要支柱,隐蔽行动战略的实施对促使苏东裂变、美国赢得冷战起了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     

大战略的思想与实践:形成、特征与演进

正20世纪以来,"大战略"(grand strategy)概念渐受重视。一般而言,"战略"在传统上即指"军事战略",适用范围是战争,所用的是军事手段,所追求的是胜利。与战略的观念和解释限制在战争领域不同,大战略认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不仅在战时,也在平时;威胁来源不仅是其他国家的武装力量,一国所制定和采取的经济、外交、科技等政策措施,均可能影响到其他国家的安全;捍卫国家安全和实现国家目标,不仅是军队和政府的事情、需要采用军事手段,而且要综合运用多种国家资源。美国战略     

核时代的美国安全观念与战略传统——对两个经典文本的重新探讨

美国的全球性主导地位,主要是在20世纪尤其是冷战时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与战后以来美国一直奉行的全球战略及其所体现的主流安全观念和战略思想息息相关。在冷战时期,美国有两位最重要的战略家(凯南和尼采)、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文本("长电报"与NSC号文件)。这两人和两个文本对战后以来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安全观念与战略传统的主要特征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尼采的思想更能代表冷战时期逐步形成的一套主流战略观念,即立足于"最坏假设",强调实力地位,偏重军事手段,追求绝对安全,秉持道德普遍主义和意识形态优越论。这套战略观念既成就了美国的超强地位,也造成了美国霸权的困境,是理解当前和未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一条重要历史线索。     

美英学者关于二战期间美英东亚政策与战略的研究

自二战结束以来,美英学者对二战期间美英东亚政策与战略的研究成果丰硕,研究范围主要集中于美英东亚政策、东亚军事战略以及中国抗战对美英两国东亚战略的影响等方面。从二战结束到60年代,在冷战大背景下,美英学者的研究明显烙上了意识形态的色彩;70年代以后随着冷战的缓和以及档案材料的解密,美英学者的研究开始走出传统观点的束缚,出现了与以往认识不同的观点,研究内容也更为细化;90年代以后,英美学者的研究与之前又有所不同,尤其在中国抗战与美英东亚战略关系上,出现了肯定中国抗战的声音。由于英美学者研究偏好的问题,关于美英东亚政策与战略,还有很多问题值得研究。     

里根政府的冷战战略及其后果

里根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制定并实施了一套冷战战略。此战略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所谓“以实力求和平”,确立美国对苏联的实力优势地位;二是所谓“静默外交”,通过低调谈判,解决两个超级大国间复杂而敏感的问题。在这一战略的指导下,里根政府双管齐下,通过军备竞赛,企图拖垮苏联;利用外交手段,企图逼苏联就范。与此同时,里根政府冷战战略留下了后遗症,一是造成美国严重的财政负担,二是为后冷战时期世界动荡不安埋下种子。     

冷战初期美国对拉美外交政策的转变

冷战初期,杜鲁门政府通过组建美洲政治军事集团、提供军事援助完成了战后美国对拉美政策的第一次转变,即由反法西斯的外部入侵向抵御共产主义的外部影响,同时奠定了冷战时期美国对拉美政策的基调——战略利益是防止共产主义在拉美扩大影响,经济利益是促进美国在拉美的自由贸易和投资。第一届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拉美政策基本遵循了这一原则。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美国的战略优势地位不断下降,第二届艾森豪威尔政府通过对拉美政策的两次调整实现了第二次转变:战略目光由重点关注冷战前线地区演变为前线和后方兼顾,开始更多地关注拉美等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冷战形势;战略手法由强调军事援助,逐渐演变为突出经济援助和经济建设,以遏制共产主义在拉美的发展。     

经济外交与冷战史研究新视野

经济外交是认识和理解冷战历史的重要研究角度。经济外交与对外经济战略、对外经济关系、私人企业对外交往活动有着较为明显的联系与区别。对外援助是经济外交最重要的表现形式。美国相关解密外交档案的启示作用,一是帮助澄清了经济外交是美国实现冷战目标的最重要工具之一;二是冷战时期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实施的经济援助计划,是其遏制苏联大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     

浅析冷战初期美国对华政策

冷战初期,美国从与苏联对抗,争夺世界霸权的大战略作为出发点,对中国的政策也经历了试图从中国内战脱身,以和促变的灵活政策到朝鲜战争爆发后在与苏联对抗的同时向中国施压的强硬政策,再到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美国趁机适当松动对苏关系的同时加紧对中国遏制政策这三个阶段。本文通过分析冷战初期即1947-1960年间美国对中国采取的阶段性政策,揭示美国外交的实质,把握中美关系发展的历程。     

同舟共济还是同床异梦——肯尼迪与蒋介石关系的内幕(之一)

老问题困扰着新总统半个世纪以来中美关系的发展脉络表明,美国对新中国的态度从敌对、遏制走向缓和、关系正常化,再到进一步建立战略关系,是一个漫长的转变过程。肯尼迪政府对华政策是这个转变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虽然由于冷战大格局的限制和肯尼迪本人猝然遇刺,美国政府在这个时期没有     

冷战时期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从艾森豪威尔到肯尼迪

从广义上讲,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时期美国的大战略,都源自对苏联和中国的共产主义威胁的恐惧。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都延续了杜鲁门遏制战略的基本目标,但是由于对威胁的具体性质和范围的评估有所区别,同时在利用那些资源、如何实施遏制的问题上持有不同见解,从而使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政府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国家安全战略。     

以宗教为冷战武器——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东南亚佛教国家的心理战

自冷战肇端,杜鲁门政府就确定了"使用除战争以外一切手段削弱共产主义"的全面冷战战略,并为其后历届政府所沿袭。在东西方对抗的背景下,宗教亦被美国心理战政策制定者挑选出来,成为其团结中间地带国家、反击共产主义的冷战武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为遏制中国而对东南亚佛教国家实施了心理战项目,该行动的理论基础、政策目标、方法手段及其成败得失充分展现了美国以各种手段争夺中间地带国家的冷战历史。     

“海洋史与国际史交叉视野中的南海合作问题研究”笔谈

正【编者按】在中国快速崛起和国际与地区地缘战略格局相应出现显著变化的大背景下,南中国海(以下简称"南海")问题已成为中国对外战略和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广为关注的课题,甚至有成为一门"显学"之势。其原因显而易见。首先,中国崛起,从大战略视野来看,一个重要的维度是走向海洋,而南海是中国海洋战略前出的一个最重要方向。其次,中国与东南亚海洋国家之间的南海岛礁主权与海洋权益争端,在外部力量的介入和推动下,近期以来不断发酵升温,致使南海问题可能成为一个掣肘中国周边外交以及中国和平发展大战略的重要的消极因素。最后,中外学术界从一种简化主义的历史类比出发,奢谈中美战略竞争的可能的"修昔底德陷阱"趋势,进而将南海问题视为中美"安全     

美英“特殊关系”的构建与冷战的起源(1944-1950)

冷战起源是冷战史研究中的基本问题之一。美英“特殊关系”的设想（1944—1945）、迅速发展（1946—1947）和正式确立（1948—1950）三个阶段中的发展及其与苏联外交政策的战略互动,推动着冷战逐渐变为现实。美英“特殊关系”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植根于历史和现实中的战略基础——两国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以及最高决策层之间密切的个人友谊网络;盎格鲁一撒克逊民族的恐惧感与冷战思维的发展;基于对外在威胁的相同理解而产生的捍卫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共同责任感与战略利益。冷战的起源伴随着全球规模的势力均衡的形成,然而,新的势力均衡对美英两国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美英“特殊关系”是无形的,而冷战是有形的。无形的“特殊关系”推动着冷战的发展,有形的冷战也考验着无形的“特殊关系”。美英“特殊关系”的构建在无形之中构成了有形冷战起源的决定性因素。     

斯大林逝世与美国的反应和政策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后,艾森豪威尔政府迅速做出反应,并经过反复讨论,制定出一项利用斯大林逝世的心理战略计划,力图充分利用斯大林逝世提供的机会和苏联权力转移的内在困难,实施心理战和隐蔽行动,以削弱苏联的力量和影响。随着形势的发展,这一计划不断发展,构成艾森豪威尔政府国家安全政策的重要内容。美国对斯大林逝世的反应和政策不仅体现了美国遏制政策的加强,也揭露了美国图谋分裂社会主义阵营的实质。它折射了冷战斗争的严酷性,美国对外政策决策的适时性与实用性;同时也表明心理战、宣传战是美国重要的冷战战略武器,它对苏东剧变、冷战结束起了一种累积的、潜移默化的作用。     

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对蒙古政策研究

在雅尔塔会议上美国同意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提出的保持外蒙古现状的条件,但在20世纪40—50年代美国并没有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启动了与蒙古建交的行动,正式承认其为独立主权国家,并在联合国关于蒙古入联问题上投了弃权票。由于担心蒙古不能入联引发连锁反应对美国不利,肯尼迪政府在外交上对台湾当局施压,迫使其没有在联合国行使否决权,蒙古于1961年正式成为联合国成员。然而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柏林危机和台湾当局的极力反对,肯尼迪政府未能在任内完成与蒙古建交事宜。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对蒙古政策的变化反映了冷战时期美国对亚洲内陆国家外交政策的实质,即为美国的冷战战略服务。     

试析冷战在中东的分期和特点

中东在美苏冷战中具有重要意义。中东的冷战可划为四个阶段:美国开始取代英法在中东的势力,苏联实现突破的努力失败;阿拉伯民族主义进入高潮,英法基本退出中东,美苏展开激烈角逐;英国彻底退出中东,苏联影响进一步增长,中东呈现不战不和局面;美国促成中东和平进程,苏联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衰落。冷战在中东的主要特点如下:中东是除东欧外非两大阵营国家唯一与超级大国苏联有陆地接壤的地区,是美国遏制战略的前沿阵地;中东是冷战的发源地之一;中东成为美苏激烈争夺的地区,双方各有自己的战略;中东的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延绵不断,并与冷战相互交织,而后者对阿拉伯世界的影响有限;冷战与中东起伏不定的民族主义相互影响;中东在冷战中诞生了高度敌视西方的极端伊斯兰主义。     

冷战时期科学家与美国的空问决策——兼及肯尼迪政府科技政策转型的动因

战后美国的科技政策经历了一次重大变革：联邦政府在国家决策层中设立了负责科技事务的职位,并开始将大量联邦资金投入到支持国家冷战目标和保障国家安全而进行的科研项目上;与此同时,美国科学家也由疏离政治转而融入举国一致的冷战中。这一变革始于冷战初期,到肯尼迪执政时期才最终转型成功。本文试图从美国空间决策的角度探讨科学家在美国冷战决策和政府科技政策转型中的作用以及科学家和科学研究又是怎样通过与国家政治目标保持高度一致而被“冷战化”的。     

何为“冷战”?——西方英语学界关于“冷战”的界定与研究范畴的争论

“冷战”作为概念最初是指美苏之间“不是和平的和平”的状态。到了1947年下半年，杜鲁门政府将与苏联的“冷战”对抗作为美国对外干涉的战略。20世纪50年代中期，冷战对抗延伸到亚非拉国家。冷战时期西方学者就已经开始研究冷战，关注的是冷战的起源和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与冷战两极对立一样，学者们有关“冷战”的界定和范畴的观点泾渭分明，针锋相对。冷战时期的西方学者主要依赖美国档案，从事以美国为中心的冷战研究。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之外的历史学家提出“冷战研究去中心化”的议题，希望不要仅仅从超级大国的视角来观察和研究冷战，提出强化对冷战时期超级大国对第三世界干涉的研究，这使冷战研究的地理范畴大大扩展，成为过去30多年冷战研究的一个热点。尽管有学者坚持认为，冷战是美国的国家项目，但事实上，冷战既是美国历史的一部分，也是全球史的一部分。     

冷战时期科学家与美国的空间决策——兼及肯尼迪政府科技政策转型的动因

战后美国的科技政策经历了一次重大变革联邦政府在国家决策层中设立了负责科技事务的职位,并开始将大量联邦资金投入到支持国家冷战目标和保障国家安全而进行的科研项目上;与此同时,美国科学家也由疏离政治转而融入举国一致的冷战中。这一变革始于冷战初期,到肯尼迪执政时期才最终转型成功。本文试图从美国空间决策的角度探讨科学家在美国冷战决策和政府科技政策转型中的作用以及科学家和科学研究又是怎样通过与国家政治目标保持高度一致而被“冷战化”的。     

1983年大韩航空空难事件与里根政府的对苏政治竞争策略

1983年大韩航空空难是冷战后期发生的一场危机事件。在里根政府对苏新遏制战略和新冷战的背景下,美国决心利用该事件对苏联展开政治攻击。美国国家安全与外交决策机构进行了精心策划,从舆论宣传、双边制裁、联合盟友、操纵国际议程四个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美国在这一事件中的强硬姿态和行动增加了苏联对美国核突然袭击的战争恐慌,进一步恶化了美苏关系,助推了东西方高度紧张的政治局势,与“星球大战”计划、“优秀射手83”军演等行动一起导致1983年成为冷战最激烈的年份之一。但空难也客观上推动了国际民航安全领域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