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塞尼亚"问题研究

美塞尼亚地区对斯巴达的历史发展曾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在荷马时代之前,希腊历史上并没有关塞尼亚国家.在古风时期,斯巴达吞并提盖泰鸟斯山以西地区之后,美塞尼亚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公元前5世纪中期,雅典与斯巴达的争霸斗争全面展开,关塞尼亚问题成为雅典的削弱、肢解斯巴达的外交工具.公元前4世纪前期,底比斯打败斯巴达,它延续了雅典的政策,最终肢解了斯巴达,建立了美塞尼亚国家.西方学者提出的先有关塞尼亚民族和美塞尼亚国家,后被斯巴达征服,最后在底比斯的帮助下复国的理论是不成立的.     

试论波斯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介入

公元前431年爆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既是一场希腊世界的内战,同时也是雅典与波斯之间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远在东方的波斯在公元前412年与斯巴达结盟,介入战争。波斯介入战争的根本原因是其想重新占领在希波战争中失去的小亚细亚西海岸的希腊城邦,向雅典复仇。希波战争后波斯与雅典之间长期的"冷战",斯巴达主动向波斯抛出"橄榄枝"寻求结盟,以及雅典远征西西里的惨败,最终促使波斯与斯巴达结盟。战争期间,波斯主要通过小亚细亚的总督对斯巴达进行军事和财政援助。波斯的介入不仅帮助斯巴达战胜雅典,赢得战争的胜利,而且还直接引发了公元前411年的雅典贵族寡头政变,开波斯干涉希腊城邦内部事务的先河。     

评特米斯托克利的军事战略

特米斯托克利在古希腊史中是一位不容忽视的军事家、政治家,他大力发展雅典海军的战略决策,为雅典的强大乃至走向霸权奠定了牢固的基石;他在希波战争的紧要关头,审时度势,英明指挥萨拉米海战,成为希腊反败为胜的转折点,创造了古代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军事范例;在希腊内部,他把战略目标对准斯巴达,积极营建港口城防,使雅典有足够的实力可以和军事强国斯巴达相抗衡。特米斯托克利的这些军事战略对希腊历史影响深远,但他本人晚节不保,令后人深思。     

伊索克拉底的《泛希腊集会辞》与泛希腊主义

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辞》的泛希腊主义提倡城邦和睦,并非希腊统一,其包含着与"雅典中心主义"的差异与交融。当两者被调和而共同为反波斯战争和雅典一斯巴达联合领导权宣传时,泛希腊主义经常被强调。对伊索克拉底而言,在呼吁雅典领导权的论述策略中,"雅典中心主义"更具实际意义。他既利用这一观念对抗斯巴达人,为雅典在公元前4世纪重新恢复帝国时代领导地位的诉求提供动力,又利用泛希腊主义证明雅典领导权具有合法的道德、舆论和历史支撑。     

军事教育与斯巴达的阿高盖制度

教育是古代斯巴达文化形象的基础.一般认为,斯巴达教育是国家控制之下的军事化教育.其实,这个观点并没有真实反映古代斯巴达教育史的整体.古风时代,斯巴达教育与希腊世界其他城邦的教育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到公元前5世纪中期,由于兵源紧张、战争危险加剧在教育过程中加强了军事化内容;公元前4世纪后期,充当雇佣军成为斯巴达公民重要的谋生手段,军事训练在教育活动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但是,我们所了解的国家化的、军事化的教育模式,产生于公元前3世纪后期斯巴达发生的改革运动中.     

斯巴达“军国主义化”反思

西方学术史上存在一种颇有影响的观点,认为古代斯巴达是军国主义国家或具有强烈军国主义色彩的国家。这种观点出现于公元前4世纪的古代希腊,一直延续到现在。但客观而言,西方学者在这一问题上存在不同程度的理论和史料运用错误。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是军国主义国家必须综合考虑其制度与政策、内政与外交。依照这些标准,公元前5世纪中期之前,斯巴达并不是军国主义国家,斯巴达的军国主义化开始于公元前5世纪60年代,形成于公元前5世纪30年代。但是,古代斯巴达没有建立起极权主义的国家体制,也没发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典型的军国主义国家。     

古典时代斯巴达公民人数减少的原因探析

公元前8-7世纪,斯巴达对外扩张,征服了美塞尼亚,逐步建立希洛制度,国力日益增强,随之成为全希腊的霸主。但自公元前5世纪初期开始,斯巴达公民人数日趋减少,从而对斯巴达霸权地位产生不利影响。斯巴达公民减少的原因大致有两方面,即战争、自然灾害。     

公元前5世纪阿尔戈斯的民主政治

公元前5世纪阿尔戈斯的民主政治诞生于塞佩亚战役的惨败以及随后公民队伍成分变化的过程中。在民主政治体制下,阿尔戈斯的基本制度包括公民大会、议事会和官员。与雅典等比较,阿尔戈斯官员的任期只有半年,并且受到议事会和公民大会的制约,民主特征鲜明。然而,阿尔戈斯议事会和官员的相对强势,公民大会出席者成分的限制,使它的民主政治更接近亚里士多德所界定的温和类型,其民主程度与雅典民主政治有一定距离:一方面,民主政治时代的阿尔戈斯虽然是一流强国,但它很少在希腊世界扮演决定性角色;另一方面,在竞争激烈的希腊城邦世界,阿尔戈斯成功维持了政治独立,特别是能够在大约二百年中保持政治稳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其民主的制度设计。对阿尔戈斯民主政治的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古典时代阿尔戈斯和伯罗奔尼撒的历史,也会丰富古代希腊民主政治的图景,有利于打破希腊史研究中雅典与斯巴达中心的倾向。     

雅典民主政治的危机与民主信仰的重塑

以人民主权为基本原则、以公民广泛参与国家管理为基本特征的雅典民主政治,在公元前5世纪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使雅典成为希腊世界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但人民主权的发展,也使民主政治与法治之间的紧张凸显。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遭遇的败局,富有阶层对民主政治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反对,令民主政治遭遇严重挑战。公元前5世纪末民主政治重建后,通过实现公民和解、提升法律权威、整顿思想,成功重树了对民主政治的信仰,确保了公元前4世纪雅典民主政治的稳定。     

试论希腊早期僭政产生的历史背景

从公元前650年科林斯的库普赛洛斯统治开始至公元前510年庇希特拉图的儿子被逐出雅典为止,这一时期史学家通常称为“僭主时期”,①即早期僭主政治时期。在这一时期,希腊众多城邦大多经历了僭政。僭政时期正是希腊历史的变革时代,也是希腊历史发展的转折时期,公元前5、4世纪希腊的伟大成就都以这一时期为基础,希腊的民族特征及本质也是在这一时期形成,希腊文学、艺术、哲学等重大成果都在这一时期孕育。所以,公元前7、6世纪对于     

试析古代雅典民主产生的条件

试析古代雅典民主产生的条件廖学盛为什么在公元前６世纪至公元前４世纪的２００多年里,在古代希腊存在过雅典这样的实行民主制的城邦,这是全世界众多学者长期探索而迄今未取得共识的一个重要问题。笔者本人对于产生古代雅典民主的历史条件的认识,也在深化和完善。在关...     

古代世界各国向海洋发展的比较(下)

古代国家受地理环境、经济需求、航海装备与技术的影响,有的较早地向海而生,有的成为海上帝国,有的缓慢地向海洋发展。希腊城邦依靠海洋而生,即使农业发达的斯巴达也在争霸中转变成海上强国。波斯帝国有实力建造战舰,但没有自己的海军人才,所以不足以占领希腊。罗马以海军击败迦太基,在侵略扩张中成为海上强国。古代中国历代王朝以农立国,地理环境造成西北始终有游牧民族侵袭,因此统一国家的主要精力用于抵御西北强敌,出海作战都在于征服邻近地域,不以经济掠夺为目的。宋朝有向海洋发展的趋势,宋以后更有向海洋发展的经济基础,但是,明、清实行禁海政策,停滞了我国向海洋发展的势头。     

世界史画廊

公元前八——六世纪,希腊半岛出现了雅典和斯巴达等奴隶制国家,后来并入罗马帝国。公元四世纪末归属拜占廷。十四——十五世纪,希腊被土耳其征服。1821年,希腊人民开始了反对土耳其的独立战争,博得了全欧进步人士的同情与支持。英国诗人拜仑就曾亲自去希     

古希腊内部大战:伯罗奔尼撒战争

正古希腊历史上发生过两次重大战争:一次是公元前500至前449年的希波战争,另一次是公元前431至前404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前一次战争是希腊人联合起来抗击波斯人的入侵,其事迹见于希罗多德的《历史》。后一次战争是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与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交战,属于希腊城邦之间的内战。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60至前396年)亲历这次战争,写下鸿篇巨制《伯罗奔尼撒     

一场值得反复品味的远行

色诺芬(Xenophon,约公元前430年～公元前354年),雅典人,古希腊著名的历史学家、哲学家、文学家、军事家。他受过多方面良好的教育,早年师从苏格拉底,是苏格拉底比较出色的学生之一。公元前401年参加希腊雇佣军助小居鲁士争夺波斯王位,未遂,次年率军而返。后由于他与斯巴达有密切关系,被母邦判处终身放逐。     

底比斯与雅典和斯巴达关系的演变——以伯罗奔尼撒战争为界

关于伯罗奔尼撤战争的研究，国内外多数学者都将重点放在雅典和斯巴达两个城邦。诚然，雅典和斯巴达是战争的主要参与者和决策者，理应得到学术界的较多关注。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忽略诸如底比斯、科林斯等次等强邦在战争过程中的作用。底比斯作为伯罗奔尼撒同盟的重要一员，在战争前后的对外政策，特别是与雅典和斯巴达关系的变化，将引领我们从一个崭新的视角对伯罗奔尼撒战争乃至整个希腊城邦之间关系的演变进行再认识。     

古代斯巴达的公民大会

公民大会是古代斯巴达重要的权力机构。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公民大会所拥有的权力与地位并不完全一样。大体上,斯巴达国家建立伊始,斯巴达公民大会已经产生。但直到公元前7世纪初,它一直是贵族统治的装饰物。在这之后,公民大会在斯巴达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与监察官一道构成古典时期斯巴达立法机制的核心,使得斯巴达政制成为特殊的民主政治。自公元前4世纪初,斯巴达公民大会逐步失去了政治意义,至公元前3世纪,完全退出了斯巴达政治舞台。     

提秀斯改革新论

发生在公元前13世纪中期的提秀斯改革与雅典氏族制度的解体和国家的产生、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关系。提秀斯大约是来自南希腊的一支希腊人的首领,在击败阿提卡原有居民的联合抵抗后,把当地贵族分子迁居雅典城,从而实现了阿提卡诸地方公社的初步“统一”或联合。针对泥沙俱下的“所有外来人”,提秀斯做了适当安排,从而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因争夺土地所有权而必然引发的大规模激烈冲突。这样,一支数目较多、势力较强的外来人通过“改革”,以武力的方式强行定居雅典。此后,“外来人”比较顺利地加入雅典居民的社会组织,进而成为雅典公民,似乎逐步成为一种惯例,直至古典时代。这是雅典民主制产生和发展不可忽视的历史因素。提秀斯改革虽对阿提卡原有居民的社会组织产生过一定影响,使散居阿提卡的诸公社初步联合起来,但决不是地域关系取代血缘关系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更不是国家组织取代氏族部落组织过程中的决定性一环。     

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演说辞》中“领导权问题”矛盾论述出现的原因

伊索克拉底受到书面表达方式所面对的受众范围以及当时的政治局势影响,在《泛希腊集会演说辞》中,采用"模糊话语"的修辞策略,呈现了关于"领导权问题"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城邦联合领导权"与"雅典领导权"。伊索克拉底在创作《泛希腊集会演说辞》时,口头与书面两种创作方式并存,这篇演说针对雅典城邦发表,或面向全希腊传播,前者适合采取口头的表达方式,而后者更适合采取书面信息传递。若《泛希腊集会演说辞》面向全希腊传播,伊索克拉底需采取"模糊话语"的策略,满足不同城邦受众的政治利益。他的政治观点受到了公元前390—380年间希腊政治局势变化的影响而发生转变,伊索克拉底在演说辞中所采用的话语策略,是斯巴达在古希腊当时的历史实际中所拥有的权威与作者自身对于雅典霸权的呼吁调和的结果。     

试论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的城邦关系与城邦贵族——以公元前420年第90届奥运会为例

第90届古希腊奥林匹克赛会举办于公元前420年。其间发生了两件不同寻常的事件,一是斯巴达城邦被禁止参赛,二是雅典贵族阿尔基比阿德斯在赛场上大肆炫耀他个人的财富。本文通过对这两个事件及其背景的解读分析,将古代奥林匹克赛会与当时希腊的城邦社会背景结合起来,分别论述了赛会中的希腊城邦关系以及城邦贵族这两个层面的内容,证明古代奥林匹克赛会不仅在宗教和体育史范畴内具有意义,其中更蕴含着多方面的城邦社会因素,与古代希腊城邦的大背景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