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对战时物价问题的认识及其因应措施

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对物价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演变过程。他对通货膨胀和物价问题的公开表述与私人记述及内部指示之间有不一致之处。在公共场合或公开讲话中,蒋介石对经济形势的看法总是比较乐观,对抑制通胀、平定物价显得充满信心。实际上,蒋介石对战时物价问题的严重性始终具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他全面介入战时物价管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对抗战前期的物价平定与抗战后期的物价管制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从宏观层面而言,蒋介石对战时物价管制成败得失应负主要领导责任。由此,亦可窥见他对经济抗战所起的复杂主导作用。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行政院的机构调整与改革

抗战时期,为了适应战时需要,国民政府行政院进行了机构调整与改革.孔祥熙担任行政院院长期间,主要调整行政院与军事委员会之间的机构隶属关系,实行政、军分立,精简院属机构.蒋介石复兼行政院院长期间,为提高行政效率,推行行政三联制,再次进行机构调整与改革.行政院通过对所属各部会进行事权关系的研究后,裁并骈枝机构,裁汰冗员.行政院的机构调整与改革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行政现代化的趋向,但因受战争环境的限制与军事因素的制约,一直未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行政系统.     

“蒋介石与抗日战争(1931-1945)”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为了推动蒋介石与抗日战争史的相关研究,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于2014年6月7日至8日联合主办了"蒋介石与抗日战争(1931—1945)"学术研讨会。来自美国、加拿大、韩国、新西兰,以及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地的40余名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共提交论文25篇。会议围绕"蒋介石与抗日战争"的主题,分别就蒋介石与抗战战略、抗战军事、战时外交、战时内政,以及外国人     

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社会行政机构改革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实现抗战建国的任务,进行社会行政机构的改革。社会部的成立是战时行政改革的创举。改革中存在诸多分歧与妥协,如厘清社会行政机构的事权冲突、关于省政府设置社会行政机构的分歧、社会部和行政院有关运行经费与机构设置分歧等。抗战结束时,社会行政机构在省县尚未完成普设。改革虽有行政现代化的趋势,但改革遭遇困境,未能奠定建国基础。究其原因,改革主要受抗战政治环境之明显制约,改革缺乏明确的负责中心,也与蒋介石个人对改革的认知有关。战后的国民政府面对更为局促的政治环境,推进社会行政机构改革,以加强社会建设,收拢人心,前景更为暗淡。     

抗战初期蒋介石与宋子文关系研究

1937年抗战爆发之初,宋子文虽然在国民政府财经部门中并无实职,但受蒋介石委托赴上海主持战时金融,在拟订实施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筹建四行联合办事机构和劝募公债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宋子文为董事长的中国银行根据蒋介石的指示为国民政府垫款和提供举借外债的担保,但宋子文的自主业务经营理念和蒋介石集中金融的政策时起矛盾。蒋介石经常起用宋子文承担重要财政军需任务,由于体制和人事的原因,却未给予宋子文任何实际职衔,这些也导致了战时国民政府财经决策和高层人际关系的复杂性。     

蒋介石与战时平准基金

蒋介石与战时外汇特别是与战时平准基金的关系,迄今为止未见有专门性研究成果问世.本文在查阅斯坦福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台北“国史馆”藏蒋介石档案、国民政府档案及其他史料基础上,系统梳理蒋介石对于战时外汇问题尤其是对于平准基金和平准基金委员会的态度,分析蒋介石对于战时重大外汇政策的决策与实施的作用,进而探讨相应的体制与机制问题,以冀深化对于蒋介石研究和战时财经领域的研究.     

试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工矿行政

抗战初期大规模的厂矿内迁运动和战时后方地区工矿建设的勃兴,都与国民政府的工矿行政有密切关系.在战争状态下建立和运作的国民政府战时经济及工矿行政机构,根据国民政府制定的总体经济方针,参与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与战时工矿业相关的法规和措施,表现出若干带有时代特征的新气象,取得了比较明显成效,在一定程度体现了政府在发展后方工矿业中的积极作用和主动精神.     

抗战时期浙江省行政改革述论

抗战时期黄绍竑主政浙江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实施了"刷新政治"的开明政策,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政策措施。在行政改革方面,调整各级行政机构、组建浙西行署、推行新县制、实施行政考核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国民政府对基层政权和民众的控制,推动了浙江后方国统区的初步开发与乡村教育的进步,也有利于抗战事业的发展,但由于各种原因,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实施的成效也并不显著。     

蒋介石与抗战初期国民党的对日和战态度——以名人日记为中心的比较研究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约半年时间里,国民党高层人士之中一度失败主义、悲观主义情绪弥漫,议和甚至乞和的主张若暗若明。蒋介石本人在和战问题上也不无踌躇,在作出抗战决策之前有过犹豫,对国际调解、大国介入有过不切合实际的期望。但在这一期间的重大关头,蒋介石最终克服了动摇和干扰,抵制了"低调"妥协的主张,在领土和主权问题上表明了严正立场,确立了战时体制,主导、引领国民党作出抗战决策并予以实施。     

蒋介石与战时外交体制探析——以宋子文使美为中心

国民政府战时外交体制的功用,体现在重大外交决策以及人事安排上,其特征就是高度集权于蒋介石个人。自1940年6月起,宋子文以蒋介石个人代表的身份长驻美国期间,直接对蒋介石本人负责,与蒋介石之间的重要联系力求绕开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和外交部,也绕开驻美大使胡适,对美交涉成就显著,是战时外交体制灵活、高效、保密且成功运作的范例。蒋介石的最高决策地位,既是战时外交体制的基本特征,也是这一体制得以维系运作的重要因素。战时外交体制的确立,固然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集体抉择,但对战时外交体制的认同却是非常复杂和难以掌控的,其运作过程的稳定性也就难以保证,这也是战时外交体制的主要局限性所在。     

杨森主黔原因探析

1944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任命杨森为贵州省主席。杨森既非蒋介石嫡系,又非其同乡,却能够出掌贵州省政。究其原因,本文认为,南京国民政府主要考虑了巩固战时国防,加强地方建设,实现抗战建国目标;彻底解决西南地方势力,实现国家统一和杨森的个人经历及其与蒋介石的关系等几方面因素。     

朱家骅与战时国民党的党务整顿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为实现抗战建国的任务,蒋介石命朱家骅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加强了对国民党的党务整顿.朱家骅通过组织与人事的调整,试图控制各省市党部,加强基层党部的督察,树立党部形象；提高县市书记长地位,推进基层党政融合.朱家骅的党务整顿受战时政治环境之限制,党内派系严重.在平衡派系政治的需要下,党务整顿被蒋介石所废止,但开启了战后党务革新与改造的先河.     

蒋介石与张伯苓及南开大学

蒋介石与张伯苓及南开大学的关系,以往研究几乎无人涉及.1930年代初,教育理念相近的蒋介石与南开校长张伯苓由初识到相知,政治与教育的相互需求以及私人友情的增长,对于此后南开大学的存续与发展关系重大.抗战爆发,毁于战火的南开大学成为战时高等教育损失的标志性形象,蒋介石在广泛的舆论同情中做出了"有中国即有南开"的承诺.其后...     

抗战期间蒋介石访问印度述论

1942年2月4日至21日,战时中国最高国防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英国驻华大使卡尔陪同下,对印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此时,中国正处在抗战的关键时刻,身为全国最高统帅的蒋介石为什么要访问印度?其间他进行了哪些外交活动?其效果如何?本试图对此作一探讨。     

中央研究院改隶风波探析

中央研究院改隶风波,是在抗战时期蒋介石调整行政机构,推行"行政三联制",以提高行政效率的背景下发生的。引发风波的原因在于中研院受抗战时期艰难环境的制约和影响,难有大的作为,在职权空间、经费审批上,受到教育部的挤压、掣肘,而为后者所觊觎;隐藏在风波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朱家骅与陈立夫之间的派系斗争。中央研究院直隶于国民政府,独立于五院之外的地位,一方面为其"学院自由""学术自治"提供了一定的制度保障;但另一方面,随着国民政府主席职权的变化,尤其在战时的特殊环境下,又给其带来了诸多不便。改隶风波表明,在中央研究院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国家政权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学者们提倡和标榜的"学院自由""学术自治"的空间是十分有限的。     

战时国民政府推进省行政改革之考察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改革省行政呼声高涨,蒋介石对此高度重视,通过改革试点,探索省行政改革之路。主要是调整和完善省行政系统,精简省政府机构,强化省政府权力。战时推行省行政改革反映了国民政府的政治生态。省行政改革程序虽无不妥,结果却差强人意。各省对行政机构调整与裁撤态度并非一致,诸多省份未能切实奉行政院令推行改革,强化省权亦不符合战时集权政治的需要,加速各省对中央政府的离心倾向。     

边疆·卫生·抗战:全面抗战时期西北地区医疗卫生建设述论

全面抗战爆发后,西北地区的国防地位日显突出,国民政府为了保证抗战的顺利进行,开始推行战时西北卫生计划。为此,国民政府设立了西北卫生专员办事处,统筹西北地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协助各省建立地方卫生行政体系。在此基础上,西北各省开展了一系列的医疗卫生建设,以满足发展地方卫生、应对战时需求和服务国家抗战的需要。但由于中央和地...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侨汇管控及其成效

本文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蒋介石日记、台湾"国史馆"藏蒋介石档案和外交部档案、广东省档案馆藏财政厅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重庆档案馆编四联总处史料集、民国报刊杂志等原始史料为依据,考察了国民政府管控侨汇的机构、政策、流向变迁历程及其成效。认为战时侨汇是外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金融抗战和军事国防联动布局的关键物资,国民政府对侨汇管控有其金融抗战和国防战略部署的双重需要。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侨汇管控存在着复杂的政策调整和隶属机构的变迁,这些措施增加了海外侨汇流入祖国。四联总处、财政部、中国银行和中央银行对战时侨汇管控做出重要贡献。文中1940—1945年度中国银行经收美元和英镑外币侨汇数额的统计图,填补了战时侨汇本币和外币统计数据欠缺的空白。     

抗战初期的武汉防空与日机空袭

抗战初期,我在武昌上学.自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对日作战后,武汉即处于战时状态.鉴于空军兴起以后战争已无前方后方之分,武汉开始采取了一些防空措施,主要有:     

陈嘉庚的延安之行

抗战爆发后,南洋实业家、华侨领袖陈嘉庚领导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南侨总会)募捐巨款支持祖国抗战,据统计,1939年国民政府军费为18亿元,其中华侨汇款则达11亿元,而南洋华侨捐款占华侨捐款总数的70%,这对战时财政经济的支持,起了巨大的作用。陈嘉庚拥护蒋介石,是因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