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思想史”笔谈

正【编者按】国际关系思想史是国际关系学科一个十分年轻的分支。自1919年国际关系学科创立以来,一代代学人坚持不懈地探索何为国际关系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理论或范式,以描述、解释和预测国际关系;前者是思想史探究,后者为理论创建。国际关系学科仅历百年,但国际关系思想史探究却渊源更加久远。马基雅维利问道李维,霍布斯追溯修昔底德,格劳秀斯诉诸自然法传统,当代学人则孜孜以求地追溯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格劳秀斯、卢梭、康     

国际政治中的“文明冲突”范式新解——重读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

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国际政治学界引起了激烈而持久的争论。中国学者对它的评论大多局限于政策性的评价与立场性的批判。本文认为,“文明冲突”论对于如何看待冷战后全球政治的发展趋势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理论范式。本文试图从学理上与政治思想上对“文明冲突”范式的理论假设前提、该范式的内涵界定以及文明的未来走向等问题做出客观评析。     

从丝路学视角建构中外关系史学科:基础、路径及意义

正自1877年李希霍芬在《中国》中提出"丝绸之路"以来,吸引了不同国家和地区学者的持续关注,并逐渐形成的"丝路学",成为"涵盖了文化、历史、宗教、民族、考古等人文科学,以及地理、气象、地质、生物等自然科学的,汇聚了众多学科、综合研究多元文化的学问。丝路学来自丝绸之路这一历史性的文化概念的提出,并且最终得到了国际社会与学术界人士的共同认可。"~(1)亦即,中外学者从阐释"丝绸之路"元概念出发,围绕"中国与世界古今丝路关系"这一核心议题展开研究,旨在探索丝路多元文明的交往规律、丝路伙伴关系的相处之道,以及丝路难题的破解之策,故而形成了由文明交往理论、国际关系理论与全球治理理论组成的丝路学研究的学理基石。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丝路学,既是文明交往学,也是国际关系学,还是全球治理学,     

近四十年来美国中国学理论、范式与方法对国内史学研究的影响

美国中国学研究自二战后至今,经历了几次重要的研究范式的变迁,主要包括,从"冲击—回应"到"中国中心观"、"后现代史学"转向和"全球史"转向等。40年来,美国中国学的理论、范式和方法对国内的史学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理论对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影响,"过密化"、"大分流"理论对经济史研究的影响,"施坚雅模式"对城市史研究的影响。那么,美国中国学研究为什么能在理论、范式和方法上不断推陈出新?运用美国中国学的理论、范式和方法进行研究的利与弊是什么?国内学者应如何面对属于西方话语体系的美国中国学的理论?如何构建本土学术话语体系?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反思。     

文明在国际关系中的冲突与合作——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谈起

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外交》季刊１９９３年夏季号发表他的《文明的冲突？》一文,在国际学术界引起激烈的争论,①亨廷顿本人亦在《外交》季刊冬季号再发表《不是文明,又是什么？——后冷战世界的范式》一文进一步作出申辩。国内不少学者对亨氏的所谓文明冲突论也发表了严肃的评论。②１９９６年亨廷顿又在《外交》季刊冬季号上发表一篇题为《西方文明：是特有的,不是普遍适用的》的新论文,③对他的文明冲突论的观点作了部分修改,但仍坚持其基调。看来对文明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的讨论,还将继续进行下去。笔者同意国内学者的基本观点,即亨氏的文明冲突论的结论有失偏颇,且有为美国当权者谋划称霸世界策略之嫌,但亦感到亨氏对文明与国际政治之间的关系的分析,在学术上有其独到之处,而在现实国际关系中,这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具有重大潜在影响的问题。因此,本文将理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以及他最近观点的发展,进而就文明对国际关系中的冲突与合作的影响进行探讨。     

“四始”说考论

"四始"是先秦理论言说的一种范式。司马迁《史记》载有孔子《诗》说的"四始"论,因为《诗经》学的广泛影响而为学者所熟知;"四始"说并不是《诗经》所独有,古代的占岁术也有"四始"说,后人又总结出了气之"四始"以及《尚书》之"四始"说。作为一种言说范式的"四始"说颇具理论意义。     

从欧洲国际体系到全球性国际体系——基于历史和理论的双重视野

<正>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历史离不开理论的指导,理论的总结和升华有助于历史学家从庞杂的历史现象中提炼出深层的机理;另一方面,历史理解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基础,国际关系的历史论述、思考和解释对理论研究有着重要意义。罗伯特·杰克逊和乔格·索伦森强调,"历史不但是研究国际关系的起点,也是国际关系理论必不可少的指南和矫正"。1赫德利·布尔指出,"历史研究是理论研究自身的主要伴侣"。2作为连接两者的引桥,国际关系史的编纂需要历史     

政治学囚笼中的国际关系学北大核心CSSCI

最近几十年来,国际关系学科经历了机构的急剧增长和前所未有的知识拓展。然而,与地理学、社会学、历史学和比较文学这些邻近的学科不同,它仍然没有生成能够影响整个人文科学的"大思想"。为何会出现这一情形?对此有何应对之策?本文分三个方面予以阐释:首先,回溯了国际关系学作为政治学分支的持久性界定问题;其次,指出应依据自身学科相互关联的问题群——即(社会)多样性的重要性来重新确定国际关系学的基础;最后表明重新确定国际关系学基础如何开启了它的跨学科潜力。具体而言,"不平衡与综合发展"提供了国际关系学的"大思想"可以传播到其他学科的一个范例,因为通过把多样性的意义付诸实践,它揭示了"国际"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世界的因果意义和构成意义。     

政治学囚笼中的国际关系学

最近几十年来,国际关系学科经历了机构的急剧增长和前所未有的知识拓展。然而,与地理学、社会学、历史学和比较文学这些邻近的学科不同,它仍然没有生成能够影响整个人文科学的"大思想"。为何会出现这一情形?对此有何应对之策?本文分三个方面予以阐释:首先,回溯了国际关系学作为政治学分支的持久性界定问题;其次,指出应依据自身学科相互关联的问题群——即(社会)多样性的重要性来重新确定国际关系学的基础;最后表明重新确定国际关系学基础如何开启了它的跨学科潜力。具体而言,"不平衡与综合发展"提供了国际关系学的"大思想"可以传播到其他学科的一个范例,因为通过把多样性的意义付诸实践,它揭示了"国际"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世界的因果意义和构成意义。     

搭建跨学科研究的国际平台--"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方法论探索与学科构建"高级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吉林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和历史系联合举办的“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 :方法论探索与学科构建”高级国际学术研讨会于 2 0 0 3年 9月 1 7日— 1 8日在吉林大学召开 ,六十余位国内外学者出席了本次会议。此次研讨会的主题是围绕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互动关系、方法论探索和学科构建展开的。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学家、英国科学院院士、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关系系巴里·布赞教授在会上作了《历史学在国际关系学研究中的作用》的主题演讲 ,内容涉及以下四个方面 :一、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模式。西方国际关系研究模式主要是威斯特伐利亚模式 ,权力竞…     

康德国际关系思想刍议

在国际关系思想史上,康德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按照国际关系学说史上惯常的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类的二元划分,康德的国际关系思想属于前者,然而这并非一个完整的康德。实际上,康德的和平哲学与其说是乐观自信的,毋宁说是慷慨悲壮的,启蒙运动的乐观精神并未消解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而且,无论在人、国家还是国际体系的层面上,他的一些具体看法也比深受其影响的当代自由主义—理想主义的一般信条来得复杂。在冷战后西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再度行时的背景下,通过对康德有关文本的解读,辨明他与当代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联系与区别,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代初期欧洲外交的决策动因

外交决策动因,是国际关系理论及国际关系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外交,是通过人来进行的国家间交往,因此,行使外交职能的人就不可避免地对国际关系起着巨大影响,而统治集团上层人物的主观意念对国际关系的客观进程往往就有着支配性作用。对纷乱千变的国际关系现象,我们能够有多种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但是有一点是很明确的:统治者总是努力在     

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关系史研究的拓展

作为历史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际关系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无论是宏观体系阐释,还是微观个案研究,无论是国际关系史的理论探索,还是档案材料的发掘和解读,对比改革开放之前,都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和提升。对于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等学科的发展和进步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具体体现在研究机构的设立、研究领域的拓展和学术交流的加深等方面。     

对近20年来美国中国“民族主义”研究中“冷战”思维范式的反思

在美国学界关于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研究中,部分学者依然延续着"冷战"思维范武。这种范式的主要特征是:思维预设上表现为强调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对立;思维理路体现为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角度考量中国"民族主义";在分析中国"民族主义"方法上采取单方面展示的策略。从本质上讲,"冷战"思维范式是西方中心思维范式的极端化,其思维根源是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以"冷战"思维范式考量当代中国"民族主义"问题给中美公众带来了相互敌视的恶性循环,而"冷战"思维范式中也凸显了美国部分学者双重标准的悖论。     

西方考古学的关键概念：context的含义分析

Context(背景)是西方考古学中的关键概念,也是考古学区别于古物学的标志。"背景"的含义十分丰富,包括考古材料的出土背景与特征,以及考古材料背后与"透物见人"研究有关的诸多关联性。"背景"的含义同西方考古学的理论范式密切相关,并随着西方考古学理论范式的革新而不断拓展。中国考古学自身的发展特征使得"背景"概念并未在实践中受到足够重视。鉴于"背景"概念的重要性,中国考古学应拓展理论范式,在理解不同范式差异的基础上,优化并整合不同范式所提炼的背景信息;深度发掘并完整公布考古材料自身的背景信息,将不同类型的材料及其背景信息进行关联,从而产生更具说服力的解释;从多个视角对同一批材料或同一个问题进行反复阐释。     

这本杂志是一所学校

我第一次接触史学理论是1986年参加在安徽歙县举行的研讨会,当时我还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工作。出版社的工作使我有机会能参加各种国别史的研讨会,虽然当时我对史学理论一窍不通,但是,觉得这个研讨会与其他的学术会议有些不同。首先,参加会议的既有中国史方面的知名学者,又有世界史方面的知名学者,让人感觉真是人才济济,声势浩大;其次,会上争论的激烈程度是我前所未见的,记得当时争论的主要问题是有没有必要专门来研究史学的理论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主见,都争着发言。当时的观点泾渭分明的分为两派,绝大多数人认为没有必要,理由是历史学是实证的科学,应该“论从史出”,所以专门研究理论问题是脱离实际的夸夸其谈。相比之下,主张有必要研究理论的一派却占劣势,虽然他们也能举出一些理由,但显然底气不足。     

“五时八教争论”考

序言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半期到七十年代前半期,日本佛教学术界,特别在天台学学者间,就‘五时八教判是否为天台大师智(岂页)亲自所说’展开了一场大的争论,这就是所谓的“五时八教争论”。日本大正大学关口真大博士认为‘五时八教判不是天台大师所说’,对于这个看法,龙谷大学佐藤哲英博士反驳他的说法,以他们二位的争论为中心,研究天台学的日本主要学者都参加了这场争论,持续了十多年。吾人认为这次争论很典型地显示了日本佛教学术界的特点,下面,我给大家介绍此争论的概要及其意义。     

约翰·加迪斯对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借鉴与批判

美国政治学家肯尼思·华尔兹在1979年出版了《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他所提出的结构现实主义学说改变了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最初十分依赖历史学的局面。历史学家约翰·加迪斯在冷战史研究中所采取的视角不仅和华尔兹多有共识之处,亦多借鉴后者的理论框架来分析问题。不过他通过对支撑结构现实主义的"科学观"的反思,对"结构"的多样性的发掘,对国际体系中能动性与差异性因素的重视,以及对伦理评判的强调而实现了对后者的批判。这一学术案例是美国外交史学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也揭示了借鉴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外交史(冷战史)的价值、意义和局限性。     

试析中国史学界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范式转移

南京大屠杀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大事件,一直为中国史学界所重视。从20世纪60年代发掘和整理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开始到目前,中国学者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范式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在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研究范式主要是带政治意义和民族主义的实证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开始转向以民族主义为原则的多种学科理论方法与实证相结合的综合研究,如运用社会心理学、国际法学、口述史学、法医学等等;当前南京大屠杀研究的范式又有新的发展趋向,即坚持科学的历史观,开始从人类文明史和和平学的视角来反思这一暴行,并注重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范式的转移将有助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深入研究。     

帝国、后帝国空间与国际秩序的重建

<正>在20世纪之前的数千年间,国际关系的演化主要体现在几十个帝国的兴衰。基辛格所推崇的"构成世界秩序基础"的威斯特伐利亚国家要么是帝国的继承者,要么是帝国裂变而来。国际关系学一直处于贾斯汀·罗森伯格所说的"政治学囚笼"之中,根源在于国际关系学是建立在主权国家这样的"类似单位"基础之上,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时间和空间失去了紧密的联系。城邦、帝国和主权国家是人类历史上普遍性